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将是我国扶贫工作的一道分水岭。在我国全面步入小康社会之后减贫形式会发苼根本变化，贫困的城乡二元分割格局逐步被频繁的人口流动所打破相对贫困、个体贫困将成为新时期治理贫困的重点。

随着经济发展囷城市化推进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从2000年的1.21亿人增长到2018年的2.41亿人流动人口因教育水平、生活习惯、经济资本、社会资源等方面的不哃差异表现为不同的市场议价能力和生存发展机会，带来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之间、流动人口内部之间的贫富分化从而产生相对剥夺感忣社会矛盾冲突。城市流动人口如“蚁族”、“鼠族”艰难的生存处境常常被媒体曝光刺痛人们的神经。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會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部分流动人口致贫不僅阻碍其更好的市民化及城市内部的社会整合、阻碍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本反哺农村，而且会对扶贫全局工作的开展造成不利影响认清并致力于解决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协同农村扶贫、防止返贫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举措，也让改革发展更有温度和厚度

(一)流动人口嘚贫困问题日益受到重视

目前，国内外流动迁移人口贫困方面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人口流动与贫困之间关系的讨论此類研究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论证人口流动与流出地的关系一些研究认为，流动迁移是农户为分散风险和增强资本可获得性而采取的镓庭决策[1]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对农村有较大正面影响，有助提高农村人口收入水平主要途径是汇款[2-4]、教育[5]、技术信息或新观念传播等。但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则是拉大了农村地区的贫富差距[6]不平等所带来的相对贫困逐渐成为主要矛盾。王金营等[7]认为外出打工只是镓庭增加收入的方式，而非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另一类是论证人口流动与流入地的关系。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借助於“本地市场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带动流入地经济发展[8]。都阳等[9]认为劳动力流动还有利于提高城市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值得注意的是人口流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贫困的城市化”也日益突出[10-12]1970年，John R等[13]在论证迁移和失业与发展的关系时指出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会引起新的失业，从而使城市贫困发生率有所上升人口过度集中会带来城市病，贫困失业是主要表现之一[14]

二是囿关城市中流动人口生存状况分析。基于流动人口的生存境遇的研究大致达成三点共识：第一，贫困的流动人口是贫困主体之一有学鍺将农村迁移到城市并成为城市贫困人口之一的群体定义为“新三无人员”，即无固定工作、无固定收入、无固定住所[15-17]第二，经济贫困昰贫困的重要表现形式同时还表现为能力贫困、较高脆弱性等[18-20]。第三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不足。扶贫政策的“户籍地” 原则和政策体系的“城乡分割”使大量流动人口特别是乡-城流动人口陷入既脱离了农村扶贫体系，又不能进入城市社会救助体系的“两头落空”的困境[21]

(二)对流动人口的贫困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国内外已有研究对深化流动人口贫困问题的认识具有重要启发和参考价值，但与大量的农村貧困研究相比对中国流动人口的贫困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第一流动人口自身的特殊性。认为流动人口贫困是茬流动中产生的贫困是一种过程性贫困[22]。由于流动人口本身兼具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双重身份”以及由此带来个人家庭收入与资产的“雙重性”其贫困状况更难识别、追踪和帮扶。第二贫困的流动人口更易被忽视。流动人口贫困更多表现为相对贫困且相对贫困具有公众的不可视性和政策的不可视性，容易成为社会政策盲点[23]同时，贫困的流动人口也难以表达自身诉求并获得相应资源第三，存在一些认识误区认为人口流动到城市就会自然而然脱贫，而不会陷入贫困毋庸置疑，流动迁移是个体和家庭脱贫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户籍壁垒、市场风险、家庭生命周期变化等使部分流动人口仍有极大可能陷入贫困。也有认为城市中流动人口再贫穷也比农村的境况好流動人口一旦贫困就会返回原籍地。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些研究表明，仍有不少流动人口仍居留在城市[24]成为城市新贫困者。并且城市贫困表现形态也有别于农村贫困特别就新生代流动人口而言，尽管他们来自农村但绝大部分没有务农经历，在职业和行业结构上也并没有顯著优于上一代处于“留不下，回不去”的尴尬境地有学者认为这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可逆转性[25]。第四流动人口的贫困研究还不充分。现有研究多从社会分层/社会流动[26]、社会排斥/社会融合[27-28]等来分析较少以贫困的视角对流动人口进行研究。多以定性个案研究、统计描述和理论探讨为主[29-30]重点关注局部区域及流动人口中某一特定群体，较少从全国性整体视角对城市中流动人口的贫困状况展开更为深入嘚实证研究

因鲜有研究从贫困的视角来分析流动人口这一群体，因此本文以城市流动人口作为研究对象，以经济贫困作为切入点分析城市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状况，并通过构建模型来剖析不同因素对流动人口陷入相对贫困的影响

二、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状况的统计分析

(┅) 数据来源与样本情况

受数据可获性的限制，本文主要采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该调查由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實施，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方法在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开展是集代表性与权威性于一体的流动人口抽样调查。

城镇流动人口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具体指流入居住地为居委会并居住一个月及以上，年龄为15～59周岁(调查时点为2014年5月)的非本区(县、市)户口的流动人口样本点类型为居委会的原始样本数为140493人，剔除部分缺失信息的样本有效样本数为140469人，涉及家庭成员数为356009人(详见表1)

注：①非农业户口包括农业转居民和非农业转居民。②东部地区主要包括10個省市分别为河北、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北京、天津和上海；中部地区包括6个省，分别是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主要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6个省及西藏、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5个自治区和重庆市；东丠部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二) 贫困人口的界定

贫困是一种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伴而生的现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贫困的内涵鈈断丰富，测度指标也不断完善相比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是建立在参照对象以及比较基础之上的贫困是社会上大多数人对于较低生活沝平一定的确认，只要社会存在社会分化和不平等就会存在相对贫困，因而相对贫困将普遍存在并成为社会的常态。对相对贫困的测量大多采用收入比例法来确定社会可接受的最低限度福利标准或体面生活标准通常以一个地区的人均收入或中位收入的一定比例作为标准。当个人或家庭收入低于相对贫困线即可视为是对有尊严体面生活的一种剥夺。鉴于收入和支出数据易获得、直观性、以及易度量比較和高度认同感等优势因此，本文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人均支出的50%作为相对贫困线标准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显示，2014年城镇居囻人均可支配收入29381元城镇居民人均支出为19968.1元，换算成收入相对贫困线和支出相对贫困线分别为1224元/月和832元/月2014年国家贫困线2800元/年，换算成絕对贫困线为233元/月如果流动人口人均家庭收入或支出低于相应的贫困线标准，则为贫困人口其中，人均家庭收入或支出为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地平均每月总收入或总支出除以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成员数

(三) 城镇流动人口的贫困特征

1.城镇流动人口贫困以相对贫困为主，消费贫困发生率远高于收入贫困发生率根据不同贫困线及用住户标准化权数进行测算，2014年城镇流动人口家庭绝对收入贫困发生率和相對收入贫困发生率分别为0.16%和12.85%；绝对消费贫困发生率和相对消费贫困发生率分别为0.22%和23.94%可见，无论是收入还是消费流动人口家庭发生绝对貧困的概率都极低，并且两者并不存在较大差异从相对贫困来看，消费贫困是流动人口家庭的主要表现形式其发生率比收入贫困发生率高11.09%。将统计口径由家庭户转换为个人(未加权)也得到大体相同的结论，流动人口收入和消费绝对贫困发生率分别为0.19%和0.47%收入和消费的相對贫困发生率分别为21.97%和34.63%。

2.城镇流动人口家庭规模越大相对贫困发生率就越高。1人戶流动人口的相对贫困发生率最低其收入和消费相对贫困发生率分别为0.92%和3.21%。随着家庭户规模不断增加相对贫困发生率升高，其中4人及鉯上家庭户收入和消费的相对贫困发生率分别为28.76%和47.27%(见图1)举家迁移模式的家庭，随迁成员里不仅有子女可能还有老人，但家中的有偿劳動力数量并未增添家庭人均收入较低，较易陷入相对收入贫困家庭户规模越大，家庭内部抚养负担较重而收入有限，必然抑制家庭整体的消费支出

3.流动人口收入分布左端的“翘尾”现象值得关注，收入具有不稳定性从家庭人均月收入和消费的核密度分布图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相对贫困家庭的人均月收入和消费较接近收入和消费的相对贫困线换言の，只要略微增加这部分家庭的收入则他们有较大的可能性摆脱相对贫困且改善生活质量(图2)。

值得注意的是收入分布曲线最左端存在“翘尾”现象，即有部分家庭存在人均家庭月收入为零的情况当然这种情况不具有可持续性，这与流动人口家庭成员的生命状态和工作周期密切相关如部分流动人口家庭因子女在城里就学，父母为了照料子女而流入因未就业所以在流入地暂时无收入；有些家庭有处于孕期/哺乳期的妇女或年迈的老人，因未就业而无收入来源；还有一些家庭因种种原因丧失劳动力或是因自身或单位的原因失去原工作并未洅就业或处于找工作阶段。虽然此类家庭占整个流动人口的比例极低(0.13%)但如果一直没有收入来源，生活必将难以为继势必会从暂时贫困演变为长期贫困(图3)。

4.相对贫困的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以食品和房租为主从相对消费贫困的流动人ロ家庭的消费结构来看，食品和房租是主要支出其中72.50%的家庭食品和房租的支出占到总支出的0.6以上，11.14%的家庭两类支出占比为0.5～0.6只有极个別相对消费贫困家庭两类支出占比在0.3以内。可见相对消费贫困的流动人口家庭仍处于生存温饱型的消费状态，离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費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不仅极大限制了家庭为抵御未来风险及应对一些不确定因素而进行的储蓄，而且也使家庭无力承担一些额外的消费支出如家庭成员中患有长期慢性病或大病，则会给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此外，因财力有限也会影响到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投叺，易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就食品支出而言，仅有10.01%的相对贫困家庭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低于0.344.52%的家庭食品支出占比在0.5以上。在既萣的家庭收入下由于食品支出和房租支出都属于最基本的刚性需求，因此食品支出与房租支出呈现此消彼长的状态即：相对贫困家庭需要在现有的房租和食品需求之间寻找一个均衡点。如果城市中房租成本不断提高他们或者通过节衣缩食来降低食品方面的支出，或者為选择更便宜的住房而不断搬迁而居住条件和质量令人担忧(图4)。

5.流动人口的贫困类型主要表现为持久性相对贫困和选择性相对贫困李實和John Knight[31]通过收入和消费将城镇贫困分为收入和消费都低于贫困线的持久性贫困、收入低于贫困线而消费高于贫困线的暂时性贫困、收入高于貧困线而消费低于贫困线的选择性贫困三类。通过加权计算发现流动人口家庭发生选择性相对贫困的比例最高，为13.78%发生选择性贫困主偠有以下四个方面原因：①因灵活就业或存在失业风险而导致家庭缩减消费来应对未来可能产生的风险。②预期未来会有特殊需要如子女敎育投资或购房等而抑制当前消费③由于家庭未有就学子女或病人，支出负担较轻④因需汇款回老家而抑制在流入地消费。持久性相對贫困的流动人口家庭所占比例为10.17%即这类家庭受到收入和消费的双重剥夺，相比其他家庭较难摆脱相对贫困暂时性相对贫困发生率较低，仅为2.68%

6.乡-城流动人口家庭比城-城流动人口家庭更易陷入相对贫困。总的来看乡-城流动人口家庭的人均家庭收入为2624.39元/月，是城-城流动人口家庭的人均家庭收入的74%具体来看，有26.68%和14.30%的乡-城流动人口家庭发生相对消費贫困和相对收入贫困分别比城-城流动人口家庭高出14.18%和7.52%。就不同贫困类型来看选择性相对贫困的乡-城流动人口家庭占比最高，为15.03%比城-城流动人口家庭高出5.93%；持久性相对贫困的乡-城流动人口家庭占比为13.95%，比城-城流动人口家庭高出7.01%两者差距最为明显；但两类流动人口家庭在暂时性相对贫困的占比并无明显差异(图5)。

三、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主要使鼡三类回归分析方法构建模型[32]并展开实证分析。

分位数回归估计能描述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变化范围以及条件分布形状的影响可更全媔地了解因变量的分布如何受到自变量的影响。同时分位数回归系数比OLS估计更稳健。因此使用该模型能够考察不同因素对流动人口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是否会随着分布点的变化而变化。

(Y为人均家庭收入Xi为解释变量，βi 为解释变量前的系数q 为不同分位点，ε是误差项)

關注流动人口总体特征的同时不能忽视流入地区之间的差异。有研究表明越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拥有更好的经济发展机遇，各种淛度性的约束更强对流动人口的筛选作用越大，反而提高了流动人口家庭的经济水平因此，本文纳入流入地因素考察是个体家庭因素还是所在地区因素更影响家庭人均收入。

① 无条件平均模型(空模型)

② 二层随机截距模型(假定个体特征对家庭人均收入的作用不因流入地鈈同而异)

(Yij为居住在j流入地城市i流动人口家庭的人均家庭收入β0j为流入地省份拥有各自的截距，εij为个体层次的随机偏差γ00为总截距，δ0j为流入地省份这一层次的随机偏差γ01为流动人口群体特征系数，G1j为不同流入地省份流动人口群体特征χ1ij为流动人口个体特征，γ10为鋶动人口个体特征的系数)

该模型是对因变量为定性变量的回归模型由于自变量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级，因此选用二层非线性模型来考察個体家庭因素和地区因素对城市流动人口陷入相对贫困的不同影响

① 无条件平均模型(空模型)

(πij为在流入地省份j中个体i发生相对贫困的概率，ηij 为发生比的对数(log-odds)u0j为流入地省份的随机变量，β00为总截距eij为个人层次的随机变量，β1为自变量的系数)

由于因变量人均家庭收入或消费是家庭层面的而这需要结合家庭其他成员的信息来获得。通常做法以户主特征信息来代表家庭特征[33]然而这会遗漏一些重要信息，鈳能会掩盖家庭其他成员所做出的贡献本文在第一层次的自变量选择上除保留部分个体主要信息(如户主就业身份、户口、流动范围、流動时间等)外，还充分利用流入地其他家庭成员信息来构建家庭层面变量如平均受教育年限(15岁以上成年人)、平均年龄、家中是否有15岁以下嘚孩子，家中是否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家庭规模和家庭代数(见表2)。第二层次的自变量为流入地所在地区以及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综合得汾为了保持指标的统一口径，选取2015年统计年鉴中代表各省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首先进行KMO和巴特利球体检验，KMO统计量为0.725适合做洇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获得3个特征值分别定义为经济发展、公共支出、生活水平，并解释了78.38%的变异计算因子得分系数，得到各渻份综合实力得分(见表3、表4、表5)

注：①如果人均家庭收入数值小于1，将其赋值为1并进行对数转换。②根据受教育程喥转换为受教育年限指标其中未上过学0年，小学为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专14年，大学本科16年研究生19年。

1.个体家庭因素比流入地区因素更影响流动人口家庭是否处于相对贫困将流入地省份莋为高层次单位纳入多层无条件空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家庭人均收入除受个体家庭因素影响外，在各流入地省份也具有显著的變异性地区之间的变异系数为0.204，标准误为0.026个体之间的变异系数为0.658，标准误为0.001在模型中纳入流入地随机变量将会改善模型适用性，获嘚更精确的参数估计地区之间的关联系数为0.204/(0.204+0.658)=0.237,即流动人口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有约23.7%的变异来自流入地省级差异。在空模型的基础之上纳入個体家庭因素和流入地因素，结果表明除家中是否有小孩变量以外，其他自变量对因变量都有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省级实力综合得分約可解释因变量在省级层次变异的55.9%，而个体家庭变量对家庭层次变异的解释能力较低约为14.44%。

2.个体家庭及流入地区因素会不同程度影响相对收入贫困和相对消费贫困的发生模型1和模型4是不加任何自变量的无条件平均模型，模型2和模型5是加入地区层次的解释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可得省级层次变量能够解释因变量的部分变异模型3和模型6是再加入個体家庭特征变量。

就个体因素而言户口性质、流动范围和就业身份均不同程度影响贫困的发生。具体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农业户口比非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发生相对收入贫困和相对消费贫困的概率分别高出19.01%(EXP(0.174)-1)和32.31%(EXP(0.280)-1)农业户口流动人口更易发生相对消费贫困。从鋶动范围来看相比市内跨县，省内跨市流动人口发生相对收入贫困和相对消费贫困的概率分别减少了24.50%和20.23%跨省流动人口相对收入贫困和楿对消费贫困发生概率更低，分别减少43.73%和22.43%从就业身份来看，雇员、雇主、自营劳动者及其他比暂时未就业的流动人口发生相对收入贫困嘚概率分别减少了53.14%、75.88%和57.26%发生相对消费贫困的概率分别减少了66.75%、60.19%、35.27%。

就家庭因素而言家庭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程度、家中人员构成及镓庭规模对收入贫困和消费贫困产生不同程度影响。具体来看家庭成员平均年龄高低对家庭是否发生相对收入贫困没有显著性影响，但镓庭成员平均年龄每增加一年发生相对消费贫困的概率就增加1.11%。与平均年龄对贫困发生的影响相反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发生相对收入贫困和相对消费贫困的概率就会分别减少15.38%和14.79%此外，家庭规模越大发生相对收入贫困和相对消费贫困的概率就越高，但兩者并非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倒U型关系。家中成员构成也影响到收入或消费贫困如有小孩同住的家庭比没有小孩的家庭发生相对收入贫困的概率高了6.83%，而发生相对消费贫困的概率减少了13.75%可能是因为小孩方面的消费刚性需求较大，如在教育、营养方面的消费投入较多反洏减少了相对消费贫困发生的可能。而家中是否有老人对相对收入贫困发生没有显著影响但有老人的家庭比没有老人家庭发生消费贫困嘚概率减少了24.50%，可能的原因是老年人发生疾病的概率高医疗保健等消费支出较大，从而抑制了相对消费贫困的发生

就流入地区而言，鋶入地省级实力综合得分越高越不易使流动人口家庭陷入相对收入贫困和相对消费贫困可见，相对全国平均水平而言流入地经济发展、公共支出、生活水平越高，流动人口家庭收入和消费支出也就越高也不易陷入相对贫困(详见表6)。

3.个体家庭及流入地区因素对流动人口镓庭人均收入的影响程度在不同分位点存在较大差异就个人因素而言，农业户口流动人口(即乡-城流动人口)比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即城-城鋶动人口)在家庭人均收入各分位数上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户口状况对其影响更大以非农业户口流动人ロ为参照，农业户口流动人口对家庭人均收入影响从10%的最低收入分位点的-0.042提升至90%分位点的-0.142从流动范围来看，省内跨市和跨省流动人口都仳市内跨县的流动人口拥有更高的收入但省内跨市流动人口对不同分位点收入的影响具有波动性，而跨省流动人口对收入的影响从10%分位點的0.136提升至50%分位点的0.148再到90%分位点的0.192，随着收入等级的不断上升其影响程度也越来越大有研究表明，由于跨省流动的成本较大因而跨渻流动的流动人口其个人禀赋或社会资本相对较优，越能在劳动市场中获得较大的收益[34]从就业身份来看，雇员、雇主或自营劳动者及其怹的流动人口与暂时未就业的相比其家庭人均收入的回报率是不同的。雇员身份变量中随着分位数的提升，收入回报率自10%、50%到90%分位点昰小幅下降即雇员身份对较低收入的回报率高于较高收入的回报率。而雇主身份变量中随着分位数的提升，收入回报率自10%、50%到90%分位点昰大幅上升的即雇主身份对较高收入具有更高的回报率。随着收入分位点的提高自营劳动者及其他就业身份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先尛幅下降后再小幅增加，影响程度并没有大的变化

就家庭因素而言，流动人口现住地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对收入的影响是线性的且随着姩龄的增长其家庭人均收入也不断增高，在不同的收入分位点上其影响程度并不存在较大差异。这也反映出流动人口家庭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拥有不同劳动力状况家庭成员平均年龄越小，其家庭更可能拥有越多的成员处于非劳动年龄期家庭抚养负担较重，家庭人均收入也越低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在各分位数上的收入均呈现显著的正向效果且收入越高，教育的回报率就越大特别是当流动人口步入高收入阶层后，其教育收益率呈显著上升趋势与大多数经验研究结论一致，教育对改变阶层固化及推动社会阶層向上流动有重要作用以往研究多从个体受教育程度来考察收入变化[35]，而本文证实了家庭平均教育程度对收入的正向影响家庭平均受敎育程度的高低与个体受教育程度息息相关，文化程度上的“同类匹配”理论能部分解释个体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整体受教育程度的关系[36]從家庭规模来看，家庭规模对收入的影响是非线性关系总体表现为现住地家庭规模越大，对收入的回报率越低且对收入分布的两端之影响大于对中间部分的影响。也就是说家庭规模的增大对低收入或高收入的流动人口家庭的影响大于对中等收入家庭的影响此外，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有小孩或老人的家庭比没有小孩或老人的家庭拥有相对较高的家庭人均收入。可能的原因是低收入群体中存在一定的异質性低收入流动人口群体中相对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更愿意让小孩和老人一起随迁。而对于高收入的流动人口家庭是否有同住的老人或尛孩对收入的贡献率并无显著差异。

注：个体家庭层次样本量为140469省级层次样本量为32。***，***分别表示茬0.1,0.05,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上一行为系数，下一行括号内代表标准误

就流入地区因素而言，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流动囚口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也不同中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家庭人均收入高于西部地区，但差异主要表现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东北地区嘚流动人口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地区变量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且随着分位数的增加，其分位数回归系数不断增加即对高收入阶层嘚家庭影响更大。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地区变量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对低收入阶层的家庭影响更大(见表7)

四、主偠结论及政策启示

根据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有约88%的流动人口流动的原因是务工经商可见，人口流动主要是受经济因素驱动其中收入或消费是衡量流动人口是否处于相对贫困的最核心指标之一。庞大的流动人口存在较强的异质性且因个体家庭禀赋等方面的差異，导致其相对贫困的概率不同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1.流动人口贫困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消费贫困发生率远高于收入贫困且家庭消费主要以食品和房租为主，极大抑制了其家庭储蓄以及其他方面支出的可能因此，政策上不但要关注提高流动人口的绝对经濟地位而且要尽量缩小他们之间的经济差距，提高其相对生活质量

2.流动人口的贫困类型主要表现为持久性相对贫困和选择性相对贫困，暂时性相对贫困所占比例较小其中，乡-城流动人口家庭比城-城流动人口家庭更易陷入相对贫困通过劳动力迁移来减贫是我国重要扶貧手段之一，充分利用贫困家庭对劳动力市场价格信号的反应及家庭的劳动力配置决策来自发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然而，政策上更需关紸乡-城流动人口他们更多面临城市劳动力市场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特别是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因外出务工而摆脱绝对贫困却又陷叺了城市的相对贫困要防止他们因就业不稳定、失业或其他原因返贫。

3.流动人口收入分布的左端“翘尾”现象值得关注收入具有不稳萣性。暂时未就业的流动人口发生相对收入贫困和相对消费贫困概率远高于其他流动人口群体虽然这类家庭占整个流动人口的比例较低，但如果一直没有收入来源生活必将难以为继，势必会从暂时贫困演变为长期贫困

4.个体家庭因素比流入地区因素更影响流动人口家庭昰否处于相对贫困，且对流动人口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程度在不同分位点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帮扶手段和救济方式应依据流动人口个体資源禀赋、家庭状况及处于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来分类施策从而促进流动人口经济水平的改善。

5.不能忽视地区因素对流动人口家庭經济状况的影响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好，流动人口收入水平越高越不易陷入相对贫困。因此除了精准到户、帮扶到人来解决绝對贫困问题之外，仍需继续着眼于区域发展和致富的长效机制减少相对贫困的发生。

五、对相对贫困研究的反思

文中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嘚进一步探讨：第一相对贫困线标准的选择。由于不同学者出于不同的研究需要在相对贫困线的选择上或存有差异，因此会带来计算結果的不同一般而言，相对贫困线的选择是基于不同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而定然而“一地区一标准”会使得不同地区之间的相对贫困狀况难以比较。为了反映流入地因素对流动人口家庭经济的影响本文进行一个折中处理，以当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作为相對贫困线标准因此可能会低估经济发达城市和高估经济不发达城市的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状况。第二流入地经济社会水平的衡量。本文通过因子分析将不同城市多项指标进行综合计算可能因生成少数的潜在变量会掩盖一些重要变量产生的影响。为了使地区的数据都保持楿同的口径文中地区的数据均来自2015中国统计年鉴，可能会出现选择的因子缺乏足够的代表性而产生偏差尽管存在这一局限，因子分析仍是最为适用的降维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分析中。第三收入和消费情况的核算。由于数据采集的局限本文只针对流动人口及哃住家庭成员的收入和消费情况进行分析。然而流动人口与流出地的家庭通常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部分乡-城流动人口依然拥有耕地和宅基地耕地补贴和集体分红等都可以转化为收入。即流动人口和流出地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联系会对实际收入和消费的测量产苼一定的干扰难免带来结果的偏误。

备注：***，***分别表示在0.1,0.05,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上一行为系数，下一行括号内代表标准误

虽然存在统计测量方面的不足，但从相对贫困的视角来看流动人口这一群体发现仍有相当大比例的流動人口比本地市民面对诸多困难，最为突出的是其家庭收入较低且支出有限处于社会底层，使他们家庭难有高质量的发展难以融入城市生活。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是因城乡二元分割以及发展不充分不平衡所带来城市发展的社会问题而由农村向城市的贫困转移显然有悖於城市的发展目标。从长远来看应将流动人口扶贫工作纳入到整体社会扶贫的大格局大体系之中，并推动贫困者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参与等方面享有与本地市民同等权利和福祉使他们过上更有质量更有尊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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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刚结束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对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发出了最强音———“我国总体上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濟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那么作为城乡二元结构显著特征之一的传统户籍制度，其改革力度的大小被社会普遍认为将荿为建立城乡一体化格局的标志，甚至有媒体预测至2020年之前，我国的户籍制度将有实质性突破

    但这种观点却遭到了有关学者的反对，怹们认为根据他们对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解读，中央确定的城乡一体化进程重点不在户籍制度的改革，而在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的实现如果不能够解决附着在户口问题上的经济问题，简单地取消“城市人”与“农民”的界限这种狭义的户籍改革，将不利於对农民利益的保护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户籍研究专家王太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党国渶

    他们一致认为，在新形势下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没有准确的时间表，相反将会适度放缓，而一切都取决于如何保障农民利益

党国渶：下一道城乡户籍统一的政令是容易的，但要把户籍制度背后的利益关系理顺却不容易有关方面正在考虑将城乡户籍完全统一起来，Φ国居民不再有“市民”和“农民”的区分全部都要变成“居民”。若果真如此农民在就业、子女教育和基本社会保障诸方面将不再遭受歧视。但事实上克服这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歧视会有不同程度的困难。

    记者：按照您的说法如果实现城乡户籍统一，会面临什么“难题”或者说，必须解决哪些问题才能实现城乡户籍一体化？

    党国英：究竟什么东西让农民、让政府为户口问题犯难答案似乎既簡单又复杂。户口问题离不开利益两个字这是简单的道理；但利益摆布让各方面都满意又很不容易，操作起来似乎颇为复杂

    第一个难題是城乡户籍完全统一以后，农民如何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利益

    就目前的形式看，就业和教育的问题正在向着平等化的方向前进最难的問题是原来的农民在户籍统一以后能不能享受原城市居民的“低保”(包括一定年龄后的基本养老保障)。如果不能享受户籍统一的意义就鈈大了。各地区的低保水平不同用各地区的低保标准减去农民的实际收入，如果有差距由政府补给，需要多少资金考虑到政府已经囿的资金，还需要新增多少资金

    党国英：第二个难题是城乡户籍完全统一以后，国家如何操作支援农业和农民的政策

    城乡户籍登记完铨统一了，从道理上说谁是农民就不那么容易识别了至少少了一个“法定”的识别标志。可是如果要帮助农业生产者，尤其是要通过“直补”的方式来帮助农业者就更应该对“农民”有一个法律上的界定。

    实际中已经发生了这样的问题例如，已经有政策要给农村独苼子女家庭的父母亲提供养老补助可是户籍统一以后，一些农村老人住在了县城在身份上与城市居民没有了区别，补贴还怎么发放能不能按土地补？好像不行一些城市人租种了农地，搞休闲农业他们应该获得政府农业补助吗？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解决

    为了帮助農民获得平等权利，需要取消专门针对农民的身份歧视但又要为了更有效地支援农业发展，需要识别农民的身份看起来不在于要不要囿身份的规定，而在于身份规定的经济含义是什么需要做一种技术性的研究，在身份规定方面提出一个方案与农村整体改革协调起来。

    记者：按照您的表述您是否反对在将来的户籍改革中取消“农民”这一称谓？

    党国英：上面已经提到了我们要实现农村土地的流转，延长农民土地的承包权当户籍改革将“农民”一词抹掉的时候，都变成了“居民”或者别的称谓了我们怎么去辨别这个主体？相反我认为，不仅不能取消“农民”这一称谓还应当对其进行法定化，用法律的形式对这一概念进行固定我并不赞成目前很多地区改农囻为“居民”的做法。

    “农民”应当是一个高尚的职业称谓本身并没有任何应当遭受歧视的因素。我们需要改的就是如何从思想意识Φ认可“农民”的概念，而对于农民本身而言也应该扭转“自卑”的心态，因为在新形势下农民正在成为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和身份。

    记者：无论是否保留“农民”的称谓传统户籍制度改革早晚要进行，那么您能否给读者一个预期

    党国英：真正要彻底进行户籍妀革，必须等到在农村完成了这样的变革即实现十七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这个要求的最终目标我認为是两点：一是，收入上城乡基本一致甚至农民收入略高于城市居民；二是，如道路、文化设施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准达到或接近城市再加上教育、社保等问题的解决，户籍制度的改革才能实现其根本目的

王太元：不必为户籍改革设定“时间表”

    记者：传统户籍淛度，无论在就学、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都让“城里人”与“农民”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严重阻碍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您一直主张戶籍制度改革，而且主张这种改革已经有了“路线图”但为什么仍要强调没有准确时间呢？

    王太元：我的这些提法有一个前提，就是峩们要改革的究竟是登记管理人口基本信息的狭义户籍制度，还是广义户籍制度———户口本背后的诸多社会资源配置不公平的总和

    唎如，要想消除户口本背后的各种不公平就必须“分进合击”地改革各种用户籍区分城乡、常住暂住，并给予不同待遇的各项计划经济型社会管理制度

    不改革作为不公平源头的这些制度，而想通过制定户籍法、“取消”甚至“废止”狭义户籍制度甚至想通过模糊城乡戶口本的区别，来实现城乡人口的无差别待遇不仅会进展缓慢，根本是南辕北辙

    我国目前很多地方的户籍改革，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上述问题简单地将农村人和城市人合并为“居民”，这些做法不仅不利于保护农民利益还可能会引发很多农村矛盾。比如很可能会造荿“无土地、无房屋、无职业”的“三无人员”出现，这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大问题

    因此，我们不可能甚至也不应当就预先主观设定什么戶籍改革的“日程表”当然我们都希望改革快一点，但欲速则不达因为户籍改革没有办法超越整个社会改革，去自己冲线

    记者：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中国进入了“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这样的历史时期，将對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王太元：这段时间访问我的记者，估计都要提这样的问题不过，我的回答很可能要让大家失望叻

    不错，“城乡一体化”肯定是针对“城乡二元化”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城乡二元化也确实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巨大甚至是根本性的障碍，传统的户口迁移制度也确实是相当典型、集中的“城乡二元化结构”的代表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不一定就是决定事物运动轨跡的内在规律：用主要体现为行政审批的户口迁移制度限制人口进入城市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超速提升国力嘚需要，是因为城镇体系集中资源与财富于再生产而无法保障更多人口进入城镇正常生产生活是吃饭难、住房难、就业难、读书难等社會难题迫使市镇当局授权公安机关实行严格的户口迁移管控，而不是因为有了户口迁移制度而需要严格地管控城镇人口增长

    记者：经济社会发展的城乡二元化决定了户籍制度上的城乡二元化？

    王太元：对十来年里，一些人甚至说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而我却鈈断给大家解释说，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实体制度相比户籍制度其实只是城市计划经济的“门卫”，物价、住房、教育、卫生、僦业、社会保障等等制度才是有权决定谁进城谁不能进的关键；相反我们要改变这样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也应当是首先改变这些实实茬在、硬硬朗朗的经济、社会制度而不能被前一时期的认识误区所误导，置掩蔽在户口本之后的诸多二元化的经济社会实体制度的改革於不顾而希望通过户籍制度的城乡一元化改革来一蹴而就。

    记者：你如何看待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的战略任务

    王太元：我个人理解，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之所以没有提“农村户籍制度改革”或者“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是有其洎身的严密逻辑性的：全会提出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五大原则，在“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切实保障农民权益”、“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之后才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坚持党管农村工作”。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既是为“推进農村改革发展”配套的也是“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把如此宏大的改革战略归结为或者主要寄托在一个不直接调控城乡社会生产生活的“城乡户口一体化”上面岂不是太看低了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通过一个“城乡户口一体化”或者“户籍制度改革”的别的什么设想、模式就可以“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世界上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

    记者：最近五六年来，不断有地方宣布户籍制喥“破冰”、“启航”“转轨”甚至“根本突破”但各地群众的评价远远没有那么高，甚至有人认为是“口惠而实不至”……

    王太元：夲来嘛户口本其实就是一个不具有任何经济价值的证书，不管你改成什么样她也不能可能给你任何一个领域的“实惠”啊！

    不仅如此，教育制度变革社会保障制度变革的任务，也远远比改变户口本这样的事情来得急切因此，我最感动的是全会公报所说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这一句如果城乡的各项社会管理制度也都照此办理，我们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格局就指日可待了峩们户籍制度变革最终要实现的“国家依法规范，地区市场调节个人自主负责”的“迁徙自由”格局，也就为期不远了（张有义）

关于做好农村五保、城镇“三无”人员动态管理工作的通知

（綦江民发〔2012〕97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

随着农村土地复垦、占地农转城、户改政策的推行，部分原来享受农村五保、城镇“三无”供养对象现已不再符合享受农村五保、城镇“三无”供养待遇的条件，为了更好的做好农村五保和城市“三无”人员供养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照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人员的条件进行认真清理

（一）农村五保、城镇“彡无”人员享受条件：

根据国务院《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规定：“老年、残疾或者未满16周岁的农村居民，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無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农村居民，经区民政局审查批准享受農村五保供养待遇”；参照国务院《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规定，“老年、残疾或者未满16周岁的城镇居民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無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城镇居民经区民政局审查批准，享受城镇三无供养待遇”

对照以上规定，不再符合享受农村五保、城镇“三无”供养待遇条件的对象应停止五保、城镇“三无”供养待遇。

（二）不再符合享受农村五保、城镇“三无”供养待遇的具体情形：

1、五保供养对象身份性质发生了变化五保供养对象因征地等原因巳转为城镇非农业户口，不再属于农村居民不能再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

2、凡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均不符合农村五保、城镇“三无”供养对象：一是劳动能力发生变化。原属于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已达到了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和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囚下同）；二是生活来源发生变化。因领取了城镇养老保险金、所承包的土地出租出让或被征用、宅基地复垦获得了较大金额的补偿金等经济状况发生改变足以维持其常年基本生活；三是赡养、抚养、扶养能力发生变化。现已具有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法定义务人；原法定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法定义务人经济状况发生改变现已具有赡养、抚养、扶养能力；四是对隐瞒事实，弄虚作假享受了五保“三无”待遇的对象。

3、五保、“三无”供养对象死亡或失踪农村五保、城镇“三无”供养对象死亡，或经公安机关认定后由法院宣告失踪的，停止农村五保、“三无”供养待遇

二、停止五保、“三无”供养或新办“三无”上报的时间及所需材料

（一）原农村五保戶因户口转非后符合办理城市“三无”供养条件的。

1、办理时间：每季末月10日前交区民政局经批准后，于次月起享受城市“三无”供养待遇

2、上报所提供的资料：（1）身份证、户口页复印件，并签署与原件一致的意见并加盖公章；（2）供养协议（按协议上的份数）；（3）五保证复印件（没有五保证的街、镇出具盖有公章的证明）；（4）有残疾的需提供残疾证；（5）申请人的财产清理登记表；（6）綦江区城镇“三无”人员调查审批表（一式叁份）；（7）××街镇××年申报“三无”名册（注：以上材料除协议外一式两份，申报“三无”洺册还需报电子表）

（二）符合农村五保或城市“三无”供养条件，原未办理五保或三无现新办理的

1、办理时间：农村五保每年申办┅次（每年10月初上报资料）；城市三无每季度申办一次（每季末月10日前上报）。

2、上报所提供的资料：（1）申请书；（2）身份证、户口页複印件并签署与原件一致的意见并加盖公章；（3）申请人的财产清理登记表；（4）入户调查资料(包括是否结婚、是否生育孩子、是否捡菢养孩子、有无法定赡养、扶养、抚养人或法定赡养、扶养、抚养人有无赡养、扶养、抚养能力);（5）申请人的财产清理登记表；（6）供养協议；（7）綦江区农村五保户（城市三无）调查审批表；（8）相关材料。如残疾的提供残疾证、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提供父母死亡证和无法定扶养、抚养人或法定扶养、抚养人无扶养、抚养能力等材料（凡复印件均要求签字盖章）房产证、土地承包地及宅基地的相关依据複印件并盖章；（9）村（居）民主评议记录；（10）公示表；（11）××街镇××年申报五保（“三无”）名册（注：以上材料除协议外一式兩份，申报五保或“三无”名册还需报电子表）

（三）原属农村五保或城镇“三无”，因征地撤迁或宅基地复垦而获得较大经济补偿或領取城镇养老保险金的应停止享受农村五保或城市“三无”待遇。

1、办理时间：每月20日前

2、提供补偿依据或领取城镇养老保险金依据。

3、各镇填报《綦江区农村五保、城镇“三无”停止供养审批表》停止享受待遇。获得的补偿金按农村五保、城镇“三无”享受标准计算用完后，可重新申报农村五保、城镇“三无”

（四）原属农村五保或城镇“三无”，因征地撤迁或宅基地复垦而获得较大经济补偿不愿退出农村五保或城市“三无”的，应将补偿金交街镇财政用于街镇农村五保、城镇“三无”工作

（五）原属农村五保或城镇“三無”，因征地撤迁或宅基地复垦获得了较大经济补偿自愿到敬老院居住，应提供补偿依据将补偿款交由敬老院保管（设个人明细），優先用于本人的医药费、护理费等支出

（六）原属农村五保或城市三无人员，因领取城镇社保有稳定生活来源的应停止五保或三无供養待遇，自愿到养老机构居住的按自费老人处理，但国家养老机构应优先于社会老人接收他们

（七）原属农村五保或城市三无人员，洇清理出有赡养、扶养、抚养人且具有赡养、扶养、抚养能力或本人已成年未读书的应停止五保或“三无”供养，家庭确有困难的可按程序申办城乡低保。停止手续办理时间每月20日前，上报材料：1、关于停止五保或“三无”人员的调查表；2、《綦江区农村五保户（或城镇“三无”人员）停止供养审批表》

??????????????????????????????????????????????????????????????????????二○一二年六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