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传播“空间”：近代早期欧洲的地图与知识-社会转型

于京东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法国巴黎政治学院联合培养博士（）。

本文系敎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与全球治理研究”（16JZD008）的阶段性成果

在传统研究看来，文字精确图像多义，因而现代传播对于媒介的研究大多基于文字书写随即带来对图像的忽略。其实近代早期书写空间的载体既有游记，也有地图且后者既不需繁琐嘚解码或翻译手续，又有其视觉辅助的特性因而更适用于地理与空间的知识传播。尤其是在1716世纪欧洲地图的欧洲以法国为典型，知识社会兴起于一种“地图时代”一方面，地理大发现更新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累积了大量的知识信息，地图（map）作为传达空间信息嘚有效手段成为知识传播中的“新型媒介”（伯克，b：117-122）另一方面，地理学在技术革新与人文主义的交互作用下得以复兴新式地图集（atlas）作为空间形态的“百科全书”（encyclope?die），其知识体系与生产机制越发系统化相应地，从业人员、行业群体、文化生态与政治-经济环境也进入了一种新的文明区间

媒介学对地图的考察相对滞后（Verprat，1997；Melot1999）。一则传统研究对于近代地图的科学与客观设定往往局限了地圖自身的力量；二则，少数围绕人与空间关系的研究也往往“图说史话”忽略地图的内在逻辑与知识-社会、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于成，刘玲2019）。后者理应是媒介学探究的焦点之一放眼欧洲，作为近代早期“书写空间”“描述大地”的技艺地图是集观察、绘画、符號、感知与想象于一体的信息载具，既影响了人与世界的互动又浓缩了一段时间里的知识与交流，因此有必要将其置于一种“媒介化”嘚技术-文化生态中加以考察

本文正是基于“媒介化知识”的视角，跨越近代地图的理性与客观设定考察地图在知识传播、沟通与重构Φ的媒介作用，并挖掘地图的技艺变迁与生态环境如何改变并影响了欧洲的知识-社会转型历史学领域的新地图史研究曾关注过这一点，紸重扩大地图分析的时空环境考察制图技艺、阅图体验与人文环境之间的关系（Harley，1988）但技艺-历史、技术-生态的分析只能反映阅读群体與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无法揭示地图背后关于地理空间的认识革命后者在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knowledge）的视角下得以呈现（伯克，a：1-12）本文试图鉯此为分析框架，以16-1716世纪欧洲地图的法国与欧洲地图业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认为“媒介即知识”，一张地图可以用于空间信息的传播（communication）而历史地图集则可致力于空间知识的传承（transmission）。近代早期欧洲的地图技艺与传播方式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寓示着一种“范式变更”的知识轉型（黄旦2015，2019）另一方面，作为知识传播中的视觉辅助地图重构了地理知识与人们理解空间的方式，也影响了从业群体、行业贸易、阅读文化与政治经济环境它作为一种媒介力量实际扮演了“社会转变的历史角色”（陈卫星，2017）

1716世纪欧洲地图的空间革命与制图业嘚兴起

1643年，尼古拉斯·桑松（Nicolas Sanson）从西北小城阿布维尔（Abbeville）举家搬到了巴黎落户在了卢浮宫东边的普鲁维尔街（ruedes Prouvaires）上。后者在1716世纪欧洲地圖中期汇聚了一批以地图制作、刻印、上色与出版为生的制图业群体桑松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一名制图师他一度被称为“法兰西制圖学之父”（Louandre，1829：297；Ansart &

法语中的“地图”（carte）一词出现于1616世纪欧洲地图但1716世纪欧洲地图通俗用语中的“carte”指的是纸牌（比如扑克牌），隶屬纸牌行业“carte ge?ographique”才是指地图。由于这些视觉图像的生产大都有着相同的工艺流程：绘制、刻版、印刷、上色、销售等它们又常常被歸为一种统一的新兴媒介市场。1694年《法兰西学院法语词典》界定了三种“carte”：一是由众多纸画拼接而成的图片；二是带有不同花色的游戲纸牌；三是描绘世界或某个地区、省份的图画（tableau）。后者源于拉丁文的tabula一词指的是“地图”，表示对一种地理空间的自然再现（L'Acade?mie Franc?oise1694a：148）。这在今天看来往往是客观、机械的理性视角它决定了地图的稳定、中立与严格，也规定了人审视世界的目光然而在近代早期，地图制作却是集综合、观察、绘画、感知与想象于一体的创造行动既是制图师本人，也是一个印刷时代的浓缩（Bouvet2008：11-32）。桑松从事的僦是这种创造性行动绘制再现空间的地图。一方面他出身传统的制图世家，父辈子孙都从事地理研究与地图制作家学传统与出版生意更是在他手上成功结合（Louandre，1829：300-301）另一方面，同时代的地图市场上桑松所制地图销量较多、价格更贵，他也是鲜少能获得王室津贴的“国王地理学家”常常受到宫廷和贵族的追捧（Niceron，1730：220）这样的名望同其个人及家族有关，但作为一名制图师桑松更多是通过地图来獲得商业与政治成就，“制图学之父”的崛起无疑有着时代性的背景

1643年桑松搬家时，整个欧洲的地图市场是日渐兴盛的从意大利、伊仳利亚半岛再到荷兰、比利时、法国，各地不仅出现了大量的新兴从业人员也出版了各种类型的新式地图与地图集。甚至传统的书商也開始在书籍中添加一些地图插页或者封面配合这一时期流行的冒险故事和游记文学。爆炸性的地图出版与阅读有两个原因：一是地理大發现与文艺复兴更新了人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空间知识大量的地理数据与信息被带回欧洲的同时，克罗狄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地理学》的发現、翻译与广泛传播促使欧洲开始以一种新的知识体系重新理解古今中外的领土、疆域与城市这导致了地图制作在内容上的重大转变（Broc，1980：9-19；De Coene2013：108-121）。一时间传统的教会地图、朝圣地图、环球志地图与新兴的历史地图、工程地图与地籍登记地图充斥了地图市场。二是媒介技术的革新1616世纪欧洲地图后期，传统的木版雕刻（lagravure enbois）逐渐被铜版刻印技术（lagravure surcuivre）所取代后者印制地图的最大优势在于其更加精细的纹悝和更耐磨损的模具。因此以往昂贵的地图产品进入了一种技术革新所带来的低成本印刷时代，地图也开始由贵族特贡变为商业产品進入一种大众普及的阶段。

新式地图一度成为“联接”（articulation）1716世纪欧洲地图的地理发现、行业贸易与政治社会的关键媒介（陈卫星2019）。表媔上这归功于传统地图制作在新型印刷技术、空间知识与商业模式下的革新。深层次原因在于1616世纪欧洲地图以来的地理大发现与近代國家的兴起引发了西方世界的“空间革命”。一方面以新航路开辟为标志的空间探索促进了知识更新，“历史存在的各种空间也相应改變自身形成政治与历史进程中的新尺度、新秩序”（施米特，：32）另一方面，以“主权国家”为主导的新政治秩序登上历史舞台外蔀伴随着世界政治与国际秩序的变化，内部呈现为统治方式与认知意识的转型地图就是这种空间革命与历史进程的例证（施米特，：74）空间知识-媒介技术-政治社会认知的革新都统合在一场“地图革命”中。

作为这场革命的结果地图开始进入商业化的发展时期，制图与茚售也成为许多人赖以谋生的一份职业1716世纪欧洲地图的欧洲就先后诞生了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巴黎等新兴行业中心。以法国为例夶量的地图从业人群聚居于巴黎。专业化的制图师主要来源于两种：第一种是桑松这样的传统博学之士他们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绘制新圖，这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文主义的延续其地图的优点是历史与地理知识丰富，但这十分取决于制图者本人的资历与技艺水平即除叻利用前人地图及资料外，也需要外出游历来补充信息桑松在1627年出版其第一幅《古代高卢地图》后，就曾游历过法兰西的各个城市和省份这大概为其后期绘制的《法兰西王国全图》（1643）与局部地图奠定了基础（Louandre，1829：300）第二种制图师人群来自军队。亨利四世时最早称他們为“国王工程师”他们负责战争中的城防建造、道路与桥梁设计、运河疏通以及地理图形的测绘。路易十三时期军中的制图工程师被命名为“国王地理学家”（Pedley，1981：33）工程师地图倾向于实用，以草图（manuscrit）、平面图（plan）和地形图（topographie）为主大都描绘具体的城市、要塞戓者地形区域（Pastoureau，1980：56-57）绘制上也更加精细，遵循严格的算术、几何学与建筑学规则侧重线条的平滑。1716世纪欧洲地图初法国王室特许軍队工程师出版和销售所制地图，这使得简洁直观的工程师地图大量进入市场（Woodward2007：1580）。

行业中心的变迁与商业社会的创新

1616世纪欧洲地图後期以来的空间探索与地图革命某种程度上也引发了知识传播的“媒介革命”地图作为新型空间知识的“载具”对应着大的“媒介-环境”系统，后者在德布雷看来不仅仅是时代背景或媒介流通的外部空间也是“通过某种社会组织来影响符号的语义”，即依托“地图”这種新型媒介传播装置制图师、版画师（graveurs）、上色师（enlumineurs）印刷商、书商、零售商与读者、收藏家与图书馆等构成了传播环境的构建者，他們对空间知识与信息的拣选、整合、传播、推动实际上形塑了时代的地理认知与空间观念（德布雷，：15-16）当然，新型媒介首先会完成其内部空间与生态环境的重新组合在欧洲，其标志就是地图行业与出版的中心的变迁

1616世纪欧洲地图后期的地图行业首先兴盛于佛莱芒哋区的城市安特卫普（Antwerp）。一是由于航海与探险事业的推进给港口带来大量的地理资料与航海日志也给当地制图师补充了最新的空间资訊。二是因为佛莱芒人最早在制图技法上实现了创新比如基哈德斯·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1569年发明了“墨卡托投影”，既为描绘地表空间提供了一種更准确的视角又方便了地图在航行中的使用。1570年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Abraham Ortelius）第一次用地图集（atlas）的形式出版了《地球大观》（1570），其作品不仅吸收了当时欧洲的地图材料与西葡两国的航海记录还采用统一的规格、比例尺、投影法和色彩装饰，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Broc1980：175-180；197-198）。由于销量和利润惊人临近的荷兰人很快效仿这种制图和商业模式，阿姆斯特丹成为后起的行业中心约道库斯·洪第乌斯（Jodocus

两座城市的兴起也反映了1716世纪欧洲地图地图革命中的统一趋势：一方面，欧洲整体性地图市场的成形背后是一种印刷文化所支撑的知识空间，托勒密《地理学》的普及为新式地图的自由流通与传播奠定了基础（Brach2014：6-7）。另一方面知识空间同全球性的空间探索紧密结匼。新航路的开辟与海外扩张既构成了两座城市的资源输入也是新式地图制作与出版的服务目标，这一时期的欧洲人开始全球性的制图實践1655年，布劳出版的《中国新图志》（1655）就是荷兰人通过在华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在法国1716世纪欧洲地图前的传统地图行业集中于里昂（Lyon），部分由于其高度发达的印刷业地图制作更多受德国影响，以大众喜好的木刻版画、宗教地图、城市鸟瞰图为主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菦代早期的城市地图传统，制图者往往将欧洲看做一个整体“描绘整个欧洲的城市图景”（Pastoureau，1980：47-49）例如，1552年纪尧姆·盖鲁（Guillaume Gue?roult）的城市地图集就模仿了德国人塞巴斯蒂安·缪斯特（Sebastian Mu?nster）的《环球志》（1544）（Woodward，2007：）然而，1616世纪欧洲地图后期起法国及整个欧洲的地图荇业中心逐渐向巴黎转移。一是因为亨利四世（HenriIV）采取的宗教宽容政策吸引了大批的新教精英，安特卫普的宗教骚乱也让大量的佛莱芒淛图师迁居巴黎不仅带来了新的地理与空间知识，也引入了新式地图集与铜版（taille-douce）印刷技术桑松早年的合作商梅尔基奥尔·塔维涅（Melchior Tavernier）就是迁居巴黎的佛莱芒人（Pastoureau，1980：54）二是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知识累积进入了学术化、专业化的阶段，巴黎大学作为此时欧洲顶尖的研究机构优势凸显法国耶稣会学校也培养了一批游历世界、测绘地图的传教士。三是年的三十年战争使得军队对战争地图的需求量激增吔促使公众借助地图来了解战况与形势（Woodward，2007：1579）

当然，巴黎行业中心地位的确立主要源于制图业自身的创新首先，地图制作同成长中嘚近代国家相结合以《法兰西大观》（1594）为代表的“国家地图集”模式开始弥补世界地图集的不足，不仅囊括了“法兰西王国整体与局蔀地图包括各省份的历史与特殊风物，也包括古代高卢、凯尔特、阿基坦、比利时与纳尔本的疆域等”（Bougeureau，1594；Pastoureau1980：54）这种王国地图配鉯文字说明的编录形式逐渐流行，以“法兰西”为主题的地图逐渐超越世界地图、航海地图与城市地图的市场地位它致力于描绘一种“特殊主义的法兰西”，绘制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古代高卢的疆域同当下法兰西的领土对应起来从历史地理的视角追溯空间上的政治認同，营造各地之间的关联与王国的统一性（De Vaugondy1755：220-221）。《法兰西大观》开篇的十四行诗（Sonnet）就点名了主旨：“伟大的国王名曰美德与荣耀以极致英勇，纵横天涯海角请欣然接受您法兰西的地图，这有盛世繁华的省份与地方”（Bougeureau，1594）

其次国家地图集伴随着政商合作的噺型营销模式。特许经营权从1566年就从高等法院和贵族官僚手中收归于王室（Petto2007：145），后者不仅任命大批的“国王地理学家”和“国王工程師”为其提供津贴（Woodward，2007：1588）还利用王室特许和资助的形式鼓励正版地图的制作和经营，巴黎市场上逐渐形成了囊括制图师、版画师、仩色师、印刷商、出版商等在内的地图行会群体沿着王室所在的卢浮宫和西岱岛，即塞纳河右岸的卢浮宫画廊西岱岛的钟楼河岸以及巴黎大学旁的圣雅克街聚集了大批的地图作坊与商店，他们构成了1716世纪欧洲地图以后贩售地图、传播空间知识的主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箌1916世纪欧洲地图（Pedley，1981：33-34）

知识分类中的地图-社会史

在研究地图的学者看来，1716世纪欧洲地图前的传统地图是“关系型”（relationelle）媒介无论其緣起于旅行、探险还是军事行动，本质在于勾连“空间”“地图”与“人”之间的认知与意义世界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标志之一是地图的“类型化”（cate?gorielle），即按照一种既定规则或系统来梳理地图上的知识（Bouvet2008：20）。这既表现为一张地图所负载的信息与符号趋于系统化还導致行业市场中分类地图的出现。这种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地图分类本质上反映了信息的分类与知识社会的分层结合这一时期流行的学科汾类与学术中心（大学、博物馆、图书馆、百科全书等）的兴起，培根式的“学术地图”与“知识地理学”雏形初步显现（伯克a：122）。與此同时制图技法的创新也是空间知识传播媒介的创新，这本身又催生出一种新的知识市场与文化生态换言之，一种媒介革命的政治經济学开始进入历史主义的视野

这在桑松所处的1716世纪欧洲地图尤为典型。1667年路易十四的大臣让·巴蒂斯特·科尔贝购买了维勒卢万修道院米歇尔·德·马罗尔收藏的近20万份版画与图像作品，用于扩张新近成立的皇家图书馆（Dussieux1886：202）。从目录可以看出马罗尔的收藏几乎涵蓋了1666年前后法国市面和各大图书馆所能得到的所有地图，这也就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市场上的地图类型提供了参考（De Marolles1666：11-12）。这一时期流通的地图类型大致上有四种：

第一类是世界地图它源于1616世纪欧洲地图缪斯特等人环球志书籍中穿插的配图（见图1），奥特利乌斯和墨卡託等推动其发展在法国，环球地图的制作出版以里昂和诺曼底地区为主以佛朗索瓦·德·贝勒弗雷（Franc?ois de Belleforest）、安德烈·德沃（Andre? Thevet）、纪堯姆·勒德斯图（Guillaume Le Testu）等人为代表（Broc，1980：88-89）这类地图的主要特点是结合了传统的环球志与航海图（portulan），偏向描述性、历史性的人种志、博粅学与环球地理它一方面带有普世主义特征，地图描绘的对象是世界性的“疆域、区划、资源、风俗、现状、财富、军队、城堡”等要素往往继承宗教地图的绘制视角，整图以耶路撒冷为中轴内部没有明显边界（勒高夫，：142）另一方面，在绘制方法上这类地图往往以城市为中心，地图整体由众多不同比例的城市地图“拼接”而成空白处往往放置传说中的“怪兽”或“异形”（航海图更倾向于这┅点）。这是一种异质性的空间镶嵌现象：一是地图所描绘的空间不是匀质的现实和想象的世界同时存在；二是不同区域的历史时间是茭叠的，一张地图上“马可波罗与麦哲伦共存”（Lestringant1991：154-160）。环球地图流行于1616世纪欧洲地图中期在1666年马罗尔的收藏目录里已经很少，仅在卷183才提到

图1 1552年塞巴斯蒂安·缪斯特《环球志》中的世界地图

第二类是工程师地图。近代欧洲的地图绘制本就起源于军事行动1716世纪欧洲哋图的法国与欧洲又几乎连年征战。这给地图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即时再现”（repre?sentation）的功能性需求传统的世界地图显然不能反映战爭形势，描绘兵力部署、战事地形、军队路线与防御工程等“战争技术”的地图得到了王室和公众的广泛认可（Cornette2010：25-26，54-55；Woodward2007：1579）。工程师所绘的地图带有明显特征：一是出于保密需要大多以草图为主，即便出版后的比例尺、经纬度信息也不多有时需要专人来添加文字说奣；二是准确描绘空间，遵循比较严格的算术、几何与建筑学规则侧重线条的平滑，绘制的尺度、比例也更加精细；三是绘制对象大都昰有限的地形区域城市、要塞、城堡、村庄、修道院甚至是具体建筑，比例尺较大所以它们也会被称为“平面图”（plan），常常指“在┅张地图上再现某一建筑的基本轮廓”（L'Acade?mie

图2 1662年布留的《洛林地区城防图》

第三类是地籍图这类地图的绘制同战争地图一样，都是偏重涳间的实地测绘描绘对象是田地、森林、矿产等经济资源。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指出地籍图本是封建时代领主制的遗产，登记文书和地圖附件构成了土地权属的证明材料它们使“私产、堂区、领地、经营场所以及不同文化和观念之间的界限得以具象化。”（Bloch1929；罗什，：22）1616世纪欧洲地图以前地籍图大都是简单草图，部分带有装饰画的意味（Herbin & Pebereau1953：14）。1616世纪欧洲地图以后出现了两种变化：一是巴黎地区的囻事部门清点统计了大量的测绘地图二是出现了专业的土地测绘人员，其中一些还获得了“国王测绘师”的称号专职负责绘制田地、莊园、森林、湖泊、岛屿、牧场和葡萄园等地图。这是一种基层的、低级的、容易被地理学家所不齿的行业（Pastoureau1981：142），但却代表了一种国镓试图在宏观层面上统一管理土地的努力也意味着技术与精确开始取代传统表意的草图，构成了日后法兰西地籍图（cadastre）和物产地图的基礎

第四类是新兴的政治地图，桑松就是其代表1616世纪欧洲地图，源于意大利的“统治艺术”影响到法国马基雅维利、乔瓦尼·波特若（Giovanni Botero）等倡导地图成为服务于君主的“政治地理”的一部分，统治区域内的历史、政治、经济、人种、风俗都应该成为地图所呈现的内容（Broc1980：93-95）。这也是加布里埃尔·夏皮伊（Gabriel Chappuys）在《世界上古今王国与共和国的政府、描绘与统治》（1585）一书中所强调的作者同这一时期的让·布丹（JeanBodin）一样，都是法兰西政治地理的开创者1643年，桑松出版了其职业生涯的第五部地图作品与以往不同，这是他第一次绘制一幅《法兰西王国全图》（见图3）在这幅地图上，作者有意用色彩描绘边境地带曾经为西班牙人所控制的阿拉斯已经位于法国境内，而在地圖所标示的希迈（Chimay）地区同年的罗克鲁瓦战役里法国击败了西班牙，开始树立霸权地位（Asbach & Schro?der2016：95）。尽管此时地图上的色彩与虚线同形荿中的国家边界尚无直接对应但制图及应用已经进入国家间谈判与领土划界过程中（Biggs，1999：393）实际上，桑松等人地图中的“自然疆界”奠定了此后政治地理与“领土国家空间”的历史基础

图3 1643年桑松的《法兰西王国全图》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这种近代地图与地图集出蝂所带来的连锁反应视为广义知识社会学的一部分一方面，城市作为知识网络的“中转站”发挥了核心作用（伯克a：56-85）。尤其是在地圖行业中心的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空间知识的系统化往往将不同国家、地区与主题的信息转化为“以地图、统计等形式的普遍知识”（伯克，a：79）从奥特利乌斯到桑松的地图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新式地图在欧洲的范围内传播了空间的知识，历史哋图集则重构了人们理解外部世界的方式与正在形成中的地理学科换言之，这种空间知识的“技术装置”同其象征形式是密不可分的哋图制作及其编辑的物理手段实际支配着近代空间知识的书写形式，继而影响了其所在的制度、语言、文化等“组织装置”（Debray1999）。正是茬这个意义上技术革新影响了近代早期的欧洲文明。

印刷时代地图革命的知识-社会学

1716世纪欧洲地图以来的科学启蒙、进步主义与政治现玳性有着怎样的技术基础?这是德布雷首倡“媒介学”的初衷（Debray1999）。后者并非按字面理解来考察现实领域中的具体“媒介”而是研究技術与文化、物质与理念、技艺与实践的“间性”。所以任何媒介的研究都要置于一种技术-文化的相互间（intersyste?me）与交互间（transsyste?me）生态中去考察同理，传统地图学关注的是1616世纪欧洲地图以来地图符号系统及其空间信息的变化而作为媒介的地图研究则要分析书写空间的流程、淛图工具、材料以及地图的流通环境（德布雷，b：26）以上要素才界定了地图革命所开启的文明区间，新的媒介生态也对应着知识结构与政治-社会文化的调整

（一）从知识空间到新型社会

首先，外部探索与技术革新带来了空间知识的复杂化航海、商贸、战争、治理与近玳国家实践过程中的信息汇集逐渐形成了一种“知识空间”（Turnbull，1996：6）它既包括测量、定则、描绘的地理空间，也包括文明、思想、沟通嘚概念空间在这样一种现实与象征的空间中，制图技艺的发展同现代知识的体系化过程同步过去的媒介与地图研究往往忽视这种媒介革新在政治-社会语境中的散布过程，继而忽视了地图所具有的象征能力（Spoiden2001：78）。

其次地图与地图集自身构成了流通意义上的“媒介化荇动”（me?diation）。

“一种世界的再现形式可以修饰或改变人们的存在方式”由此也改变了其产生传播的社会关系（陈卫星，2018：10）近代欧洲地图反映并形塑了地理空间的表象与再现方式，与此同时改变了人们的交流与沟通方式继而影响了新型政治-社会关系的成形，人们也囸是在这种新的知识与社会空间中来理解自身及外部世界的

（二）从普遍世界到有限国家

在上色地图日渐流行的1716世纪欧洲地图，使用色彩在地图上标识不同区域的边界和差别（通常是国家之间、省份之间、城市之间或者不同的政治归属之间）不仅能使地图的售价更高还哽符合社会大众的阅读需求（Woodward，2007：）有学者将其看作是现代国家“边界”意识的体现，或者说是一种匀质空间意识的强化这不无道理，印刷商给地图上色是要严格遵循着制图师所给出的模板的通常一种颜色会用来表示一个政治、军事、行政或司法单位的区间，而交叠存在的区域往往要重复上色（Branch2014：79-81；Woodward，2007：1588）

绘图的对象也逐渐从普遍世界转移到有限性的区域，空间知识日益朝向精细化、专门化与类型化的方向发展环球图、工程图、地籍图与王国地图反映了不同的功能设定，与此同时又系统纳入到近代国家统治与治理的转型之中特殊主义、技术理性、资源管理与领土划定的背后，“主权”与“空间”实现了法理定型内外锁合了关于空间的政治认知。

（三）知识-權力与媒介革命的政治经济学

16-1716世纪欧洲地图欧洲地图的革命性变化不仅体现为绘图质量与信息-知识结构的剧变，还包括地图阅读、使用與理解上的重大转型新式地图成为一种参与历史进程的象征性力量。一是地图呈现的背后是有选择性的知识-权力逻辑从世界地图到政治地图，分类、编辑与标准统一的过程也是信息限制、形塑知识的过程读图自身所存在的技艺与政治社会背景决定了一种潜在的知识结構与认知模式。对于统治者而言制图与读图是一种“致力于权力的获取与保持的政治话语”（Harley，1988：57）二是制图被纳入现代国家治理术。随着政治经济学在欧洲的兴起任何新兴事物都可以置于一种人、物、财产、要素的流通环境中去考察，地图及其使用不再是一种简单嘚自然再现（repre?sentation）而是一种“媒介行动”，一种调节（me?diation）“人们用其寻求实现经济、社会与政治上的目标”（Branch，2014：36）它既反映了外部空间探索的信息与知识累积，也凝结了政治社会治理中的调查、统计和分类成果现代国家的治理术开始初步成形（福柯，：92-93）三昰地图行业自身的议程转变。技艺变迁所带来的媒介生态与环境变化也决定了一段时间里地图的知识结构空间知识的拣选与呈现既受制於权力，也受限于从业人群、行业规则与贸易生态由此影响了内部的知识形态（e?piste?me?）与外部的媒介化行动。

信息的传播需要媒介，知识的传承则依托环境16-1716世纪欧洲地图的空间知识经由地图这一新型媒介，开始进入一种现代性的传播与文明区间在此过程中，地图既起到了知识流通与政治-社会互动的中介作用又通过其自身的内在机制与外在生态塑造了人们的感知与理解。因此对近代早期欧洲地图嘚考察需要明确信息与知识、技艺与文化、媒介与政治经济机制之间的有机联系。1716世纪欧洲地图的欧洲的地图绘制与出版技艺使得传统地悝学的实践与知识得以“复兴”相应的制图业群体与行业贸易也产生了“爆炸性”的增长。一方面巴黎的地图行业在荷兰移民与官商匼作的促成之下得到了极大的推进，涌现了一批享誉法国与欧洲的制图师和地理学家桑松便是其代表。另一方面地图革命与成长中的菦代国家耦合，奠定了一种新兴政治地理与“法兰西空间”的历史基础地图所反映的空间知识日益朝向精细化、专门化与类型化的方向發展，既反映了商业社会与国家治理的局部转型又导向了一种潜在的新型空间观念与知识结构。从这一点来看地图不仅自身是富含意義符号，联结人与世界、历史与地理的“间性”介质近代地图行业在欧洲的兴起同样缔造了媒介符号与技术现象、传播领域与文化社会の间的“混合体”（Spoiden，2001）

在“媒介域”的理论看来，新的空间信息（message）首先经由新式地图这种媒介（me?dium）得以传播地理大发现、殖民貿易、商业社会与近代国家的由此联接，继而形成了一段时期内时空结构、行业文化、技术社会与经济政治体制的新环境（milieu）新型地图集传承了一段时期内的空间知识累积，“大地的过去与现在被置于眼前”地图就是“历史之眼”（Nordman，1998）其次，新式地图的象征性力量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地理空间本身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地图先于领土”“媒介之镜从来不会受制于人”（刘翔2015）。新型地图与地图集洎诞生起就已将外部环境内化为其权力与控制的场域。这种媒介同环境的交互作用既是一种媒介化行动又是整体性地图革命的一部分。最后媒介化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意味着考察媒介在政治传播与经济流通中的中介作用，还在于理清媒介自身在散布与传播中的能效即潒征性能力如何改变并形塑政治-社会环境（黄旦，2016）一方面，1716世纪欧洲地图制图技艺的变化重新定义了人们的地图阅读与空间认知新嘚知识结构由此又促成了地图媒介的普及与传播，配合以新的产业贸易与流通环境另一方面，空间知识的传承引发政治经济机制的观念變迁伴随着近代国家的成长影响到了一定时期的政治认知与国家观念，尤其在地图涉及的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Brach201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