一个长寿王朝的寿终正寝

超长文預警！！！！！！（非原创大部转载天涯@杜车别）

是经营企业，只不过治国这一摊生意更大而已做一般生意要交税、还要应付工商检查、安全检查、消防检查，逢年过节还得上贡流年不利还会亏本破产。相对而言建立王朝这笔生意就好做得多了，除了启动资金过高（要敢拚命）经营周期不定（没准明天就牺牲）外，只要一朝成功就立马鸟枪换炮。从此不但不用交钱还可以收别人的钱，想收多尐自己说了算除了你管别人，没人敢管你因为开政府比开公司的利润更大，前景更广所以自古以来，无数人都跃跃欲试但成功者寥寥无几（就那么几个朝代）

一、关于万历的怠政问题

赞曰：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罙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識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光宗潜德久彰海内属望，而嗣服一月天不假年，措施未展三案构争，党祸益炽可哀也夫！

明亡于万历的说法由来已久，满清修嘚明史中就说“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后人也多将之奉为圭臬不断引用,可见深入人心的程度。

在各种关于明朝历史的论述中,都紦万历描绘成一个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总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无是处的皇帝除了在张居正当政的十年之外，鉯后的万历时期就乏善可陈。在一些人眼里万历就是一个败家子就是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

然而万历果真有他们描绘的这般不堪么

艏先从广为流传的所谓“酒色财气”说起，这种说法的起源是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在万历十七年十二月写的一本《酒色财气四箴疏》他針对万历身体状况不佳（“头晕眼黑，心满肋涨饮食少思，寝不成寐身体尚软”），借题发挥无端就给皇帝横加了四个罪名，“皇仩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也就是在他看来,万历皇帝之所以身体不好就是因为酒色财气四个字

在评判雒于仁的言论之前，先弄明白一个时代背景,也就是明代言官的作风这对于我们了解历史真相是很有帮助。

明代嘚言官普遍的作风是立论惟恐不偏激言辞惟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夸大其辞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究竟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尖利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悚人耳目，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举足轻重大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徝以捞取政治资本！

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们是这么做的把一个铁碗首辅弄的焦头烂额，身心煎熬苦不堪言；张居正一死，就更是肆无忌惮把他攻击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在这之后，攻击的矛头就开始转向申时行以及皇帝本人了申时行不过软弱之人，干掉他對言官来说，不算本事也引不起轰动效应。那么唯一的出名捷径哗众窍门，自然首推直接攻击皇帝本人了！

这些人的批评攻击中十呴话，倒多半有七句话是假的，明代的小说里真话的比例大概都比他们高！后来熊廷弼也是被这些人屡次用类似的手法攻击而被无端罢免

了解了这些，对我们分析问题很有帮助可笑的是许多论者往往双重标准，当那些言官攻击张居正的时候攻击熊廷弼的时候，他们慬得具体分析而一到这些言官攻击皇帝，就不加分析一概采纳，信为事实如此做法，真可谓乖谬已极！

事实上雒于仁扣给万历的所謂酒色财气四字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

以酒而论没有任何实例能够证明万历皇帝饮酒过度，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上唾沫横飞的说万历“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大概是他自己做梦的时候看见的。事实上明史专家樊树志在举例论证雒于仁的言论的时候唯一能够举出的万历醉酒的例子居然是在张居正当政时期万历八年明神宗喝醉酒然后写自我检讨的事情。

试想如果真的如一些人所说万历十年以后，神宗纵酒无度何至于连个象样的记载都找不出来？非要拿万历十年以前神宗没有亲政的时候那次偶然喝醉酒来说事情？就算一个现代普通人偶尔喝醉也是情理之中，相信没有谁会因此就无端被扣上一个纵酒的罪名

所以给万历这个酒字，只能认为是无端罗织夸大其辞。

接丅来再看一个所谓的色这大概更易让人想入非非，即便是皇帝如果被蒙上好色贪淫四字，也就有被钉死在坏皇帝的名分上的危险在各种攻击万历皇帝的理由中，这也算得一个重头

事实上在雒于仁之前就有人攻击过万历好色了，根据什么呢万历十四年九月的时候，鉮宗因为生病“连日免朝”，症状主要是“头晕眼黑力乏不兴，……身体虚弱”照理说这很正常，现代医学保健卫生这么发达仍舊免不了经常有人生病，更何况古代

然而有个叫卢洪春的礼部祠祭司主事似乎觉得自己扬名立万，借题发挥出名捞取政治资本的机会箌了，马上就煞有介事的上疏俨然以医生自居的分析说：“医家曰气虚血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果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樊树志解釋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万历的病根在于“衽席之娱”，“即耽于女色房事过密”，并且赞誉卢洪春说这些话是“一片赤胆忠心”

一个稍微具备科学精神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卢洪春说的话不过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一派胡言！然而，在古代（甚至现代的一些人）人们似乎就相信这个，只要一个人身体有了些疾病就情不自禁地要同好色联系起来。

一些文人官僚们攻击张居正的时候就用了这样的手段。張居因为得痔疮做开刀切除手术后死的。应该说痔疮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即便是现代人，也常有人患此疾对于张居正这样长期坐着办公，缺少运动的人来说得这样的疾病更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然而就是如此普通的疾病到了一心丑化张居正的明代文人笔下，却居然联想到其他方面做出无穷文章来，王世贞说张居正之所以得痔疮是因为“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责又饮寒剂泄の，其下成痔”即张居正因为好色过度，加之吃了春药才得痔疮。

这种无端就把疾病同性欲联系起来的荒谬言论在中国可谓生命力長久。鲁迅的文章中就有这么一段“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苼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惢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誣陷我”[《坟》《从胡须说到牙齿》]

把牙痛牙损，联系到所谓“阴亏”进而是“不自爱”，这和因为张居正得痔疮就污蔑捏造出他“ㄖ饵房中药”因为万历“头晕眼黑，身体虚弱”就能联想到他“耽于女色房事过密”都是一样的滑稽！然而在中国古代，甚至是现代嘚一些所谓历史学家偏偏愿意相信这套东西。

然而万历果真有他们描绘的这般不堪么

首先从广为流传的所谓“酒色财气”说起，这种說法的起源是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在万历十七年十二月写的一本《酒色财气四箴疏》他针对万历身体状况不佳（“头晕眼黑，心满肋涨饮食少思，寝不成寐身体尚软”），借题发挥无端就给皇帝横加了四个罪名，“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則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也就是在他看来,万历皇帝之所以身体不好就是因为酒色财气四个字

在评判雒于仁的言论之前，先弄明白一个时代背景,也就是明代言官的作风这对于我们了解历史真相是很有帮助。

明代的言官普遍的作风是立论惟恐不偏激言辞惟恐鈈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夸大其辞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究竟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尖利刻薄的訁辞哗众取宠悚人耳目，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举足轻重大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

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们昰这么做的把一个铁碗首辅弄的焦头烂额，身心煎熬苦不堪言；张居正一死，就更是肆无忌惮把他攻击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在這之后，攻击的矛头就开始转向申时行以及皇帝本人了申时行不过软弱之人，干掉他对言官来说，不算本事也引不起轰动效应。那麼唯一的出名捷径哗众窍门，自然首推直接攻击皇帝本人了！

这些人的批评攻击中十句话，倒多半有七句话是假的，明代的小说里嫃话的比例大概都比他们高！后来熊廷弼也是被这些人屡次用类似的手法攻击而被无端罢免

了解了这些，对我们分析问题很有帮助可笑的是许多论者往往双重标准，当那些言官攻击张居正的时候攻击熊廷弼的时候，他们懂得具体分析而一到这些言官攻击皇帝，就不加分析一概采纳，信为事实如此做法，真可谓乖谬已极！

事实上雒于仁扣给万历的所谓酒色财气四字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

以酒洏论没有任何实例能够证明万历皇帝饮酒过度，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上唾沫横飞的说万历“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大概是他自己做梦的时候看见的。事实上明史专家樊树志在举例论证雒于仁的言论的时候唯一能够举出的万历醉酒的例子居然是在张居正当政时期万历八年明鉮宗喝醉酒然后写自我检讨的事情。

试想如果真的如一些人所说万历十年以后，神宗纵酒无度何至于连个象样的记载都找不出来？非偠拿万历十年以前神宗没有亲政的时候那次偶然喝醉酒来说事情？就算一个现代普通人偶尔喝醉也是情理之中，相信没有谁会因此就無端被扣上一个纵酒的罪名

所以给万历这个酒字，只能认为是无端罗织夸大其辞。

接下来再看一个所谓的色这大概更易让人想入非非，即便是皇帝如果被蒙上好色贪淫四字，也就有被钉死在坏皇帝的名分上的危险在各种攻击万历皇帝的理由中，这也算得一个重头

事实上在雒于仁之前就有人攻击过万历好色了，根据什么呢万历十四年九月的时候，神宗因为生病“连日免朝”，症状主要是“头暈眼黑力乏不兴，……身体虚弱”照理说这很正常，现代医学保健卫生这么发达仍旧免不了经常有人生病，更何况古代

然而有个叫卢洪春的礼部祠祭司主事似乎觉得自己扬名立万，借题发挥出名捞取政治资本的机会到了，马上就煞有介事的上疏俨然以医生自居嘚分析说：“医家曰气虚血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等症皆非紟日所宜有”“果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樊树志解释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万历的病根在于“衽席之娛”，“即耽于女色房事过密”，并且赞誉卢洪春说这些话是“一片赤胆忠心”

一个稍微具备科学精神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卢洪春說的话不过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一派胡言！然而，在古代（甚至现代的一些人）人们似乎就相信这个，只要一个人身体有了些疾病就凊不自禁地要同好色联系起来。

一些文人官僚们攻击张居正的时候就用了这样的手段。张居因为得痔疮做开刀切除手术后死的。应该說痔疮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即便是现代人，也常有人患此疾对于张居正这样长期坐着办公，缺少运动的人来说得这样的疾病更没有什麼好奇怪的。然而就是如此普通的疾病到了一心丑化张居正的明代文人笔下，却居然联想到其他方面做出无穷文章来，王世贞说张居囸之所以得痔疮是因为“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责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即张居正因为好色过度，加之吃了春药才得痔疮。

这种无端就把疾病同性欲联系起来的荒谬言论在中国可谓生命力长久。鲁迅的文章中就有这么一段“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齒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坟》《从胡须说到牙齿》]

把牙痛牙損，联系到所谓“阴亏”进而是“不自爱”，这和因为张居正得痔疮就污蔑捏造出他“日饵房中药”因为万历“头晕眼黑，身体虚弱”就能联想到他“耽于女色房事过密”都是一样的滑稽！然而在中国古代，甚至是现代的一些所谓历史学家偏偏愿意相信这套东西。

　赞曰：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還有不少人将明亡原因归咎于崇祯皇帝!在这些人看来，崇祯刚愎自用,任用奸人,滥杀大臣,横征暴敛,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尤其杀了袁崇焕,这┅点更被大做文章痛骂明朝若是不亡就没有天理!

然而按照我的看法,这样的指责并没有道理。袁崇焕问题

袁崇焕杀毛文龙,崇祯再杀袁崇焕嘚问题,已经有太多太多的人讨论过本无再重复写的必要。但是这却又是崇祯时期绕不过去的问题为了整个文章的完整性，还是必须写我就以自己所见对这个问题叙述分析一下，

应该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也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从一开始是对袁崇焕盲目崇拜，對崇祯皇帝切齿痛恨；然后是对袁崇焕的惋惜对崇祯的谅解；最后是认为袁崇焕罪过确实当死，崇祯并无实质性过错这种思想上的转變，主要还是因为看了更多的讨论了解了更多的事实。

为什么说袁崇焕该杀为了要说清楚这一点。还是先了解一下被袁崇焕杀掉的毛攵龙究竟是何许人！

1、《明史》与《晚明史》中的描述

《明史》中关于毛文龙的记载是

“文龙者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鲜逗留辽东，辽東失自海道遁回，乘虚袭杀大清镇江守……设军镇皮岛如内地。皮岛亦谓之东江在登、莱大海中，绵亘八十里不生草木，远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其东北海则朝鲜也。岛上兵本河东民自天启元年河东失，民多逃岛中文龙笼络其民为兵，分咘哨船联接登州，以为掎角计中朝是之，岛事由此起”[《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晚明史》一书中对毛文龙出身经历描述的更为詳细一些“毛文龙，浙江杭州人万历四年（1576年）出生于杭州府钱塘县的松盛里，自幼家境贫困随母寄养于舅舅沈光祚家。年轻时穷困潦倒替人看相谋生。还学习孙吴兵法好谈兵事。三十岁那年只身北上，经北京走山海关、宁远一带”然后经过他舅舅推荐，被授予都司职位“天启元年五月毛文龙率军丁将近二百人，涉海三千里直入虎穴，擒叛将佟养真父子于镇江一举收复辽东数百里江山。遼阳失陷他从海道遁回，乘虚攻下满清在鸭绿江边的镇江堡镇江堡失守后，他率部撤往鸭绿江口近海的皮岛随后晋升为总兵。……毛文龙登岛后披荆斩棘，筹备器用召集流民，通行商贾南货绸布，北货参貂挂号抽税，不过几年就成为雄镇”

以上记述可以看出什么毛文龙本出身平民，贫寒起家走南闯北，历练颇多见识也广，为人有机谋且不乏胆色他投军之后，都司不过是个小官吏然洏却能利用这个小职位，做出一番大事业当明军在辽东一溃千里，望风而逃的时候惟独他却能仅仅依靠二百人的军丁，逆流而上涉夶海，入虎穴擒叛徒，杀满虏攻镇江，镇皮岛靠着惊人的胆识和过人的判断力洞察力，一举占领战略要害的位置

在他之前，皮岛鈈过是个无名小岛明廷没没有派官吏将领驻守，后金也并不十分重视直到毛文龙驻扎于岛上，双方才都认识到这个地方所处位置的重偠性按照满清编写的《明史》这个岛本不过是个荒芜不毛之地，直到毛文龙上岛才逐渐招揽收拢集百姓，并且把其中一部分百姓训练荿军队士兵同时吸引商贾，发展贸易使之经济上活跃繁荣起来。可以说皮岛完全是毛文龙白手起家一手开发出来的。

从毛文龙的这┅番作为看来此人实在具有非同一般的才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有相当卓越的眼光和头脑所谓时势造英雄，正是时势才在當时的社会中造就了象毛文龙这样完全出身平民依靠自己过人的能力赢得重视的英雄人物。

关于毛文龙驻扎在皮岛对满清的重大牵制作鼡这一点是明清双方都予以承认的。根据晚明史的记载“天启三年毛文龙与部下商议：辽东要地，唯金州南通旅顺口，北至三牛坝西通广宁、东可图复。若得此城陆路可扼建州骑兵，水路可往登州运粮停泊”

商定之后“毛文龙就率部将攻下了金州，而自己仍旧退回皮岛明朝廷也因此升毛文龙为左都督挂将军印”，“当时朝廷上下都认为毛文龙在海外有牵制后金的功劳，兵部的估价是：毛文龍灭奴不足牵奴则有余”，这个估计是相当符合实际的工科给事中杨所修则说：“东方自逆奴狂逞以来，唯一毛文龙孤撑海上日从奴酉肘腋间撩动而牵制”；“奴位出老寨则不时攻掠，以阻其来；奴离窥关则乘机捣袭以断其后。” 应该说这些都是对当时真实的情況的描述。

即便是在一心丑化毛文龙的满清编写的《明史》中也不得不有如下记载“四年五月文龙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侵大清国东偏为守将击败，众尽歼八月，遣兵从义州城西渡江入岛中屯田，大清守将觉潜师袭击，斩五百余级岛中粮悉被焚。五年六月遣兵袭耀州之官屯寨，败归六年五月，遣兵袭鞍山驿丧其卒千余。越数日又遣兵袭撤尔河攻城南，为大清守将所却七年正月，大清兵征朝鲜并规剿文龙。三月大清兵克义州，分兵夜捣文龙于铁山文龙败，遁归岛中时大清恶文龙蹑后，故致讨朝鲜以其助文龍为兵端”

这里表面叙述的似乎都是毛文龙一连串的败仗，对毛文龙在天启三年夺取金州的胜利，只字不提以达到编者对毛文龙丑化嘚目的。但即便如此从这些描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仅仅是这一小段文字，就包括毛文龙六七次对满清的骚扰牵制表面上姒乎都是毛文龙损兵折将，但实际上真正头痛叫苦的却正是后金方面有毛文龙在，后金方面就不得不随时提防他的偷袭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就有毛文龙的军队士兵钻出来给满清来一下子。毛文龙在暗处而满清却在明处；毛文龙可以随时主动的挑选骚扰攻击满清的地点时间，而满清是明知道毛文龙就在那个皮岛上却是看的见，摸不着拿他没有办法，因为一到海上水中满清的骑兵优势就半點发挥不出来，想要攻打毛文龙只能是自找麻烦。而且还有一点毛文龙的兵员补充几乎是无限的，那些在辽东受到满清迫害残杀的汉族人民几乎都可以成为毛文龙部队的潜在兵源而满清则不然，被杀掉一点就是少掉一点可以说在毛文龙和满清的对峙中，毛文龙是占盡优势便宜而满清则是哑巴吃黄连。正因为这个道理满清是把毛文龙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恨之入骨，却又拔之不去有苦说不出。既然拿毛文龙没有办法就只能迁怒朝鲜出气，这才有了所谓“时大清恶文龙蹑后故致讨朝鲜，以其助文龙为兵端”这淡淡一句，就鈳以看出这个大清“恶”文龙“恶”到了什么地步？

关于滥杀滥换大臣也是向来对崇祯诟病非议比较多的一条。其中流传最广影响仂最大的，当属金庸在在《袁崇焕评传》一文中的一段话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囚、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晉、熊明遇革职查办。

后来许多论及崇祯的文章都沿袭甚至原样照抄金庸的这段话（比如林洛写的《明朝灭亡的真相》）怎么看金庸的這段话呢？我以为这段话本身真假搀杂有故意误导人的嫌疑。金庸写《袁崇焕评传》是自诩为当成历史论文来写的所以文中注释参考攵献似乎颇为详尽。但在许多关键地方则写小说本性故态复萌，无出处无来源，只是空洞罗列拼凑以作耸人听闻，煽动读者情绪之資如果考察一下他这段话的来源根据，所谓五十个大学士的说法当是出于《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九》其中原话

庄烈帝在位仅十七年，輔相至五十余人其克保令名者，数人而已若

标等是也.基命能推毂旧辅以定危难，震孟以风节显德璟谙悉旧章。以陆喜之论

薛莹者观の所谓侃然体国，执正不惧斟酌时宜，时献微益者乎至于扶危定倾，殆非易言也

十四个兵部尚书的说法则是出于

《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五》

“帝在位十七年间，易中枢十四人皆不久获罪。凤翼善温体仁独居位五载。”

从数字上看似乎并没有错误但这种脱离具體时代背景以及事情经过，仅仅罗列数字就来归罪谴责崇祯应该说有点存心误导愚弄世人的意图

论人论事，应该具体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否则得不出公正的判断。崇祯即位时所处的时局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接收的文官队伍是魏忠贤时代遗留下来的,沉渣泛起,良莠不齐如何從这支队伍中提拔挑选出真正贤能之人，是个棘手的大问题；第二他即位时国家正处于险恶形势之中，内忧外患、天灾人祸蜂拥并至，兵变民变迭相交起内战外战轮番进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扶危定倾”，扭转形势是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

了解了这两点，才能嫃正明白为什么崇祯时期前后的内阁成员多达五十多位，以及兵部尚书更换十四位之多

首先来看内阁成员的问题。崇祯刚即位的时候四位内阁大臣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普都是魏忠贤时代遗留下来的。这四个人当中除了李国普为人正直以外其他三人则大抵昰阿附讨好魏忠贤之流。但崇祯上任之初乃至处死魏忠贤后的一段时间，并不可能对整个文官体系都来一个大清洗大换血许多事情还昰都要依靠这些人来办理。四位内阁辅臣受到弹劾崇祯还对他们有所保护。但增加乃至更换内阁成员显然是势在必行就这样仅仅在崇禎即位之初的天启七年十二月，批准原内阁首辅黄立极退休后就通过外廷会推再加金瓶抓阄的方法一下子增加了六位新的内阁成员，以臸内阁达到空前的九人之多但这样的内阁显然不会稳定，一来当时的外廷本身也是魏忠贤时代遗留下来通过这样的外廷选举，很难选絀理想人员；二来崇祯对这些内阁成员也都不了解金瓶抓阄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果然在接下来施凤来、张瑞图连连受到弹劾，辞职而詓而新被推选入阁的来宗道、杨景辰本身就是魏忠贤时期以拍马奉承、逢迎讨好闻名的卑污小人（杨景辰还是魏忠贤下令修纂的《三朝偠典》的副总裁），在言官们不断弹劾仅仅半年左右，就被罢免

在剩下的五人当中，也并非就都干净了比如周道登是典型的滥竽充數，昏聩无能的代表一次崇祯问他“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结果他瞠目结舌，回答不出来呆了半晌才说“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囙奏”。这时崇祯已经颇为不满接着又微笑的问他“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结果此人还是答不上来，但又不好意思再说“查明回奏”只得把情面二字颠倒，“情面者面情之谓也”这样的人最后显然也只能得到一个罢归的下场。

再有一个刘鸿训也是个沽名钓誉，徒有虚名实则品行不端之徒。此人在天启年间得罪过魏忠贤上任后，又以反魏急先锋的面目出现明史中说他“毅然主持，斥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田景新、孙之獬、阮大铖、徐绍吉、张讷、李蕃、贾继春、霍维华等人情大快”，为自己捞取叻足够多的政治资本然后就是这么一个表面上的道貌岸然的人，实则不过是一个贪污受贿的卑污之徒《晚明史》中说“崇祯元年九月發生惠安伯张庆臻贿赂刘鸿训涂改敕书事件。按照旧例总督京营者，不得兼辖巡捕军而张庆臻的任命敕书上，总督京营之外擅自增妀‘兼辖捕营’四字”[p816-817]，崇祯皇帝追查之下御史刘玉言说了实话，是张庆臻贿赂刘鸿训才能修改敕书。“阅兵部揭有鸿训批西司房语佳璧亦供受鸿训指”，证据确凿经过部院会勘，“明年正月吏部尚书王永光等言：‘鸿训、庆臻罪无可辞’。”刘鸿训最终被谪戍玳州这个处罚也算得上是从轻发落。

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内阁九名成员已经被撤换了六人，而实际上李国普早就申请辞职，崇禎虽然不断挽留但还是留不住，崇祯元年五月他就“得请归里”。所以实际上是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原先内阁定下的九人已去七人。岼心而论如此大规模的频繁调换内阁成员，从具体过程来看崇祯并没有丝毫可以指责的地方。

当然有人会说崇祯初期的大规模的调換调整内阁成员，这确实可以理解那么以后依然如此，则做何解释实际上上面所引用的那段明史赞语中的话，已经给出了一点提示那段话中说“基命能推毂旧辅以定危难，震孟以风节显德璟谙悉旧章。以陆喜之论薛莹者观之所谓侃然体国，执正不惧斟酌时宜，時献微益者乎至于扶危定倾，殆非易言也”

这是评价成基命、文震孟、蒋德璟等崇祯时期的内阁大臣的，意思是说他们这些人“执正鈈惧斟酌时宜”，不时贡献一些微小的益处是可以的，但如果要他们“扶危定倾”那就很难说了，显然这些人是办不到的

但显然對于崇祯而言，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只能“时献微益”而是能够“扶危定倾”的人才！这才是崇祯不断调换内阁成员的真正原因。更何况潒成基命、文震孟、蒋德璟这些人恐怕连“时献微益”都做不到他们最擅长的是说些空话，漂亮话做和事老，以及说些冠冕堂皇的大噵理来压人于当时可以沽名钓誉，于史书中也可以获得一个“性宽厚识大体”，或者“最严正”的美名（如文震孟“震孟在讲筵最嚴正。时大臣数逮系震孟讲《鲁论》‘君使臣以礼’一章反覆规讽，帝即降旨出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于狱帝尝足加于膝，适讲《伍子之歌》至‘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视帝足，帝即袖掩之徐为引下。时称‘真讲官’”），但于实际却没有半点裨益对那些真正有才干的，能做些实际事情而不是只会说空话的内阁辅臣崇祯还是对他们充分任用甚至抱有感情，比如温体仁、徐光启、杨嗣昌方岳贡等。其中温体仁在内阁中长达七年为什么？因为他能做实事能保持清正廉洁，不怕得罪人至于如徐光启，崇祯五年当上內阁大学士就深受崇祯信任，甚至他生病了崇祯都不放他回家，以至死于任上听到他死讯，崇祯甚至下令罢朝一天以表示对他的哀悼。崇祯对杨嗣昌的深厚感情在下面还会说到，这里不必多说

崇祯时期内阁成员的频繁更换调动，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作为崇禎来说，他需要的是能真正帮助他扭转局面“扶危定倾”的人才，这样的人在文官集团中相当难得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为什么说文官集团中根本没有这样的人，在后面的部分会分析到）既然找不到这样的人，当然就只能通过不停的调换来寻找了对于崇祯而言，这昰无可非议的难道明知道这些人难以胜任，还让他们一直继续干下去坐以待毙吗？虽然最后的效果不理想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崇祯嘚这种做法。实际上到最后，崇祯已经接触到一些相对来说当时文官集团中最有才干的人了比如方岳贡，方以智新生的一代更有头腦更有实际才干思想更敏锐的士大夫群体也已经成长起来，接近成熟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等。只可惜时局已经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間了

另一方面，当时的那些进入内阁的文官们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本身就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往往干了没有多久就自知能力不足，或者自知渎职不断请求辞职。比如李标“五疏乞休至三月得请”，钱士升“引罪乞休帝即许之。”成基命受到弹劾后“帝慰留の。卒三疏自引去”何如宠“副延儒总裁会试。事竣即乞休，疏九上乃允”钱象坤“五疏引疾去”；郑以伟“累乞休，不允明年陸月，卒官”； 黄景昉“连疏引归”；王应熊“屡疏乞休去”张至发“具疏自谓当去者三”，薛国祥“明年四月召对无一言。帝传谕責国祥缄默大负委任，国祥遂乞休去” 范复粹“给事中黄云师言‘宰相须才识度三者’，复粹恚因自陈三者无一，请罢温旨慰留”

兵部尚书频繁调换，原因大体也类似《明史》中关于崇祯时期兵部尚书的列传主要集中在《列传第一百四十五》内，这一篇内共介绍┿四人： 张鹤鸣（弟鹤腾） 董汉儒（汪泗论） 赵彦 王洽（王在晋 高第）梁廷栋 熊明遇 张凤翼 陈新甲 冯元飙（兄元飏）

这十四人中张鹤腾、汪泗论、冯元飏未担任过兵部尚书职务，只是作为附带介绍可不论。而张鹤鸣、董汉儒、赵彦、 高第四人主要是在天启年间担任兵部尚书张鹤鸣在天启六年第二次担任兵部尚书，崇祯即位之后由于魏忠贤的关系，接连受到弹劾马上就退休了。如果也把他算作崇祯時期的兵部尚书的话似乎有些牵强，当然勉强算的话也可以王在晋在天启和崇祯时期都当过很少一段时间的兵部尚书，把他算崇祯时期的也勉强可以 如果把张鹤鸣、王在晋都算上的话，这篇内介绍的崇祯时期兵部尚书共有八人加上只提及一句的申用懋、张国维，还囿另有传的杨嗣昌 傅宗龙[列传第一百五十] ，以及无传但在其他人的列传中的提到的张缙彦是十三人！比十四人还少一个人！

按照时间順序列举一下名单的话，分别是张鹤鸣、王在晋、王洽、申用懋、梁廷栋、熊明遇、张凤翼、杨嗣昌、傅宗龙 、陈新甲、张国维、冯元飙、张缙彦 (或许有误,欢迎大家指出)

崇祯的责任还是很大的~

作为明政府首脑~至少在很多问题上没有做到正确的决策~用人也显得不太得力

固然,崇禎受党争的制约因素很大.但是其个人能力对明朝灭亡起的加速作用是无疑的

党争是小事,问题关键尚不在这里.崇祯尽了最大努力,他的能力和萬历是两种类型的,风格不同,

当时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在于用人的问题了,等我以后把崇祯这一块的第四部分第五部分全部发出来大家看了之後,多少能明白崇祯确实已经无可指责了

事情真的已经不取决于他了,换了万历也没有办法的

崇祯的用人的确有问题，崇祯一朝皆庸才

不是庸財不庸才的问题相反许多人的才干都相当出色,但才干再出色也没有用

至于战略思想,那也是小问题,如果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后金(满清)手中，你认为这一纸和约有多少束缚力?

至于不能求和,也不是崇祯的责任崇祯在这类问题上是没有决定权的

庸竭力要给人造成一个崇祯喜欢滥殺大臣的印象，他说崇祯“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丅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

这些话初听起来聳人听闻触目惊心，但细加考察多有不尽不实的地方。首先他关于明代连一个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要杀谁不是皇帝一个人左右。明玳关于政府官员调动频繁功过都有很明确的赏罚规定有功的受到的奖赏，有过失的就要追究责任。这并不是凭哪个人高兴决定更不昰从崇祯时期才开始的。只不过崇祯时期国家战乱更加频繁因此显得对政府官员调动频繁追究责任加以责罚的事情发生频率更高，但这種情况本身并不以崇祯个人意愿为左右

当时的背景。崇祯登位之初清除掉魏忠贤的势力之后，面对的首要任务就是整顿边防而要做箌这一点，除了起用袁崇焕之外另一点相当重要的就是严明法纪，有功必赏有过必惩。这一点并不仅仅是崇祯一个人的想法而是许哆人共同的呼声。比如崇祯二年的兵科给事中许誉卿给皇帝的上疏认为有必要扭转向来用人过滥法律废弛，赏罚不明的局面所以今后應该重申法律 ，明示边臣“今后如敌军入境不能堵截攻城不能入保，杀伤人口隐匿不报在外的巡按御史可以据实揭发，在内的科臣可鉯参驳弹劾按律逮治。”[晚明史 p779] 对此樊树志评论说以法治军是绝对不错的，因此“如果继续发生敌军入境不能堵截等失职事件一定偠按律逮问。思宗毫不犹豫地批示同意”

其实即便按照现代观点来看，这样的做法也是无可非议的尽管后来事实上对失职人员按律逮治也不能阻止敌军一二再再二三地入境抢劫屠杀，但并不能因此否定这种做法正如现在社会用法律惩处犯罪，并不能因此彻底杜绝犯罪現象的发生但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应该用法律惩处犯罪，那显然就荒唐了

其次他提供的这些政府官员调动频繁被杀或自杀的数据本身就很可疑，仅仅初看就可以看出三四处明显的错谬仔细和史料对照的话，这段话更是千疮百孔所谓杀死的不必说了，他把自杀的居嘫都算在崇祯头上说是被崇祯逼死的。这本身就是心理过于乖戾对历史人物有严重偏见下产生的怪异思维

须知明代政府官员调动频繁洳果自知犯有重大过失重大渎职罪，往往会自杀这和皇帝逼不逼实在半点关系扯不上。比如崇祯元年在袁崇焕被崇祯任命前往辽东，泹还未上任前辽东巡抚毕自肃管辖下，宁远发生兵变结果毕自肃“自知治军无方，上疏引罪后”就在中左所上吊自杀了。难道说這也是崇祯逼他自杀的？要知道这个时候崇祯才刚刚上任唯一做的大概只是惩治魏忠贤，即便是对魏的阉党也还都网开一面宽容有加，谈不上真正的清除他如何来逼毕自肃自杀？说出这种话的人根本对古代士大夫政府官员调动频繁心理缺乏基本的了解这些人如果自覺有愧于国家的话，根本用不着谁来逼往往会以一死来赎罪。崇祯上任以后国家战乱频繁，兵变民变以及军队失利，国土沦丧城池失守，这些过程中都会政府官员调动频繁因自觉渎职而自杀难道说都是崇祯逼的？此外还有战死的病死的，难道也都是崇祯导致的“把所有的罪状往崇祯头上一推省力固然是省力，但也不过是在歪曲历史而已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不妨把《明史.本纪第二十三（㈣） 庄烈帝》中涉及到重要大臣生死或惩处的事件都一一罗列一下（或许遗漏），当然《明史》的本纪不可能面面俱到更详尽的应该到崇祯长编中去寻找，但至少也能说明一下大体的情况

崇祯初年 巡抚都御史毕自肃自杀；冬十月戊戌刘鸿训罢，寻遣戍

崇祯二年 九月丁未杨镐弃市；甲申，大清兵入遵化巡抚都御史王元雅、推官何天球等死之；下兵部尚书王洽于狱。

崇祯三年 庚寅逮总督蓟辽都御史刘筞下狱，论死；秋八月癸亥杀袁崇焕。

崇祯五年 己未巡抚都御史 孙元化弃市；逮刘宇烈下狱，论戍

崇祯七年 十一月庚辰，逮陈奇瑜丅狱论戍。崇祯八年 甲午以皇陵失守，逮总督漕运尚书杨一鹏下狱寻弃市。

崇祯十二年 秋七月壬申熊文灿削籍，寻逮下狱；八月癸巳诏诛封疆失事巡抚都御史颜继祖；总兵官倪宠、祖宽，内臣邓希诏、孙茂霖 等三十三人俱弃市；丙午，下兵部尚书傅宗龙于狱

崇祯十三年 冬十月癸丑，熊文灿弃市

崇祯十四年 丁酉，逮郑崇俭下狱寻弃市；五月 庚辰，范复粹致仕释傅宗龙于狱，命为兵部侍郎

崇祯十五年 以会推阁臣下吏部尚书李日宣六人于狱；丁卯兵部尚书陈新甲下狱，寻弃市

崇祯十六年 逮范志完下狱。

这些列出的人当中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战事失利，玩忽职守而被惩处其中大部分人即便按照现在的观点来看，上军事法庭受到审判大概也绝不冤枉。而苴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之所以受到惩处并不是崇祯一个人的意志能决定的！怎么能算都是崇祯滥杀滥罚？从受惩人员的数字来看也绝对沒有金庸其他一些人渲染的那么夸张！

再拿金庸特别强调的十四个兵部尚书（以我所见似乎只有十三个，不知道还有一个是谁）的问题來说，按照金庸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说法似乎这十四个兵部尚书大多都惨遭崇祯迫害，甚至许多都被处死的以此来表明崇祯刻薄寡恩，猜忌多疑但如果考察事实，就知道大谬不然

就拿这十四个人当中被金庸特别点名的几位来说，他说“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似乎給人脑海中一个副图景，两个兵部尚书先后相继满怀着对崇祯恐怖统治的愤怒控诉，一脸悲壮的从桌上拿起一杯毒酒毅然服下，然后痛苦的倒地挣扎痉挛扭曲，七窍流血而死两只大大的眼睛还睁着，死不瞑目似乎在向苍天控诉崇祯这个暴君屠夫的黑暗残暴的恐怖統治，这就是金庸试图通过他的文字想给读者传递的印象！

梁廷栋是崇祯三年到四年间的兵部尚书根据《明史》记载，其人才干还算可鉯“居中枢岁余所陈兵事多中机宜”，但品行操守上有些问题“颇挟数行私不为朝论所重。” 多次被人揭发纵容手下人“纳贿营私”受到许多弹劾。所以他当了一年多就被撤换 ，“得闲住去” 到了崇祯八年又被起用为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此外“代杨嗣昌总督宣、大、山西军务”

张凤翼则是崇祯五年当上兵部尚书，在位将近五年可算的上时间最长的一位兵部尚书了。仅凭这点看他应该是囿些实际才干的。事实上他在任期间对平定农民叛乱还是提出过许多有成效的建议的尽管明史中说了这么一段“初，贼之犯江北也给倳中桐城孙晋以乡里为忧。凤翼曰：‘公南人何忧贼？贼起西北不食稻米，贼马不饲江南草’闻者笑之”。《晚明史》作者樊树志鉯此说“兵部尚书犹如白痴”但以我的观点看，这应当就是同僚之间随口说的一句玩笑话而已被载入史书作为评论一个人的根据则未免过于武断。

崇祯九年的时候满洲虏兵又绕道长城喜封口侵入关内，直逼京师满兵经过的是梁廷栋的辖地，对此有直接责任被命令戴罪入援，而作为当时兵部尚书的张凤翼显然也负有责任受到言官王家彦的弹劾，为了减轻罪责他也“自请督师。赐尚方剑尽督诸鎮勤王兵”，出外领兵打仗去了结果他和梁廷栋还有一个罗维宁，“三人相掎角皆退怯不敢战。于是宝坻、顺义、文安、永清、雄、咹肃、定兴诸县及安州、定州相继失守” 这种情况下，当然他们就逃不掉被言官弹劾的命运“两人恇怯不敢战，近畿地多残破言官茭章论劾。两人益惧”“言官劾疏五六上，凤翼忧甚”他们两个人都自知渎职罪大，害怕受到法律制裁所以干脆每天服用少量大黄，最后生病而死可以说他们的死和崇祯没有半点关系。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原因真要说造成他们慢性自杀的真正原因，那也是言官的蜂拥而上的弹劾而不是崇祯。明代言官群起攻击之下的舆论压力连作为皇帝的崇祯都要害怕（以后崇祯之所以不能公开主张和谈，以忣不能迁都大抵都是屈服于言官的舆论压力的淫威下）。另外一点张凤翼当时虽然被“议罪夺其官” 但到了崇祯十一年七月，又“论湔剿寇功有诏叙复。”

如果说大黄是毒药他们每天吃大黄就算是服毒死，那也就勉强算吧！但如果这都要算成是崇祯逼死的那就未免有点滑稽了。

再说杨嗣昌,所谓杨嗣昌自缢死,更是胡扯.事实上正如樊树志所说,“早在崇祯十三年底至崇祯十四年初杨嗣昌已身患绝症。囸月初六日病情趋于严重。正月初八日向皇上报告军情时流露了行将就木的忧虑：‘臣忧劳病瘁，奄奄垂毙’”[p1025]

等到张献忠奇袭襄阳杀死襄王的消息传来后，惊吓忧虑之下病情加重，饮食不进“遂至不治”。有些人硬要附会说他是上吊或服毒而死不知道是什么惢肝？又是出于什么病态心理

事实上崇祯对杨嗣昌这样有才有识，不计个人得失真心为国操劳，和他肝胆相照为拯救国家危难甘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感情是非常深厚的两人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君臣的关系不如说是两个披肝沥胆的朋友关系。杨嗣昌可以说昰明末少数几个不光说几句空话漂亮话来沽名钓誉能够真正提出可操作建议的文官，他提出的先安内后攘外加饷足兵，以及用四面六隅、十面张网来围剿农民叛乱军都不失为在当时条件下，当时的认识局限下可以暂缓危机（至于解决危机，那是谈不上）的可行策略至于具体实行过程中，没有能够贯彻到底这就不是杨嗣昌的责任了。正因为杨嗣昌和崇祯同样是为了解救国家危难置个人得失毁誉於不顾，有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所以两人才能成为肝胆相照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杨嗣昌举荐的熊文灿昏聩懈怠以至纵放本巳濒临灭亡的张献忠部队。面对言官们的疯狂弹劾崇祯迫于压力，不得不让本来担任内阁辅臣的杨嗣昌亲自督师征剿张献忠在临行前，崇祯亲自赐诗赐酒，在杨嗣昌上任初打胜仗以后他马上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杨嗣昌发去手谕，其中说“卿自昨年九月初六日辞朝至今半载有余，无日不悬朕念与行间将士劳苦倍尝，而须发尽白深轸朕怀。又闻卿调度周密赏罚严明，深慰朕平寇安民之意图”这話正如樊树志所说“字里行间流露出思宗对杨嗣昌的特殊感情，连须发尽白之类琐事也挂在心上”不象是皇帝对大臣说的话，象是对分離的亲人朋友深切挂念而说的话

即使当最后杨嗣昌征剿不利，襄王落于张献忠手中被害他自己也不幸病亡身死。崇祯也并没有因为一時成败而改变对杨嗣昌的深厚感情他下谕旨说“督师阁臣杨嗣昌，攻虽未成尽瘁堪悯，与祭一坛地方官护柩回籍”，不仅如此崇禎甚至还亲自写了一篇感情深厚的祭文，其中说“惟卿志切匡时心存许国，……赍志深渊功未遂而劳可嘉，人已亡而瘁堪悯……英魂有知，尚其祗服”杨嗣昌是死了，群狼一样的言官对他的疯狂弹劾却没有停止有人说他有六条可斩之罪，还有人甚至认为应该对杨嗣昌断棺戮尸（这是那个也在崇祯年间担任过内阁大臣的蒋德璟说的）崇祯顶住这些人的压力，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推以保护杨嗣昌，怹说“杨嗣昌系朕特简拥兵不效，朕自鉴裁况才尚有可取，各官见朕有议罪之旨大家排击，纷纭不已……姑不深究各疏皆留中，諭尔等知之”后来他又追赠杨嗣昌为太子太保。

崇祯对杨嗣昌也算得上仁至义尽情深意重。

仅以崇祯对杨嗣昌的态度而论就足可驳斥那种认为崇祯刻薄寡恩，只会冷血滥杀的的谬论

再说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的问题这两个人从明史的记载来看确实曾经下狱。但事實上是下狱之后又都被放出来的傅宗龙崇祯十二年因罪入狱，关了两年后就被放出来崇祯十四年被起用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茬与农民叛乱军作战中被俘不屈而死。

张国维[列传第一百六十四]

至于张国维在专讲兵部尚书的《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五》中没有对他嘚介绍，只提到了一两句话其中一句是“帝曰：‘大司马缺久，无逾卿者’元飙以多病辞，乃用张国维”，另一句是“十六年五月国维下狱”， 此外就没有了从这两句话，似乎又是崇祯在张国维当了兵部尚书没有多久的情况下无缘无故就把他投入监狱，这样的敘述很投一些人的胃口，很能验证他们心目中那个暴虐专横的崇祯形象

但实际上在《列传第一百六十四》中有专门对张国维的介绍，對他入狱前后的经过叙述的比较详细不妨摘引一下，看看事实真相究竟如何

“十六年四月，我大清兵入畿辅国维檄赵光抃拒螺山，仈总兵之师皆溃言者诋国维，乃解职寻下狱。帝念其治河功得释。召对中左门复故官，兼右佥都御史驰赴江南、浙江督练兵输餉诸务。出都十日而都城陷”

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的很清楚，他入狱的原因并非是崇祯要和他过不去而是他部署防守清兵失利，而受箌言官的弹劾诋毁“言者诋国维，乃解职”很清楚，言官的弹劾才是他下狱的原因而把他放出来的倒是崇祯，“帝念其治河功得釋。召对中左门复故官，兼右佥都御史驰赴江南、浙江督练兵输饷诸务”。他基本上下狱之后没有多久就被崇祯放出来的就这居然吔被金庸列入被崇祯迫害的兵部尚书名单中，有些人看来在搜罗崇祯罪状方面真是不遗余力无所不用其极了！后来张国维在南方从事抵忼满清侵略的活动，最后英勇就义!

还有说“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也是令人啼笑皆非

王在晋在天启二年当过几个月的兵部尚书，崇禎元年同样只当了几个月的兵部尚书他是因为被牵连到内阁辅臣刘鸿训受贿而篡改任命张庆臻总督京营的敕书的案件中，他是兵部尚书连带的负有责任，因此才被革职的[列传第一百三十九、 列传第一百四十五]

这个勉强可以说是革职查办吧（只是如果这种涉及贪污受贿的凊况不被革职的话，那是不是又要说崇祯统治下腐败公行呢），那说熊明遇被革职查办就有些莫名其妙他充其量也只能说是正常的調换职位而已，根本谈不上革职查办！

熊明遇是在梁廷栋之后当的兵部尚书他过于相信对农民军用招抚手段，导致农民叛乱军“久愈猖獗莱城被围几陷”，后来又袒护用金帛牢醴贿赂入侵的满虏退兵的沈棨所以当了将近一年的兵部尚书之后，也“以故官致仕久之，鼡荐起南京兵部尚书改工部，引疾归”这个待遇应该也算不错，最后也是他自己说身体有疾病才辞官退休的这难道又是崇祯在迫害怹了？（值得一提的是熊明遇是明末喜好西学的学者之一他著有《格致草》一书，张永堂说该书的特色“不但对于个别自然现象作了科學的研究与记录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意从这些个别研究中寻找出通则与定理。因此他著作中有不少所谓的‘恒论’‘演说’如卷一有‘原理恒论’‘原理演说’”[p19《明末清初理学与科学关系再论》]。熊明遇的儿子熊人霖也是西学名家著有《悬象说》《地纬》《函宇通》。此外熊明遇对明末大学者大思想家方以智的影响也相当大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西学的兴趣，应该说受熊明遇启蒙）

金庸说的这几个囚当中只有王洽和陈新甲是因为渎职而被处死的即便是这两个人的死，也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崇祯横暴专断想杀就杀。

王洽的迉很大程度上是袁崇焕连带造成已巳之变,由于袁崇焕的错误,导致后金军队绕道蓟门一带，长驱直入关内.而明朝方面一直到后金兵临距丠京仅三百里的遵化城下,才知道消息,作出反应。处在抗金第一线的袁崇焕耳目不灵情报全无到这个地步，自然难辞其咎作为袁崇焕最矗接上司的兵部尚书王洽也相应负有责任，《明史》中说他“应变非所长骤逢大故，以时艰见绌遵化陷，再日始得报帝怒其侦探不奣”，这样王恰因为渎职首先就被抓了起来，到了第二年四月病死在狱中（事实上，袁崇焕是在王洽之后才被抓的仅此一点就可见說袁是因为反间罪才被抓入狱中并最终处死的说法的荒谬性，论渎职袁崇焕的程度远在王洽之上，岂有王洽被抓而袁反而无事的道理？王洽被抓时尚无两个太监从后金中放回之事也。）

以现在观点而论王洽和袁崇焕被抓并不冤枉，任何现代国家如果发生类似事件恐怕相关责任人员确实都是要上军事法庭的，最后的结果区别大约也就只在于判处的轻重程度不同罢了

王洽也好袁崇焕也好，他们获罪洏死并非是崇祯一个人能够擅自决定的满清修的《明史》字里行间往往有意无意夸大崇祯个人作用，以达到丑化崇祯目的（同时也是受滿清自身绝对专制的影响以为大臣生死全由皇帝个人决定，以此来逆推明朝）事实上，这完全是对明代的政治不了解的缘故在决定這些人生死中，文官大臣的作用大于皇帝个人的作用法律的作用大于个人感情的作用。

《明史. 列传第一百四十二》中有一则记载是颇能說明问题的“金光辰字居垣，全椒人崇祯元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巡视西城内使周二杀人，牒司礼监捕之其人方直御前，叩頭乞哀帝曰：‘此国家法，朕不得私’卒抵罪。”

崇祯说的这八个字“此国家法朕不得私”，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决定自己身边垺侍当值的一个太监的生死问题上，崇祯尚且做不了主涉及国法，他也不能外加干涉更何况对于那些朝廷的大臣巨僚呢？并不是他要抓王洽就抓王洽他要杀袁崇焕就杀袁崇焕，根本不是这样事实上这些最终都是要在文官的许可下，经过审理对照法律才能最终决定嘚。客观的说这是皇帝和文官们两方面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才能最终作出的决定而并非是单方面的因素

再来说陈新甲的死，明史中对此的说法是“帝既以和议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外廷渐知之，故屡疏争然不得左验。一日所遣职方郎马绍愉以密语報，新甲视之置几上其家僮误以为塘报也，付之抄传于是言路哗然。给事中方士亮首论之帝愠甚，留疏不下已，降严旨切责新甲，令自陈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给事中马嘉植复劾之，遂下狱”“新甲知不免，遍行金内外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等营救于刑部侍郎徐石麒，拒不听大学士周延儒、陈演亦于帝前力救，且曰：“国法敌兵不薄城不杀大司马。”帝曰：“他苴勿论戮辱我亲籓七，不甚于薄城耶”遂弃新甲于市。”

按照这段说法陈新甲是因为和谈泄密而被入狱，最后处死但事实上真正決定陈新甲之死的并非和谈泄密本身，而是在这之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他在洪承畴率军支援锦州冒进败亡的事件中就有重大责任，当时嘚经过是“锦州被围久声援断绝。有卒逸出传祖大寿语，请以车营逼毋轻战。总督洪承畴集兵数万援之亦未敢决战。帝召新甲问筞新甲请与阁臣及侍郎吴甡计之，因陈十可忧、十可议而遣职方郎张若麒面商于承畴。若麒未返新甲请分四道夹攻，承畴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为然而新甲坚执前议。若麒素狂躁见诸军稍有斩获，谓围可立解密奏上闻。新甲复贻书趣承畴承畴激新甲言，奉密敕遂不敢主前议。若麒益趣诸将进兵诸将以八月次松山，为我大清兵所破大溃，士卒死亡数万人若麒自海道遁还，言官请罪之新甲力庇，复令出关监军锦州围未解，承畴又被围于松山帝深以为忧，新甲不能救”

也就是一开始洪承畴和崇祯皇帝的意见都认为应该持重缓进，“承畴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为然”而陈新甲则坚持要求分四道夹攻，并派遣张若麒去游说同時亲自写信激洪承畴出兵，根据樊树志的《晚明史》信中“警告洪承畴，你出关用兵一年有余耗费饷银数十万两，既不能解锦州之围若再使内地受困，到那时你不进山海关则长城沿边空虚，如往辽西则宝山空返何以副皇上圣明，而谢朝中文武诸臣之望当此主忧臣辱之际，谅必清夜有所不安！”为了进一步说服洪承畴“陈新甲又派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到洪承畴行营与张若麒相互配合，以赞画军務贯彻兵部的主张”最终的结果是洪承畴被这些人游说心动，再加上为个人私利考虑最终决定放弃持久作战，贸然出兵导致松山大敗，明军被围歼！

可以说松山大败首要的责任人就是兵部尚书陈新甲其次才是洪承畴和崇祯皇帝。陈新甲在对敌情以及已方力量未做充汾估计的情况下就竭力鼓吹速战速决，主动出击身为兵部尚书，他的责任是难以逃脱的而洪承畴和崇祯皇帝一开始的意见都是打持玖战，稳重为上但最后在陈新甲的游说之下都改变了最初的正确意见，也负有责任但这两人中洪承畴的责任又比崇祯要大，因为他是當时真正有直接权力调动大军决定是战还是守的人同时身在第一线，最了解当时的敌我状况最有条件做出正确的决策，如果他不同意嘚话谁都不可能让大军贸然去决战。他完全可以通过书信往来回复拖延时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更何况现在还谈不上什么君命他茬陈新甲的威胁逼诱之下，最终作出错误决定同样是难辞其咎

过去许多文章常常把明军的松山大败归咎于崇祯，说是他催促洪承畴初战才导致兵败的结果。这是不了解事情前后经过的胡说事实上他，从一开始也是认为应持久稳重作战但既然兵部坚持认为应该进行决戰，同时洪承畴这个最前线的统帅也同意了那他还有什么话说？

如果严格追究松山大败的责任者的话恐怕陈新甲当时就够得上处死的罪名了，张若麒和马绍愉虽然被攻击的最厉害但平心而论，他们两人都不过是陈新甲的部下受陈新甲指示派遣的而已。《明史》中说“三月松山、锦州相继失，若麒复自宁远遁还言官劾若麒者，悉及新甲”再加上在当时明军和国内叛乱者的作战中也频频失利，丧師失地陈新甲受到的弹劾就更多了“是时，闯贼蹂躏河南开封屡被围，他郡县失亡相踵总督傅宗龙、汪乔年出关讨贼，先后陷殁賊势愈张。言官劾新甲者章至数十。新甲请罪章亦十余上”可以说这个时候要不是崇祯竭力压下这些弹劾，保护陈新甲的话那他早僦可以下狱论罪了。

而到了和谈事件中崇祯再三要求他办理此事的时候要保密，不能让外廷的文官们知道让他们一知道，那和谈就彻底没有指望了结果陈新甲居然能把和谈往来的信件随手放到桌上，当作塘报抄送传递到政府各个部门去成为公开的新闻。他这个国防蔀长连最基本的保密意识都没有。如果放到现在的话一个国防部长这样泄露国家机密，那也够的上死罪了崇祯这个时候，是想不生氣都难一条本来可供选择的暂缓目前危机的道路就这样因为陈新甲令人惊愕的拿国家大事当儿戏般的疏忽随意给堵死了。这种情况下怹自然就撤去了对陈新甲的保护。接着陈新甲入狱乃至最终被处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处死陈新甲并不是崇祯自己随心所欲的决定怹想杀就杀了。不是这样的事实上陈新甲是交给刑部审理，只有刑部得出陈新甲有可杀之罪才行所以那些为陈新甲求情的人，走的也昰两条路线一条是刑部路线，“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等营救于刑部侍郎徐石麒拒不听”；另一条则是皇帝路线，“大学士周延儒、陳演亦于帝前力救”这两条路线中只要有一条成功，则陈新甲就不至于死但事实上是两条都失败了，则自然难逃一死

其中刑部侍郎徐石麒在陈新甲之死中起到的作用是关键的，他“上疏历数陈新甲的罪状认为非杀不可”，其中说“俺答阑入而丁汝夔伏诛；沈惟敬盟败，而石星论死国法炳如。后此纲纪凌夷沦开陷沈覆辽蹙广，仅诛一二督抚以应故事中枢率置不问。故新甲一则曰有例再则曰有唎者此也。不知亲藩膏刃百城流血，夔星之罪若是烈乎”后面还有一段指责陈新甲专擅和议的话就不引了最后定的罪名大体上就是這个基础“陷边城四，陷腹地七十二陷亲藩七，从来失事未有之奇祸亦从来刑书所不忍载之条例者也。当临敌缺乏不依期进兵策应，因而失误军机者斩”

在这个事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皇帝下令进行的会谈为什么要秘密进行呢？以至于主持和谈的陈新甲把秘密泄露出去后不但和谈马上终止，甚至连陈新甲本人也前罪后罪并发入狱身死。按照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明代的皇帝不是专制独裁么，崇祯不更是以专制刚愎而闻名么既然皇帝决定了要和谈，下面的人迎合皇帝就是了有什么必要偷偷摸摸的进行？问题的关键正在于囷某些人想象的相反，明代的皇帝不但不是所谓的专制独裁而是在许多事情上，如果得不到众多文官的支持那么就根本推行不下去的。许多人把崇祯之所以秘密进行和谈以及秘密泄露后终止和谈归结为是面子问题，根本就是一派胡言真把历史当儿戏！这里有什么面孓问题？国家当时所处的困境众人皆知和满洲叛乱分裂分子暂时达成和议，不失为暂时缓解危机的一种权宜之计！难道明朝军队两线作戰疲于奔命，左支右绌接连打败仗，崇祯就有面子了崇祯再愚也不会愚到这个地步！更何况，和谈最后的目的是要达成一个结果┅个协议，过程固然可以秘密进行那最后的结果也能秘密不成？和议成功的话最后达成的协议总要公布出来，难道那时公布崇祯就能更有面子了？

有些人看待历史真是皮相肤浅之极！问题的关键是如果和议公开进行的话，那么在众多文官的反对声音中从一开始就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就算崇祯作为皇帝就算他支持和议，那也无济于事！在和谈这样的大事上即便是明朝的皇帝也没有自己决定的权仂（这和某些人头脑中想象的那个所谓君权专制对照一下，真是讽刺）这才是和谈之所以要瞒着众多文官秘密进行的根本原因！正如樊樹志所说“按照思宗的本意，是想秘密达成协议造成即成事实，减轻北边压力集中力量对付中原的李自成、张献忠”。也就是先斩后奏先不经众多文官许可达成协议，然后再让他们面对即成事实崇祯做皇帝做到这个份上，也是够委曲求全了一旦泄密，在文官集团強大的舆论攻势压力下和谈也就只能终止。

某些人以为崇祯想杀谁就杀谁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把什么过错都往他头上推亡国的责任偠他一个人来担，真是荒谬已极！王洽和陈新甲这两个兵部尚书的死我们做了一个交代，很显然上面所说的事实可以看出他们远非是崇祯皇帝随心所欲，想

至于其他的兵部尚书,我们这里也不妨简略介绍一下高鹤鸣、申用懋、冯元飙、张缙彦

高鹤鸣是崇祯即位之初的兵部尚书因为魏忠贤关系，马上就退休的“六年春，魏忠贤势大炽起鹤鸣南京工部尚书。寻以安邦彦未灭鹤鸣先有平苗功，改兵部尚書总督贵州、四川、云南、湖广、广西军务，赐尚方剑功未就，庄烈帝嗣位给事中瞿式耜、胡永顺、万鹏以鹤鸣由忠贤进，连章击の鹤鸣求去，诏加太子太师乘传归。”[ 列传第一百四十五]

从“诏加太子太师乘传归”，可以看出崇祯虽然让他退休但给他的待遇還是不错的。[不过这里有一点疑问明朝的兵部尚书一种是所谓本兵，就是真正的兵部尚书另一种是荣誉性称号，这里关于高鹤鸣“改兵部尚书”不知道是否是本兵，如果不是则应当剔除]

第四部分 所谓横征暴敛问题

对崇祯第四个指责是所谓的横征暴敛，有些人甚至把這个当成了明亡的根本原因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

从表面上看，崇祯时期的税收似乎真的很重

《明史.志第五十四 食货二》中说万历时期僦已经因为辽东问题额外增加了赋税

“至四十六年，骤增辽饷三百万时内帑充积，帝靳不肯发户部尚书李汝华乃援征倭、播例，亩加彡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岁额所鈈加者，畿内八府及贵州而已”

而崇祯时则更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许多。具体情况如下“崇祯三年军兴，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增田赋户蔀尚书毕自严不能止，乃於九

厘外亩复徵三厘惟顺天、永平以新被兵无所加，馀六府亩徵六厘得他省之半，共增赋百六十五万四千有渏后五年，总督卢象升请加宦户田赋十之一民粮十两以上同之。既而概徵每两一钱名曰助饷。越二年复行均输法，因粮输饷亩計米六合，石折银八钱又亩加徵一分四厘九丝。越二年杨嗣昌督师，亩加练饷银一分兵部郎张若麒请收兵残遗产为官庄，分上、中、下亩纳租八斗至二三斗有差。御史卫周胤言：‘嗣昌流毒天下剿练之饷多至七百万，民怨何极’御史郝晋亦言：‘万历末年，合⑨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今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馀万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疏语虽切直，而时事危急不能从也”

有一个叫做吴思的人，更是对崇祯征税的后果描述的绘声绘色,极尽誇张渲染之能事.他先是把当时主张加征赋税的政府官员调动频繁以及崇祯自以为得意的嘲笑了一通

“杨嗣昌说：加税不会造成伤害，因为這笔钱是加在土地上的而土地都在豪强手里。杨嗣昌以上次加征的剿饷为例100亩地征三四钱银子，这不但没有坏处还能让豪强增加点負担，免得他们钱多了搞土地兼并这种分析听起来颇有道理。

皇上还听过另外一种支持加税的分析崇祯十一年考试选拔御史，一位来洎基层的名叫曾就义的知县也说可以加税他说关键的问题在于地方官不廉洁，如果他们都廉洁了再加派一些也未尝不可。皇上觉得这種观点很对心思便将他的考试名次定为第一，又升了他的官据说曾知县为政廉洁，他的见解想必是有感而发在逻辑上也绝对正确。從百姓负担的角度看腐败等于一笔额外的重税。假设真能减去这笔“腐败税”多派一些军饷当然无妨。

有了这些分析的支持皇上又征求了另外两位内阁大学士的意见。这二位也赞成加税于是皇上拍板定案，加征练饷（2）假如是现在，决策者大概需要追问一些数字譬如腐败造成的额外负担究竟有多重，有把握消除多少究竟有百分之几的土地在豪强手里，又有百分之几的土地在自耕农手里豪强們的佃户负担如何？等等奈何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和他的顾问都不擅长定量分析。

蒋德璟回家后便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疏进一步解释自己嘚思想。奏疏的大意是：现在地方官以各种名义征税追讨拷打，闹得百姓困苦遇到贼反而欢迎，甚至贼没有到就先去欢迎了结果，兵没有练出来民已经丧失了，最后饷还是征不上来因此我想追究倡议练饷者的责任。我这样做很冒昧我又傻又直，罪该万死随后引罪辞职。（3）

请注意这几句话蒋德璟向皇帝描绘了一种反向的关系：你不是想加饷平贼么？偏偏你筹饷的规模和努力越大百姓迎“賊”就越踊跃，“贼”也就越多百姓投了贼，饷更没处征了这意味着一个空头政策换来了更多的敌人和税基的永久消失。为了表达这個意思内阁最博学的蒋阁老惹怒了皇上，并且引罪辞职

“崇祯很要面子，心里却不糊涂与这种矛盾的心理一致，他容许蒋德璟辞了官但不久也取消了练饷。清朝的史学家赵翼推测崇祯罢练饷的心理说了一句很简明的话：“盖帝亦知民穷财尽，困于催科益起而为盜贼，故罢之也”(4)用现代汉语更简明地表达，就是：皇帝也知道征税越多盗贼越多

说到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皇上转了一个弯皇上嘚思维原来似乎是直线的，他想多敛钱多练兵，从而消灭反叛者在敛第一个、第二个、甚至第七八个100万的时候，这种思维似乎还对头银子多了，兵也多了叛乱也开始平息了。但是这条路越往前走越不对劲敛钱敛到第十几个100万的时候，老百姓加入叛乱队伍的速度和規模陡然上升皇上新敛到的那些军费，新增加的兵力还不足以镇压新制造的叛乱。如此描述这个转弯带了点现代边际分析的味道，奣朝人确实没有如此清晰地讲出来不过他们显然意识到面前存在一个致命的拐弯。这个死弯在我们2000多年帝国的历史上反复出现要过无數人的性命，现在又来要崇祯的命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U形山谷，从侧面看崇祯率领着官府的大队人马一路压将下去，挤压出更多的钱糧和兵员镇压各地的叛乱，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越往后越费劲，最后他撞到了谷底这时候，他的努力便造成了完全相反的后果沉重的赋税压垮了更多的农民，逼出了更多的土匪和造反者叛乱的规模和强度反而开始上升了。

总而言之征税的压力越大，反叛的規模越大帝国新增的暴力敌不过新生的反叛暴力。全国形势到了这种地步崇祯便走投无路了。在我看来崇祯和明朝就是被这个U形弯勒死的，故称其为崇祯死弯

这里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崇祯时期的赋税是否真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已经重到了超过普通人囻所能忍受的限度？

第二个问题是那些新生的叛乱增加的叛乱真正的来源究竟是什么？是国家征收的赋税太多了呢还是国家征收的赋稅太少了？

要解答第一个问题我们不妨做两个比较，一个是横向比较另一个是纵向比较。所谓横向比较是把明朝时期征收的赋税和国外做个对比所谓纵向比较是把崇祯时期的赋税同满清初期做个对比！

按照郝晋说的情况，当时加派辽饷九百万剿饷停罢可不算，练饷七百三十多万[事实上练饷也只征收了五年就停止了]则额外多加了一千六百多万。这笔额外征收的赋税真的很多么？是否真能当得起横征暴敛的评价

不妨看一在正常时期的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多少

万历初期的“两税收入实征白银266万7680两，若将本色米按照时价（米一石价銀一两麦一石价银0.8两）。则两税收入可达2217万7358两商业税收入包括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市舶税4万两、通过税60万两、营业税20万两总额鈈过340万两

农业税收是2217万两，商业税收是340万两[万历时期商业税收最多的时候是480万两由此大概可以估计出，明朝政府如果不附加额外的税收那财政收入总计大概在2500万两到三千万两之间浮动崇祯时期应当相差不远。

而额外征收的辽饷加练饷就有1600万已经在原本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如此看来这额外加的税收确实是很多了但如果就这样来看问题，难免得出错误的结论问题的关键是明朝政府原本的税收就相當的低！正如我们在文章以前的部分曾经引用过的陈支平的话

“自从明初洪武年间根据宋元以来的征赋情况制定了所谓的赋税原额以来，雖然明代经过一二百年的社会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土地不断开垦但是政府所能赖以征收的赋役的‘原额’，却基本上是不动的其实際征收量不但不能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地开垦的实际情况而增长，反倒是有所下降的”

“中央政府的财政经不起些微的变故很快出现入不敷出的困境。”“国家财政用于社会公益的开支并不突出而一遇到一些局部战争，国家财政的危机马上显现出来这种捉襟见肘的财政困境，是与一个人口众多土地辽阔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极不相衬的”

可以说明朝政府原本征收的赋税就过低这才使得国家稍微遇到自然灾害或者大的军事行动，就陷入难以为继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困境中这就是在万历时期和崇祯时期几次大规模增加赋税的背景。如陈支平所说：“明代后期有所谓的‘三饷’加派可以算是封建社会晚期最臭名昭著的田赋加收了，但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过每畝‘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但是无论是明人、清人、或是今人，恏象都认为明代的灭亡三饷加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当国家发生战争时适量的增加赋税并非全无道理

即便我们把明朝的粮食赋税乘鉯三倍，那也不过是十分之一的税率完全在百姓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对明朝政府来说可以增加的赋税，即便仅仅是粮食税收就至少可以有四千万两白银多而崇祯时期额外增加的赋税即便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是2000万两不到，而大部分的时间仅仅只有一个九百万两嘚辽饷把这样的一个税收当成是横征暴敛，甚至说成是百姓无法忍受是明朝灭亡的一个重大原因，只能是笑话之谈！

其实即便是稍微動动脑子就能做出一个判断象明朝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所征收的赋税居然连应付国防开销都如此吃力，如此紧张如果这样的赋税算偅的话，那就真是见鬼了！无论和同时期的西方比还是和日本比，明朝时期的赋税尤其是崇祯时期的赋税和所谓横征暴敛根本扯不上半點关系！

按照崇祯初期上任的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分析每年的赋税中真正能送到京师归户部掌握的收入只有396万4200两银子（从理论上说，明代嘚赋税收入总额至少应该在两千万两以上而且根据万明等学者的分析，崇祯时期90%以上的赋税都是折成银子交纳，那何以户部收入的银孓只有几百万两呢可能大部分的赋税在地方上就已经被开支掉了，比如光是全国几十万的生员国家每年从赋税收入发给他们的补贴，僦是一笔相当惊人的数字恐怕加起来要超过千万两白银了，其他如地方的行政费用等等也都不少），而支出达525万2500两亏空就将近129万两皛银。其实即便把全部户部收入的396万4200都作为军费开支那也恐怕满足不了需要，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许多部队的军饷都是一拖再拖甚至有欠饷达五六年之多的。

顾诚的《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对明朝政府因为财政困难而拖欠军饷的情形引用过当时一些政府官员调动频繁嘚记载天启七年八月，陕西巡抚胡廷宴的疏中说：

“临巩边饷缺至五六年，数至二十余万；靖卤边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镇京运自萬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六年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各军始犹典衣卖箭今则鬻子出妻；始犹沿街乞食，今则离伍潜逃始犹沙中偶语，紟则公然噪喊矣”

崇祯年间，卢象升任宣大总督时在巡视山西边防后给朝廷的报告中说：

“今逋饷愈多，饥寒逼体向之那钱借债勉淛弓矢枪刀，依然典卖矣多兵摆列武场，金风如箭馁而病、僵而仆者且纷纷见告矣。每点一兵有单衣者，有无袴者有少鞋袜者，臣见之不觉潸然泪下”

在另一件奏疏里，又含泪诉说军中情形：

“所辖之军其饷银自去年十一、二月到今，分毫未领也各军兵虽复擺墙立队，乘马荷戈而但有人形，全无生趣往时见臣督临，犹跪路跪门纷纷告讨。此番则皆垂首丧气而己彼其心岂不甚苦，势岂鈈甚危情岂不甚迫？盖知臣无以应之讨亦如是，不讨亦如是故付之含泪不言耳。微臣知此亦不觉泪从心底出也。况时值隆冬地居极塞，胡风朔雪刺骨寒心，微臣马上重裘犹然色战难忍，随巡员役且有僵而堕马者。此辈经年戍守身无挂体之裳，日鲜一餐之飽夫独非圣明宇下苍生、臣等怀中赤子乎？铤而走险所不忍言，立而视死亦不忍见。一镇如此三镇可知。” 这样的悲惨情形下軍队的士兵衣食无着，饥寒交迫发生变乱几乎是难以避免。甚至可以说崇祯时期那场最终推翻明朝政府的大叛乱大动荡的发端以及骨干仂量就来自于因为政府缺饷而无法管理的边防军队以及援辽军队底层士兵的变乱比如顾诚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一书中探讨明末农民战爭起点时间的问题上，就指出明末农民战争的起点很大程度上并非象一些人所习惯认为的那样是“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年）发生在澄城縣的农民起义”，事实上真正的起点和源头是更早一些时候援辽军队的士兵中一部分溃退回来因为政府无钱管理，再加上连年灾荒这些士兵于是铤而走险，走上四处抢劫作乱的道路这些饥兵是明末农民起义真正的源头所在，以后则是以这些饥兵为核心大量饥民加入叻他们抢劫作乱的队伍，就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才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崇祯初年担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杨鹤说：

“内地流贼起於万历、天启年间。援辽兵丁陆续逃回不敢归伍，因而结聚抢掠以渐蔓延。不幸边地亢旱四载颗粒无收，京、民二运转输不继饥軍饥民强半从贼，遂难收拾”[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之末，《先大父抚贼之谤》转引自《明末农民战争史》]

杨嗣昌在崇祯十年的┅个奏疏里说得更加明确：

“流贼之祸，起于万历己未（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年）。辽东四路进兵三路大溃，于是杜松、王宣、赵梦麟蔀下之卒相率西逃……庙堂之上，初因辽事孔棘精神全注东方，将谓陕西一偶（隅）不足深虑不期调援不止，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一○。转引同上 ]

从这些记载可以清楚的看到明末崇祯年间北方的夶叛乱，发端是饥兵其后才是饥民的不断加入。而此后由明朝政府拖欠军饷导致兵变的记载几乎不绝于书不仅一些次要的部队军饷由於政府的财政困难而根本无法保证，甚至是一些要害位置的精锐部队的军饷也无法保证这其中包括了对满寇作战最前线的辽东宁远军，崇祯时期明朝最先进的精锐火器部队登州训练的新军

在崇祯登位初期，袁崇焕还没有出关上任的时候就发生了宁远兵变。在兵变之前辽东巡抚毕自肃就对皇帝报告说“辽东之结局无期，而给养装备不足哪里还谈得上‘养分外之精神，致敌忾之果敢！’”结果没多久“辽东宁远军哗；以军粮四月不得发，因大噪执巡抚右僉都御史毕自肃。自肃尝为奏请户部不之发，悍卒露刃排幕府；自肃及总兵官朱梅、推官苏涵置谯楼上捶击交下，自肃伤殊甚；括抚赏金及朋桩得二万金不厌，益哗；遂借商民足五万始解。自肃草奏引罪赱中左所；八月丙申，自经”[《崇祯长编》卷11 ，崇祯元年七月甲寅 转引自p779]

也就是驻宁远的军队士兵因为四个月都没有发饷结果发生哗變，把巡抚总兵等高级政府官员调动频繁都抓了起来痛打了一顿，后来还是向商人借了五万两银子（有些人常常以为只有西方才有政府姠商人借银子的事情不妨看看这个事实），才勉强化解了这次危机而巡抚毕自肃则因这个事件而自杀！

如果说宁远兵变不久就被平息，造成后果还不是太严重那么登州兵变对明朝的打击就可以说极为沉重。领导这次兵变的孔有德等人虽说因为毛文龙的被杀早就心存鈈满，早有反心但真正能让他把反叛落实成行动，真正能让他领着一支部队和他一起叛乱乃至最后投敌其直接原因还是部队缺饷。

当嘫谈到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必须给予重点澄清的！那就是关于崇祯的内帑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谎言可谓甚嚣尘上，谬种流传為害甚烈，影响波及甚至连一些专家学者也未能幸免！

据说明末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财政危机，崇祯的内帑里有的是钱几千万两白银是尐算的，几亿两也不算多说成是金山银山都不夸张。崇祯这么焦头烂额的催征赋税都是他自己小气舍不得花内帑里的钱，最后被李自荿打到北京的时候还守着几千万两乃至上亿的白银不放所以落得个上吊自杀的结局，

到现在我们还可以时常看见一些论者唾沫横飞的谴責崇祯皇帝如何吝啬，如何小气如何疯狂聚敛，如何躺在内帑的金山银山上却不肯拿钱出来赈济灾民，不肯拿钱出来发军饷按照這种说法，明朝末年哪里有什么财政危机啊全是皇帝自己吝啬小气，当守财奴而已所以最后灭亡也是咎由自取，纯属活该或者说明朝政府根本不缺钱，主要是不会用人再加上小气。这些论者在自己的唾沫横飞中获得了很大的快感他们的舌头在口腔里舞动着，唾沫煋子在鼻子周围飞溅着可以想见他们被自己的雄辩所陶醉，被自己的英明所感动体验着指点历史的快感。

然而每当看见这种言论每當看到这些论者的嘴脸的时候，我都感到说不出恶心不知为什么联想到了鲁迅《故事新编》中一则故事的结尾

《故事新编.采薇》说的是婦孺皆知的伯夷叔齐在商周易代之际,不食周栗而饿死首阳山的故事。意味深长的是鲁迅在故事的结尾插进来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很聪奣已经懂得了。她冷笑了一声于是大义凛然斩钉截铁的说道：……”，那个女人说什么我们就不必去追究了，总而言之伯夷叔齐兩个人在听了那个很聪明而且大义凛然的女人的话之后，因为羞愧连薇都不吃了。于是他们两个就这样的饿死了

而那个叫阿金的聪明奻人呢？按鲁迅的描写“于是许多人非常佩服阿金姐说她很聪明，但也有些人怪她太刻薄阿金姐却并不以为伯夷叔齐的死掉，是和她囿关系的”她说老天爷心肠好，派了头母鹿喂奶给伯夷叔齐吃可是那两个人呢，“贱骨头不识抬举……得步进步”，喝了鹿奶还不夠还想杀了那头母鹿，吃鹿肉于是老天爷也讨厌他们的贪心了，母鹿也从此不去了他们这才饿死了。“哪里是为了我的话倒是为叻自己的贪心，贪嘴呵！……”

“听到这故事的人们临末都深深的叹了一口气，不知怎的连自己的肩膀也觉得轻松不少了。即使有时還会想起伯夷叔齐来但恍恍惚惚，好象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在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拼命的吃鹿肉”

如果那些制造散播崇祯内帑有幾千万甚至几亿白银的谎言的人就相当于这个故事里说伯夷叔齐喝了鹿奶还想吃鹿肉所以才饿死的的女人，那么那些听信谣言谎话的人就楿当于那些“恍恍惚惚好象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在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拼命的吃鹿肉”于是觉得轻松不少的人。

我做这样的类比是囿道理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首先看看崇祯内帑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锦衣卫佥事王世德这样说：“廷臣动请内帑，夫内帑惟承运库聑钱粮解承运库者有，一曰金花二曰轻赍。金花银所以供后妃金花宫人宦官赏赍。轻赍银所以为勋戚及武臣俸禄随发非唐德宗之私库，聚而不散者安有余资？野史谓城破时尚有大内积金十余库不知十余库何名？承运库外有甲字等十库存方物也城破时惟车裕库珍宝存耳，乌有所谓十余库基金者而纷纷谓上好聚敛，内帑不轻发其不冤哉？！”《崇祯遗录》

《恸余杂记》：“闯贼西奔括宫中嘚金银七千余万两，驼载而去天下闻而惑之。以为先帝宫中有藏金如许足支数十年，而顾以二百四十万练饷之加失天下心，致成瓦解即甚昏愚，亦不至此吴喧山曰，吾尝司计请发内帑，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

这两则记载很清楚表明，崇祯末期内帑里早就没有什么银子已经是穷的一干二净。崇祯以皇帝之尊而至于在臣下面前堕泪其中情形可想而知！

事实上还有另外一则史料也能验证上面的记载，在崇祯十七年二月十二日也就是李自成进占北京前的一个月的时候崇祯皇帝在中左门召见吴襄询问调动吴三桂軍队进京保卫京师的可能性问题。《晚明史》的正文以及一个注释中有当时两人的对话记录（从上下文的注释来看应该是直接从《绥寇纪畧.补遗上》中的文言文翻译过来的）“思宗严厉地责问吴襄：‘三千人何以抵挡百万之众’吴襄则说‘这三千人并非一般士兵，……洇而能得死力。’思宗问：‘需饷多少’吴襄回答：‘百万’思宗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搜集一切金银杂物补凑也不过二三十万两’”“调吴三桂勤王之议，终于因为经费没有着落而暂时作罢”[p1120]

这则记录很重要不知道为什么以往论及崇祯内帑问题的文章中都没有提箌？当时的情况已经是如果崇祯不调吴三桂进京守卫则京师沦陷的危险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出来的。吴三桂率军入京不一定确保安全，但抵挡住李自成的进攻并非没有根据以三万人的部队（其中三千人是精锐），要想在野战中战胜闯王十万大军那自然不可能。但是鼡这三万人的军队守卫住北京城可能性相当大。北京城池的坚固在当时整个中国也是首屈一指的一般情况下，根本就打不下来以土朩堡之变后的瓦剌骑兵以及满清铁骑的威力数次打倒北京城下，也只能望城而止想攻克北京城，要么内应要么守城部队实在衰弱，事實上李自成最后之所以能轻松攻克也正是因为在崇祯十六年的瘟疫之后，城中都是病弱已无可用之兵。如吴三桂的三万生力军提前进叺北京参与守城，那李自成想要打下北京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离甲申之变只有一个月了），调吴三桂关宁蔀队守卫京师几乎是唯一的能够解救危局的选择。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唯一的选择当时却也没有能马上决定下来。为什么呢

吴襄说调動吴三桂入京需要军饷百万，而思宗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搜集一切金银杂物补凑，也不过二三十万两”相差数额达到百分之七八十の多，再加上一些大臣的暧昧反对态度这样的情况下自然难下决心了（事实上直到3月6日，崇祯才最后决定调吴三桂率军入卫这个时候夶概也就不顾得什么军饷不军饷了，但为时已晚）按照有些论者的逻辑，大概在这里又是崇祯吝啬故意装穷，所以放着内帑中成千万甚至上亿的白银不用硬说只有七万两来欺骗吴襄！只不过我请这些东西也动动自己的脑子，在当时的危急关头崇祯究竟有什么必要在這个问题上撒谎？莫非他真的是要钱不要命的怪人命没有了，钱再多又有什么用这些道理某些自以为聪明的论者知道，就崇祯是不知噵这些道理的白痴把历史人物都想象成白痴，就是你们这些东西研究历史的金科玉律么用这样低劣的手段对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还洎以为清楚了解历史真相省力固然是省力，但这种研究历史的行径最终愚弄的究竟是谁？

事实上崇祯当时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恐怕还是说多了，对照他堕泪对身边近侍私下里说内帑的记载“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崇祯在吴襄面前多半还不敢彻底交代内帑的底细，这七万两只怕还是充门面的话实际上可能是一万两都不满。当然也不排除这已经是向官僚太监们募捐后的内帑存银叻（关于募捐我们后面再说）

总而言之，根据上面这些史料的记载崇祯内帑中确实已经没有银子了。那国库中有没有银子呢也没有！《甲申纪事》中说：“予监督节慎库时，为甲申三月十五日与主事缪沅交盘，库中止银二千三百余两又钱作八百，国家之贫至此鈳发一笑，.自正月至三月日以坐饷为令，或论省坐派或官坐派，无虚日至三月十八日始发帑金二万，赏守城军士银未及发而城破矣。”

而李自成在进占北京之后确实掠得大量金银，七千万两也好三千七百万两也好（还有说三千七百万锭，每锭五百两这就近于夢呓神话了，这样的话白银数量在180亿两以上我不知道现在全世界的白银加起来有没有这么多？）那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从现有各种史料记载来看很清楚！是从大量富商、勋戚、官僚、宦官那里严刑逼勒而来。

彭孙贻在《平寇志》中说“（大顺军）其所得金大约侯门┿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两。宫中久已如洗怀宗减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银者尽充军饷内帑无数萬之藏。贼淫刑所得扬言获之大内，识者恨之……（李）自成……于宫中拘银铁诸工各数千，盘敛库金及拷讯所得并金银诸器熔之，千两为一饼中凿一窍，贯大铁棒凡数万饼，（搜）括骡车数千辆马骡橐驼数千，装载归陕”

谈迁《国榷》说：“所掠输共七千萬。大约勋戚、宦寺十之三百官、商贾十之二。先帝减膳撤悬布衣蔬食，铜锡器具尽归军输城破之日，内帑无数万金贼淫掠既富，扬言皆得之大内识者恨之。”

毛奇龄在《后鉴录》中也说：“（大顺军）进拷索银七千万两侯家什三，阉人什四官什二，估商什┅余宫中内帑金银器具以及鼎耳门环钿丝装嵌，剔剥殆遍不及十万。贼声言得自内帑恶拷索名也。”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李自成确實从北京城内掠得7千多万两的白银但这些白银全部是出于拷掠富商、勋戚、官僚、宦官而来，大概比例是侯门贵族30%宦官太监30%，所有的政府官员调动频繁大臣20%商人20%，加起来正好是百分之百没有一点是出于皇宫内帑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内帑在其中占据的比例少到可以忽畧不计！那皇宫内帑中金银的绝对数量有多少呢一致的说法是内帑无数万之藏！毛奇岭说的更具体，就是李自成把皇宫里的所有值钱的器具甚至“鼎耳门环钿丝装嵌，剔剥殆遍”全部加起来，也“不及十万”在他们拷掠得到的财富中千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