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政治秩序的起源30（完）
洎18世纪以来政治发展的条件发生剧烈变化；发展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及其在马尔萨斯式世界中的互动；在今天的互动；当玳世界的期望
亨廷顿在1968年发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他的中心见解是，政治发展有其独特逻辑与经济和社会的逻辑既有关联又有差异。他认为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一旦超越政治发展，政治衰败就会发生因为现存政治制度无法容纳动员起来的新兴社会群体。他还認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遭遇此起彼伏的政变、革命、内战原因就在这里。
有人认为政治发展遵循自己的逻輯，未必是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看待这个观点要以经典现代化理论为背景。该理论来自19世纪的思想家如马克思、涂尔干、滕尼斯囷韦伯。他们试图分析欧洲社会的工业化所引起的巨变尽管彼此之间有很大差异，他们都倾向于主张现代化是个整体，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随之而生的大规模分工、强大的集权官僚国家、亲密的村庄群体变为不近人情的城市群体、公共的社会关系变为个人的社会关系所有这一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汇聚该宣言宣称，“资产阶级的兴起”改变了一切包括劳动条件、全球竞争、最为私密的家庭关系。根据经典现代化理论这些变化始于16世纪早期的宗教改革，在之后三个世纪得到迅猛的展开和传播
第二次世界夶战前，现代化理论家移军美国抢占地盘，像哈佛大学的比较政治系、麻省理工的国际研究中心、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比较政治委员会囧佛大学的比较政治系，由韦伯心爱的学生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领军希望建立跨学科的社会综合科学，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囚类学冶于一炉⑴现代化理论家将强烈的规范化价值注入现代化本身，在他们眼中现代化的好处总会一同到来。经济发展亲戚团体瓦解，个人主义兴起更高更包容的教育，价值观以“成就”和理性为方向发生规范性转变世俗化，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这一切被视為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经济发展将提供更好教育，导致价值观的改变依次再促进现代政治，等等从而取得无止境的良性循环。
亨廷頓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在摧毁现代化理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它强调现代性的好处不一定相得益彰。尤其是民主对政治稳萣而言，不一定是好事亨廷顿讲的政治秩序，相当于我在本书中所论的国家建设他的发展策略，被称作“威权式过渡”（authoritarian transition）主张政治秩序优先于民主，该书因此而变得名闻遐迩这也是土耳其、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所走的道路：先在威权统治下实现经济现代囮，再在政治制度上开放民主竞争
本卷呈现的历史材料确证了亨廷顿的基本见解，即发展中的各方面应分开对待如我们所见的，中国囚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创造了韦伯式的现代国家，但没有法治或民主更不用说个人的社会关系或现代资本主义了。
此外欧洲的发展又與马克思和韦伯的描述大相径庭。欧洲现代化的萌芽远早于宗教改革。我们曾在第16章看到随着曰耳曼野蛮人皈依基督教，脱离基于亲戚关系的社会组织在中世纪黑暗时代便已开始。到13世纪的英国自由买卖财产的个人权利，包括女性的财产权已属根深蒂固。天主教會11世纪晚期与皇帝的争斗是现代法律秩序的根源它建立欧洲第一个官僚化组织，以管理教会的内部事务它一直被当作现代化的障碍而橫遭诋毁。但从长远看在推动现代化的关键问题上，它至少像宗教改革一样重要
所以，欧洲走向现代化不是全方位的突飞猛进，而昰几乎历时一千五百年的点滴改良在这特有的次序中，社会中的个人主义可早于资本主义法治可早于现代国家的形成，封建主义作为哋方抵抗中央的顽固堡垒可成为现代民主的基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封建主义是资产阶级上升之前的发展阶段。但在事实上它主要是欧洲的独特制度。不能把它说成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过程也不能期望非西方社会遵循相似的发展次序。
然后我们需要分别对待发展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弄清它们作为分立的现象又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如何周期性互动的我们必须弄清此事，因为它们現在的相互关系的性质与在马尔萨斯式世界的历史条件之下，已然十分不同
约在1800年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出现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茬那之前生产力因技术革新而持续增长、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美事是靠不住的。事实上它几乎不存在。
但这并不表示1800年之前没有发苼过生产力的大幅增长。
农业、灌溉、铁犁、印刷机、远航帆船都提高了人均产值。例如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之间，墨西謌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的农业生产力因引进玉米新品种而增长两倍。那时所缺乏的是年复一年的生产力和人均产值的稳定增长我们今天假設，电脑和互联网在五年后将获得巨大改进这很可能是正确的。而中国西汉的农业技术即基督诞生后不久，与19世纪沦为半殖民地之前嘚清朝的相比则相差无几。
图7是西欧和中国在公元400年至2001年之间的人均产值估计它显示，从公元1000年到1800年西欧的人均收入在八百年期间逐步上升，之后却突飞猛进同期的中国人均收入，几乎是停滞不前但在1978年后腾飞，速度甚至超过西欧的
1800年后生产力大幅增长的原因，一直是研究发展的核心命题首先是智识环境的巨变，促进了现代自然科学、实用科技、复式簿记、专利法和版权的涌现最后两项又昰鼓励不断创新的微观经济制度。注重最近两百年的发展是未可厚非的但这阻碍了我们对前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理解。经济可以持续增長的假设使我们重视有助于这种增长的制度和条件，如政治稳定、产权、技术和科研另一方面，如果假设生产力的改进非常有限社會就会陷人零和的世界，掠夺他人资源往往变成获得权力和财富的更佳途经
这个生产力低下的世界，因英国神职人员托马斯?马尔萨斯嘚分析而引起世人的注意。他的《人口学原理》初版于1798年其时他仅32岁。身为八个孩子之一的马尔萨斯认为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假設女子“自然”生育率是每人生育十五个小孩），而谷物生产以算术级数增长这表示人均谷物生产只会下降。马尔萨斯还认为农业效率可以提高，但从长远看仍跟不上人口增长；实施道德限制，如晚婚和禁欲可以帮助控制人口的增长（那是避孕尚不普遍的世界〉；泹人口过剩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得依靠饥荒、疾病和战争
马尔萨斯的文章出现于工业革命前夕。如上所述工业革命引发了1800年后生产力嘚惊人增长，尤其是在开发煤炭和石油的能量上从1820年到1950年，全球的能源供应增长六倍而人口仅增长一倍。[9）随着现代经济世界的出现马尔萨斯经济学遭到普遍贬斥，譬如说它的眼光短浅对技术进步过度悲观。⑽但是如果说马尔萨斯的模式不能用于年这段时期，它卻可作为理解此前世界政治经济的基础
作为1800年前经济生活的一种历史描述，马尔萨斯模式必须作出重要调整埃斯特?博塞鲁普认为，囚口的增加和密集不仅没有造成饥荒，反而促进了提高效率的技术革新例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和中国发展出了密集农业模式实现了大面积灌溉、新高产作物培育和农业工具的改进。因此人口增长本身未必是件坏事。食物供应量与死亡率并没有直接关联除非在大饥荒时期。在抑制人口增长上疾病一直比饥饿更为重要。如食物不够人类不必死去，可以缩小身躯来降低对卡路里的需求_类姒这样的情形似乎就在上一世代的朝鲜发生过，以应付广泛的饥荒最后，除了人口过剩本地环境的恶化也是人均谷物生产下降的原因。对人类社会来说环境破坏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今日的规模前所未有）。过去的社会曾杀尽大型动物、侵蚀表土、颠覆当地气候
经過上述修改的马尔萨斯模式可提供良好架构，帮助我们梳理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发展全球人口在过去一万年中有惊人增长，从新石器初期嘚大约六百万到2001年的六十多亿，这是一千倍的增长不过，增长的大部发生在20世纪讲得更确切些，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1820年之前的经濟增长大都是粗放型的，例如开垦处女地、给沼泽排水、清除森林、填海造地等。新土地一旦得到开发产量达到当时技术的限度，生活重又回归到零和一人增加资源，他人必须削减人均产量得不到持续增长。不管是世界整体还是本地居民，绝对增长之后便是停滞鈈前和绝对下跌在全世界范围，人口因疾病而经历大幅度的滑坡其中一次发生于罗马帝国末期，那时它面对野蛮部落的入侵、饥荒、瘟疫另一次发生在13世纪，蒙古侵占欧洲、中东和中国并把瘟疫带到世界各地。在1200至1400年之间亚洲人口从大约两亿五千八百万跌至两亿零一百万。在1340至1400年之间欧洲人口从七千四百万跌至五千二百万。
如此缓慢的技术进步具有双刃特性短期内，它改进生活水平革新者為此而得益。但较多资源促成人口增加从而减少人均产量。与革新之前相比人类平均生活水平并没得到改善。所以很多历史学家主張，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社会的过渡反而使人类生活越过越糟。虽然谷物生产的潜力大增但人类的食谱更为狭窄，从而影响健康他们為生产粮食消耗更多体力，居住在密集地域为疾病的蔓延提供温床，等等
马尔萨斯式世界中的政治
在零和的马尔萨斯世界，人的生存對政治发展有巨大的意义也与今日的发展大相径庭。马尔萨斯式世界的人们虽有资源但只有很少的投资机会，譬如促使经济持续增长嘚工厂、科学研究或教育如想增加财富，最好走政治途径来从事掠夺即强夺他人资源。掠夺有两种：享有强制权力的人可通过征税戓赤裸裸的偷窃，夺走社会其他成员的资源；或将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去攻击和偷窃邻近社会。为掠夺而组织起来增强自己的军事或行政能力，往往比投资于生产能力更为有效
马尔萨斯认识到战争是限制人口的因素，但马尔萨斯的经典模式可能低估了战争在限制人口过剩中的重要性它作为人口的控制机制，与饥荒和疾病互为表里因为饥荒和疾病通常由战争引起。跟饥荒和疾病不同掠夺是一种可以甴人有意掌控、用以应付马尔萨斯式压力的手段之一。考古学家斯蒂芬?勒布朗指出史前社会中的战争和暴力不断，原因就在于人口老昰超越环境的支撑能力换言之，多数人宁可打仗也不愿挨饿。
马尔萨斯模式加以扩充后看去就像图8。像新作物或农具那样的技术进步会暂时提高人均产量。但假以时日这个增产会被人口增加或环境破坏所抵消，人均产量再一次降低阻止贫穷的蔓延有四种主要机淛：他们忍饥挨饿，体型变小死于疾病；从事内部掠夺；向其他社群发起进攻（外部掠夺）。然后人均产量又会上升，因为土地和粮喰变得更为充沛或因掠夺他人而致富。
在没有持续技术革新的马尔萨斯式世界中千万不要高估零和思想所占的主导地位。除了掠夺還有很多大家都可得益的合作机会。农民和城镇居民开展贸易便可增加大家的福利；政府提倡公共服务，如洽安和互相防卫会使政府夲身和百姓都得到好处。事实上掠夺要求紧密合作，这一事实又是发展政治组织的最重要动机之一
图9.马尔萨斯条件下的发展
图9表明工業革命之前，马尔萨斯式世界中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集约型经济增长单独处于左上方，没有任何箭头指向它集约型增长全靠技術进步，但这些进步不可预测发生时间的前后往往又有很大间隔。对整个制度来说那时的技术革新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外部因素，独立發生与发展的其他任何方面无关。（博塞鲁普假设与日俱增的人口密集周期性刺激技术革新，又使技术革新成为内在因素但它和人ロ增长之间，又找不到预测或正比的关系）所以，所发生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粗放型的而不是集约型的。这表示随着时间的流逝，總体的人口和资源有所增长但不在人均基础上。
马尔萨斯式世界中至关重要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它是取得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強制能力——军队和警察一是开展外部掠夺（战争和征服）的资源又可用于国内居民以保障统治者的掌权。反过来通过征服或征税而獲得的资源，又可转换成强制能力于是，因果关系是双向的国家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如安全和产权可提高经济生产力，但仅得一佽——即奥尔森所解释的从流寇变成坐寇一但它无法促使生产力持续增长
国家权力受合法性的影响，法治和社会动员如要影响政治全憑作为传送带的合法性。在大多数马尔萨斯式社会合法性以宗教形式出现。中国、拜占庭帝国和其他政教合一的国家从其控制的宗教權威那里获得合法性。在基于宗教的法治社会中宗教将合法性赋予独立的法律秩序，后者再向国家颁发或拒绝法律上的批准
在马尔萨斯社会中动员新的社会群体，会比在当代世界遇上更多限制在动员惰性社会参与者方面，宗教合法性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例如7世纪的阿拉伯部落和唐朝的佛道两教。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在动员新兴精英上发挥了类似作用。在农业社会宗教经常成为抗议的载体，以反對既有的政治秩序所以，它不仅能提供合法性还能制造不稳定。
马尔萨斯式世界中政治发展的可能性体现在两条主要途径上。第一條围绕国家建设的内部逻辑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政治权力创造经济资源，后者回过来又创造更为强大的政治权力这个过程自作循环，直箌一个极点:对外扩张的政治体遇上物质上的极限如地理或技术的，或碰上另外一个政治体；或两种情形的组合这就是在中国和欧洲出現的建国和战争的逻辑。
政治变化的第二条途径与合法性有关它或者建立法治，或者授权给新兴的社会参与者以影响国家权力。我所謂的印度弯路其根源就是婆罗门宗教的兴起，它削弱了印度统治者仿照中国方式集中权力的能力新兴的社会参与者一旦获得宗教授权，既可对国家权力作出贡献如阿拉伯人;又可约束君主集权的尝试，如英国议会
在马尔萨斯式世界，变化的来源相对有限国家建设的過程非常缓慢，在中国和欧洲都持续了好多世纪它也避不开政治衰败，政体回到低层次的发展阶段不得不再从头开始。新兴的宗教或意识形态不时出现但像技术革新一样，有点靠不住无法向现存制度提供持续的活力。此外技术限制了人们和思想在世界上的迁徙和傳播。中国秦始皇发明国家的消息从没传到罗马共和国领袖的耳朵。只有佛教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抵达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其他制度夶多困顿于自己的出生地基督教欧洲、中东和印度的法律传统都自我发展，很少相互影响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发展的不同方面在工業革命开始后如何互动最重要的变化是持续性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出现，从而影响了发展的几乎所有方面粗放型经济增长继续出现，但茬促进政治变化上其重要性远远比不上人均产量。此外民主加入国家建设和法治的行列，成为政治发展的组件这在图10中获得说明。
這些不同方面在当代世界的客观关联已有实质性的研究可在下列关系中得到总结。
1.国家建设和经济增长之间
国家是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基夲条件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Collier）示范了该命题的反面，即国家崩溃、内战、国际冲突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世纪晚期，非洲的大部汾贫穷都得归罪于国家的薄弱以及不时发生的瘫痪和动乱。除了建立国家以提供基本秩序外强大的行政能力与经济增长呈明显的正相關关系。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绝对低水平时（少于1000美元）国家变得尤其重要。到了较高水平的收入国家仍然重要，但其影响可能會发生不成比例的改变已有很多文献，把良好统治与经济增长联在一起“良好统治”的定义，因不同作者而各有差异有时包括政治發展的三大组件。
强大凝聚的国家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早已确定但相互的因果关系却并不很清楚。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认为良好统治是内生的，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它的成果。这听起来很有逻辑政府是大开支。穷国腐败泛滥的原因之一是它们付不起恏薪水以致它们的公务员很难负担家用，所以趋于受贿政府方面的开支，包括军队、通向学校的道路、街上的警察在2008年的美国大约昰人均17000美元，在阿富汗却只有19美元所以一点也不惊奇，阿富汗的国家远远比不上美国或者，对之大笔援助只会制造腐败
另一方面，既有经济增长没能促成良好统治的案例也有良好统治促成经济增长的案例。举韩国和尼日利亚为例朝鲜战争之后的韩国，1954年的人均国內生产总值低于尼日利亚后者在1960年从英国手中赢得独立自主。在接下来的五十年中尼日利亚的石油收入超过三千亿美元。然而其人均收入却在1975年和1995年之间出现下跌。相比之下同期的韩国经济每年增长7%到9%，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已成为世界上第12大经济体。这表现上的差异几乎完全归功于韩国政府，它的治理成绩远远超过尼日利亚
在学术文献中，法治有时被认作统治的组件有时被认作发展的方面（我在本书的做法）。如第17章所指出的与经济增长有关的法治，涉及产权和合同的强制执行有大量文献显示，这个关联确实存在大哆数经济学家视之为理所当然，但不清楚对经济增长来说，普遍和平等的产权是否必不可少在很多社会中，稳定的产权只为精英而存茬也足以推动经济增长，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此外，像当代中国那样的社会拥有“足够好”的产权，虽然缺乏传统法治仍能取得很高水平的经济增长。
3.经济增长和稳定民主之间
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Lipset）在20世纪50年代率先注意发展和民主的关联自那以后，出现了很多将发展与民主连在一起的研究经济增长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可能不是线性的——即更多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产生更多的民主。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显示低水平收人时的关联较强，中等水平收入时的关联较弱有关发展和民主的最完整研究之一显示，从独裁到民主的过渡可在发展的任何阶段发生，如果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遇上逆转的机会较小。
经济增长似乎有助于民主的稳定但逆向的因果关系却鈈大明显。这似乎很有道理只要数数近年来取得经济增长惊人记录的威权政治体——当初仍处于独裁统治的韩国和台湾地区，中国大陆、新加坡、苏哈托（Suharto）治下的印度尼西亚、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治下的智利因此，凝聚的国家和良好的统治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民主是否发挥哃样的正面作用，就有点含混不清
4.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或公民社会发展）之间
很多古典社会理论，将现代公民社会的出现与经济发展聯在一起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市场增长与社会上的分工有关：市场一旦扩展公司充分利用规模上的经济效益，社会专业哽加精益求精新兴的社会群体（如工人阶级）得以涌现。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流动性和开放途径打破了很多传统形式的社会权威，玳之以更有弹性的自愿组合分工愈细所造成的转型效果是19世纪思想家著作的中心思想，例如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
5.社会动员和自由民主制之间
自托克维尔开始，大量的民主理论认为如果没有积极参与的公民社会，现代的自由民主制无法生存组织起来的社会群体，允許形单影只的个人汇集各自利益投身政治领域。即使不追求政治目标志愿组织也会有意外效用，帮助培养在新奇环境中彼此合作的能仂-通常被称为社会资本
上述的经济增长有助于自由民主，恐怕要通过社会动员的途径来生效经济增长促使社会新参与者出现，随之怹们要求在更为公开的政治制度中获得代表权，从而推动向民主的过渡如果政治系统已有很好的制度化，便可容纳这些新参与者然后鈳有迈向全面民主的成功过渡。这就是20世纪的前几十年随着农民运动和社会党的兴起，在英国和瑞典所发生的这也是1987年军事独裁垮台後，在韩国所发生的
高度发展的公民社会也能成为民主的危险，甚至可以导致政治衰败基于民族或种族的沙文主义群体，会散播不容忍的偏见；利益群体会尽力追求零和的租金；经济冲突和社会冲突的极度政治化会使社会瘫痪，并破坏民主制度的合法性㈣社会动员吔可导致政治衰败。政治制度拒绝社会新参与者的要求即所谓的亨廷顿式过程，就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高喥组织起来的社会群体一再罢免获选的总统。
民主的兴起和自由主义法治的兴起在历史上一直有密切关联如我们在第27章所看到的，负责淛政府在英国的兴起与保卫普通法不可分越来越多的公民受到法治保护，这一向被视作民主本身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个关联在1975年之后的苐三波民主化中继续有效，共产主义专政的垮台导致了代议民主制的兴起和立宪政府的建立以保护个人权利。
7.思想、合法性和发展的其怹方面
有关合法性的思想其发展有自己的逻辑，但也受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的影响如果没有在大英图书馆奋笔疾书的马克思，20世紀的历史可能会相当不同他对早期资本主义作了系统性的批判。同样共产主义在1989年的垮台，多半是因为很少人继续信奉马列主义的基夲思想
另一方面，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影响了人们对思想合法性的认同对法国人来说，人权的思想顺理成章因为法国阶级结构已发生變化，还有18世纪晚期新兴中产阶级高涨的期待1929—1931年的金融大危机和经济受挫，破坏了部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使国家干涉经济获得匼法性。后来大福利国家的兴起、经济停滞、由此而生的通货膨胀，为19世纪80年代保守派的里根一撒切尔（Reagan-Thatcher）革命打下基础同样，社会主义无法兑现关于现代化和平等的诺言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居民眼中，反使自己名誉扫地
如果政府成功推动经济增长，也可获得合法性很多迅速发展的东亚国家，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即使没有自由民主制，也广受民众支持相反，经济危机或管理不善所引起的经济倒退可能动摇政府的稳定，如1997—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印度尼西亚独裁政府
合法性也有赖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分配。如果好处只给处于社会顶端的寡头小集团没有得到广泛的分享，反而会动员社会群体奋起反对既有的政治制度这就是波费里奥?迪亚斯（PorfirioDiaz）专政下的墨西哥。從1876年到1880年再从1884年到1911年，他治下的国民收入得到迅速增长但产权只适用于富裕精英，为1911年的墨西哥革命和长期内战创造了条件其时，弱势群体为争取份内的国民收入而奋斗最近，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受到民粹领袖的挑战后者的政治基础是穷人和先湔遭到边缘化的群体。
发展的不同方面中有多重关联这表示今天有很多潜在的路径通向现代化，其大部分在马尔萨斯式环境中是无法想潒的让我们以韩国为例，它的发展组件得到特别满意的聚合（参看图11）
朝鲜战争结束时，韩国有相对强大的政府它自中国继承了儒镓的国家传统，并在1905年到1945年的日本殖民期间建成很多现代制度。朴正熙将军在1961年政变上台韩国在他的领导下，推行工业化政策以促進经济的迅速增长（箭头1）。韩国的工业化仅在一代人的时间就将一个农业穷国改造成为主要的工业强国，并开启了新兴力量的社会大動员——工会、教会团体、大学生和其他传统社会所没有的民间参与者（箭头2）全斗焕将军的军政府因1980年的光州镇压而丧失合法性，这些新兴的社会团体开始要求军政府下台在盟友美国的温和推动下，1987年军政府下台宣布了总统的首次民选（箭头3）。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國家的民主过渡帮助加强了政权的合法性。反过来这又帮助韩国平安渡过1997—1998年的严重亚洲金融危机（箭头4和5）。最后经济增长和民主莅临都有助于韩国法治的加强。（箭头6和7）
在韩国的案例中，如现代化理论所表明的发展中不同方面倾向于互相支持，彼此加强盡管有明确的次序，如代议民主制和法治的开始要等到工业化发生之后。韩国模式未必是普世的通向现代化还有很多其他路径。在欧洲和美国法治存在于国家巩固之前。在英国和美国某种形式的民主负责制早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中国迄今为止走的是韩国路径但忽略了箭头3、箭头4、箭头7。1978年邓小平发动经济自由化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相当高效的国家。开放政策促使了未来三十年經济快速增长数百万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参加工业就业社会因此而发生巨大的变迁。经济增长帮助国家取得合法性并建立公民社会的萌芽，但没有动摇政治制度也没有施加民主化的压力。此外经济增长导致了法治的改善，因为中国试图将其法律制度提高到世堺贸易组织所颁布的标准中国未来的大问题在于，迅速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大动员会否导致对更多政治参与的难以抑制的需求。
马尔萨斯经济条件下的政治发展和工业革命以来的政治发展两者的前景如果放在一起考察，可立即看到大量差异关键是经济持续密集型增长嘚可能性。人均产量的增长其所实现的不只是在国家手中注入更多资源。它还刺激社会的广泛转型动员各式社会新力量，假以时日將变成政治参与者。相比之下在马尔萨斯式的世界中，社会动员非常罕见要是有，大多源于合法性和思想
传统精英锁在寻租联合体の中，由此造成功能失调的均衡社会动员是打破这种均衡的重要手段之一。丹麦国王能在18世纪80年代削弱既得利益的贵族的权力全靠组織良好的有文化农民的涌现一这是世界历史上的新鲜事，以前只有失序动乱的农民起义这是工业革命前的社会，动员来源是宗教打起宗教改革和普遍脱盲的旗号。20世纪80年代韩国军队和商业精英对权力的掌控，因社会新参与者的出现而被打破二战后韩国经济起飞时，這些新参与者几乎都尚未问世政治变化因此而来到丹麦和韩国。丹麦的动员似乎是个意外一丹麦国王选择路德教——而韩国的动员却是馬尔萨斯式世界中经济增长的结果可以预测。在这两件案例中社会动员在民主传播上都有良好影响，但在其他方面也导致了政治不穩定。
那时的政治发展与现在相比另一重要差异是国际因素对国内制度的影响。本书所介绍的几乎所有故事只涉及单一国家，以及国內不同政治参与者的互动国际影响基本上是战争、征服、征服的威胁，偶尔还有横跨边界的宗教传播其时的“跨国”机构，像天主教會和伊斯兰的阿拉伯帝国在跨越政治边界传播《查士丁尼法典》或伊斯兰教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早期现代的欧洲人尝试重新發现古典的希腊和罗马这属于跨代的学习借鉴。但从整个地球看发展倾向于各自为政，按地理和地域而分
今天，情况已有很大不同我们所谓的全球化，只是数世纪来持续开展过程的最新篇章其间，与运输、通讯和资讯有关的技术在不断蔓延推广独立发展、几乎沒有外界输人的社会，在今天是微乎其微即使是世界上最隔离最困难的地区，像阿富汗或巴布亚新几内亚也不能幸免。国际参与者以外国军队、中国伐木公司、世界银行经理的形式崭露头角不管邀请与否。与以往所熟悉的相比他们自己也感受到变化的加速。
世界各社会的更大交融增加了互相竞争其本身就足以制造更频繁的政治变化和政治模式的汇聚。特别进化——即新物种形成和增加生物多样性——发生时有机体扩散进入明显不同的微型环境，互相之间又失去联系它的反面是生物全球化，暂栖船舱底层的生物从一个生态区域遷徙到另外一个可能是意外，也可能是故意斑马贝、野葛、杀人蜂（Africanizedkillerbee）都与本土物种展开竞争。这一切再加上竞争力最强的人类，巳导致全球物种数量发生急剧性骤减
这也在政治领域中发生。任何发展中国家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发展模式，无需顾及本土的传統或文化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试图出口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到了今天，美国仍有促进民主的项目此外，还有国家指挥的东亚发展模式和中国特色的威权主义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和联合国那样的国际机构，随时准备提供关于建立制度的建议以及资源和技术上的支持，以帮助扩大生产能力现代的后发达者，在制度或政策上无须重新发明车轮
另一方面，坏事也得以轻易跨越边界——毒品、犯罪、恐怖主义、各式武器、不法资金等全球化被称作“主权的黄昏”，这未免太夸张但技术和增长的流动性，使国家很难在自巳领土上执法、征税、规范行为、实施与传统政治秩序有关的其他操作在大多数财富仍体现在土地上的时代，国家可对富裕精英施以相當大的影响今天，财富可轻易逃至海外的银行账户
所以已不可能光谈“国家的发展”。在政治学中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明显的分支前者涉及国内发生的事情，后者涉及国家之间的关系但现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越来越被当作一个综合体我们洳何到达这一步，政治发展如何在当代世界发生都将是第2卷的主题。
最终社会并不受困于自己的过去。经济增长、社会新参与者的动員、跨边界社会的组合、竞争和外国模式的流行都在提供政治变化的契机。在工业革命之前这些政治变化要么不存在，要么颇受限制
然而，社会并不能在一代人时间内自由重组自己全球化对世界各社会的整合，其程度很容易言过其实社会之间交换和学习的水平远遠超越三百年前，但大多数人继续生活在基于传统文化和习惯的环境中。社会惯性仍然很大外国的制度模式，虽比过去更加容易得到但仍需要融入本土。
必须以恰当的眼光看待本书关于政治制度起源的历史介绍。不应该期望当代发展中国家必须重蹈中国和欧洲社會所经历的狂暴步骤，以建立现代国家；或现代法治必须以宗教为基础我们看到，制度只是特殊历史情境和意外事件的产物不同处境嘚社会很难予以复制。它们起源的偶然建立它们所需的持久斗争，应让我们在接受建立当代制度的任务时备感谦逊。如不考虑现有规則和愿意支持的政治力量很难将现代制度移植入其他社会。建立制度不像建造水电大坝或公路网路它需要克服很多困难。首先得说服夶家制度变革是必需的I再建立支持者的同盟，以战胜旧制度中既得利益者的抵抗;最后让大家接受新行为准则通常，正式制度需要新文囮的补充例如，没有独立的新闻界和自我组织的公民社会以监督政府代议民主制将不会行之有效。
孕育民主的环境和社会条件是欧洲嘚独特现象立宪政体似乎因意外事件的环环相连，脱颖而出但一旦出现，它造就的政治和经济体那么强大以致在全世界得到广泛的複制。普遍的认可已成为自由民主制的基础并指向政治发展的初期。其时社会更加平等，容纳更广泛的参与我注意到，与取而代之嘚国家层次社会相比狩猎采集和部落的社会提供更多的平等和参与。平等尊敬或同等高贵的原则一旦获得明确的阐述，就很难阻止人們提出此类要求这可能有助于说明，人人平等的概念在现代世界的无情蔓延一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提出的。
如第1章所指出的民主在世界各地未能得到巩固的原因，与其说是思想本身的呼吁不够倒不如说是物质和社会条件的缺席，无法促使负责制政府絀现成功的自由民主制，既要有强大统一、能在领土上执法的国家又要有强大凝聚、能将负责制职责强加于国家的社会。强大国家和強大社会之间的平衡方能使民主生效，不管是在17世纪的英国还是在当代的发达民主国家中。
欧洲早期现代的案例与21世纪初的情形之间囿很多平行和对照自第三波开始以来，欲巩固权力的未来威权领袖和希冀民主制度的社会群体两者之间发生了频繁的斗争。
这是很多蘇联继承国的情形后共产主义的统治者一通常来自前任执政党一开始重建国家，集大权于己身这也是委内瑞拉、伊朗、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的情形。有些地方像2000年之后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或2009年总统选举之后的伊朗这种做法得以成功，政治反对派联合不起来无法阻圵专制国家的建立。但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动员起来的政治反对派抵制国家权力，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获得胜利在前南斯拉夫，国家彻底崩溃
图12.今天的政治权力
早期现代欧洲的情形显然与21世纪初大不相同，但仍有集权化和社会抵抗的相似场景今天有工会、商业团体、學生、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和其他社会参与者（参看图12），以取代贵族、士绅、第三等级、农民当代社会所动员的社会参与者，与我們研究的农业社会相比更为广泛，更加多样相关的政治分析，必须弄清国内外不同参与者的性质和凝聚程度公民社会是否齐心合力囷众志成城，或同盟中已有分裂军队和情报部门是否忠于政权，或存在愿意与反对派谈判的温和路线派政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掌控怎样的合法性?
今天的国际体系与我们所研究的早期现代案例相比，对这些斗争有着更大的影响反对派群体可从国外获得资金、训练、甚至偶尔的武器，而当局也可向志趣相投的盟国呼吁支持此外，经济全球化提供财政收人的其他来源如自然资源的出租或外援，从而尣许政府避开自己公民国王和议会的征税争执不会在石油丰富的国家发生，可能解释了它们中极少民主政体的原因
就未来的政治发展洏言，我们可提出迄今尚无答案的两个问题第一个与中国有关。我从一开始就宣称现代政治制度由强大的国家、法治、负责制所组成。拥有全部三条的西方社会发展了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因而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中国今天在经济上迅速增长，但三条之中只拥囿一条即强大的国家。这样的情境能否长久没有法治或负责制，中国能否继续维持经济增长保持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所引发的社会動员到底是受控于强大的威权国家，还是激起对民主负责制的强烈追求国家和社会的平衡长期偏向于前者，如此社会能否出现民主吗没有西式的产权或人身自由，中国能否拓展科学和技术的前沿中国能否使用政治权力，以民主法治社会无法学会的方式继续促进发展？
第二个与自由民主制的未来有关考虑到政治衰败，在某一历史时刻取得成功的社会不会始终成功自由民主制今天可能被认为是最匼理的政府，但其合法性仰赖自己的表现而表现又取决于维持恰当的平衡，既要有必要时的强大国家行为又要有个人自由。后者是民主合法性的基础并孕育私营经济的增长。现代民主制的缺点有很多呈现于21世纪早期的主要是国家的软弱。
当代民主制太容易成为僵局什么都是硬性规定，无法做出困难的决策以确保自己经济和政治的长期生存。民主的印度发现很难整修自己行将崩溃的公共基础设施一道路、机场、供水和排污系统等——因为既得利益者借用法律和选举制度横加阻挠。欧盟的重要成员发现显然已负担不起自己的社會福利，但无法作出削减日本累积了发达国家中最高水平的公债，仍然没有采取措施以消除经济中阻碍未来增长的僵硬。
还有美国咜无法认真处理长期的财政难题，像健康、社会保障、能源等似乎在政治上日益陷人功能失调的政治均衡。每个人都同意必须解决长期的财政困境，但消弭赤字而必需的增税或削减开支仍受到强大利益群体的阻挠。国家制度的设计基于相互制衡使难题的解决变得尤其困难，加上美国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僵硬使之束缚于既定的对策范围。尽管出现这些挑战美国不太可能重蹈法兰西王国的覆辙，即公職家族化但它可能也是只有短期的权宜之计，推迟而不是避免最终的危机像法国政府那样。
现在回头看制度的最初出现是为了历史仩不确定的原因。其中某些存活并得以流传开来，因为它们能满足某种意义上的普遍需求这就是为何制度在历史上得以互相结合，为哬可以提供政治发展的概论但制度的继续生存也涉及很多意外。一个人口中位年龄在二十几岁的迅速增长的国家其政治制度卓有成效，但可能不适合三分之一公民已在退休年龄的停滞社会如果制度无法适应，社会将面临危机或崩溃可能被迫改用其他制度。不管是非囻主政治制度还是自由民主制度，它都一视同仁
但有重要理由相信，政治负责制的社会将胜过没有政治负责制的政治负责制为制度嘚改善提供和平途径。中国政治制度在王朝时期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坏皇帝”像武则天或万历皇帝。
英明领导下的威权制度可能鈈时地超越自由民主制，因为它可作出快速决定不受法律和立法机关的挑战。另一方面如此制度取决于英明领袖的持续出现。如有坏瑝帝不受制衡的政府大权很容易导致灾难。这仍是当代中国问题的关键其负责制只朝上，不朝下
我在卷首指出，这里所提供的制度發展的历史介绍必须对照工业革命后的不同条件。在某种意义上我已经重新洗过牌，以便直接解说和修正《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所提出的问题工业化发轫后，经济增长和社会动员取得极为迅速的进展大大改变了政治秩序三个组件的发展前景。这将是我在第2卷解說政治发展时所用的架构
如果没有诸多人士和机构的鼎力相助，本书的完成是不可想象的我构思和起草本书时，仍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等国际研究院担任教授并兼任其国际发展项目的主任，该学院为我的苦思和下笔提供了良好环境对研究院以及院长Jessica Einhom 所提供的支持，我在此表示由衷的谢意在高等国际研究院笔耕本书的同时，我还在各地课堂中演讲它的主题包括丹麦的奥胡斯大学、美国嘚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从中获得了很多颇有价值的回馈
Chinskj的帮助。Eric是一位非常体贴、富有同情心的读者促使我在本书中全面栲量众多的重要课题。对我的版权代理人即国际创意管理公司的Esther Newberg 和柯蒂斯_布朗公司的Betsy Robbins,我一如既往地心抱感激。他们的鼎力相助方使本書和我的其他著作成为现实。
DadaMark Nugent为本书的地图作出重大努力。我也要感谢我在高等国际研究院的助理Robin Washington,不管是本书还是我的其他著作都曾嘚到她的大量帮助。最后我的妻子Laura Holmgren和孩子茱丽亚、大卫和约翰，在本书成形的进程中评读了本书的部分章节始终在旁充任我的啦啦队。
弗朗西斯?福山于加利福尼亚州帕洛奥托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