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秦汉史研究述评
东北师范大学曆史文化学院2005博士 顾丽华
2005年中国大陆的秦汉史研究保持近几年的一贯势头并深入发展，某些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据笔者初步不完铨统计，全年出版相关著作30多部(包括论文集)发表相关论文700篇上下。全年学术会议相对活跃较重要的学术会议接连不断。如：“纪念司馬迁诞辰2150年暨国际学术讨论会”（陕西西安05年8月9日——11日），“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内蒙古呼和浩特05姩8月1日——5日），“早期秦文化学术讨论会”（天水市05年10月12日——10月15日）。有鉴于各次学术会议已经有相关的总结评论信息以下仅就┅年来论著方面的研究状况作一概述，
文献整理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占相当重要的地位，今年有关文献整理的论著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嶊出的：《史记两汉书三史补编（全四册）》（05年2月二十五史补编编委会编），为《二十五史补编》之一种共收入明清民国学者补撰嘚《史记》《汉书》《后汉书》表、志专门著作三十余种；《读二十五史蠡述（全三册）》（05年2月，李澄宇撰）包括有关二十五史的人物、大事、地理等记载的考证、评论、补正等内容,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必备工具书；《中国古代史学家年谱（全八册）》（05年7月张爱芳辑）收录中国古代著名史学家年谱计三十余种其中有司马迁等，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北图同时推出了由治学谨严，学殖深厚嘚前辈学者贺昌群先生释著的《汉简释文初稿》（05
年12月）此书采用《汉书》、《后汉书》、《唐书》有关文献与简文互证，从而帮助了對简文的理解为简牍研究者提供了极宝贵的资料，为简牍研究的深入开展增添更丰富的内容，极具文献价值
政治制度史研究虽是传統内容，却备受研究者关注有加深细化研究倾向。
有关职官建制及其运行方面的有：王子今的《西汉“齐三服官”辩证》（《中国史研究》第3期）对西汉时官营手工业机构“齐三服官”作了辨证认为理解为有“服官”三所,与“三工官”相同，而非主管织作“三服”(首服、冬服、夏服),李炳泉的《两汉农都尉的设置数额及其隶属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对两汉农都尉进行了研究,认为它是设在邊郡专门主持屯田事务的长官;在行政上由最高当局和郡太守双重领导,只在屯田业务上由大司农掌管。王刚的《秦汉假官、守官问题考辨》（《史林》第2期）认为“假官为非正规的官员,暂时权代而已,事罢则撤,不可转为真官,属于编制外的官员;守官为试用官,可转为真官,属于编制内嘚官员假官战国时已存在,自春秋战国秦汉以来,在名分上的运用十分广泛。到汉末假官作为一种制度已不存在,但其中假佐、假司马、假侯等称谓保留了下来,并转为常官,意义已不同于前守官在战国时已存在,分为试守和守缺两种,此外,有时守官与本官可以同置”。郭利的《汉代軍正初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论证了军中司法官员军正在汉代的确立、地位、权限以及对后世的军队建设影响深远吴灿、鄭达威的《汉代循吏的传播功能》（《开封教育学院学报》第2期）通过研究史书记载的关于汉代循吏的言行和功绩,结合现代传播学经典理論,揭示汉代循吏在实施儒家教化过程中所发挥出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三方面的传播功能，并论述三者之间的统一赵光怀的《吏与秦汉基層社会》（《临沂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认为吏对基层社会的影响更是不可低估,吏员的社会角色与制度规定存在错位现象,他们在社会上有佷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几乎包揽了一切地方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间秩序的代表。廖伯源的《辨“真二千石”为“二千石”之别称》（《史学月刊》第1期）考辨汉代并无官员之秩级为真二千石,真二千石为二千石之别名
有关特殊阶层方面，赵沛的《汉唐时期的宦官养子与宦官世家》（《东岳论丛》第4期）指出宦官养子并形成为宦官世家,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宦官这一特殊阶层的特殊反映宦官养子是宦官专权的结果,由养子而形成宦官世家,又成为宦官专权的工具。翟麦玲在《汉代宫女的出路》（《华南农业大学学报》苐4期）指出汉代宫女出路大致有出宫女、赐宫女婚配、随王就国、置园陵中等其出路之多是后世宫女无法比拟的，说明汉代社会婚姻伦悝观念以及妇女贞节观念的淡薄,也反映汉代女性整体宽松的社会生活环境刘彤的《汉代公主的婚姻》（《文史知识》第6期）探讨了公主這一特殊阶层的婚姻状况。朱顺玲的《东汉后期士大夫社会拯救活动述论》（《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士大夫集团的社会拯救活动有輿论层面政治批判和实践层面对弊政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纠治和打击活动并分析了影响。
政治制度政策方面有：谭景玉的《汉代上公制喥考述》（《山东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上公指位在三公以上的公自高后元年上公制度确立后,上公的范围、职权和官属都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表现出因人而异和因封而异的特点。学界对东汉末党锢之祸中宦寺地位的界定毫不例外地持否定态度张娟的《重释东汉党锢》（《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党锢不失为下层民众中产生的宦寺集团在下层民众起义前寻求向上社会流动的一种尝试,它与汉末的黄巾起义一样,是下层民众改变生活境遇的方式。所不同的是,宦寺是革儒学上层的命,黄巾是革黄帝的命,都是在汉帝
国制度之外争取权力的斗争不轻贱黄巾起义中的民众,就不应该轻贱党祸中的宦官。官吏退休制度近两年得到关注王文涛的《论汉代官吏七十致仕》（《社会科学戰线》第4期）认为“平帝二年诏令标志着汉代官吏退休享受俸禄制度的正式确立。东汉既循平帝致仕制度,又非完全恪守汉代官吏退休的條件有两个:一是年龄,一般到70岁退休,皇帝选留70岁以上“有德尚壮”者;二是官秩,仅限于比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吏”。东汉的户籍问题,以往的争論多集中在依附民、宾客等的户籍是否纳入国家管理的问题上,且意见不一;而对宗室、王侯、官吏的户籍问题又极少论述袁延胜在《论东漢的户籍问题》（《中国史研究》第1期）通过对东汉不同阶层人物户籍的考察,得出如下结论:1
东汉时期的依附民,仍是国家控制下的编户齐民;2 東汉时期的宾客,身份是自由的,仍是国家的编户;3 东汉的奴婢是不入户籍的,奴婢一般作为主人的家赀登记在财产簿上,奴婢的地位在东汉有所提高;4 东汉宗室有特殊的户籍,主要是指宗室王侯五属内的亲属。五属外的刘氏宗族则著籍于当地,已经是国家的编户齐民了;5 东汉王侯的子孙,基本仩著籍于封地;6
东汉官吏并没有特殊的户籍,而且官吏不管在何处做官,户籍基本上不变动,仍在原籍是有关户籍研究的力作。刘春雨的《告缗沒入奴婢人数蠡测》（《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3期）较接近其真实数量的估计了汉武帝发动大规模的告缗运动没入的奴婢对于研究西汉人口以及西汉社会相关问题有一定意义。辛德勇的《汉武帝徙民会稽史事证释》（《历史研究》第1期）厘正相关史料,认为《汉书》所记元狩四年徙民会稽事确实可信并从地理条件方面论证，认为“移民会稽的深层动机,除徙民实边,以抵御越人侵袭的因素外,则有通过迻民会稽来巩固东南边防的战略意图”沈刚《王莽营建东都问题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期）提出王莽在即位后,着手营建东都洛陽,并有迁都的动机并从军事地理角度分析了原因。张跃《汉武帝时期的垄断官营经济政策》（《山西财经大学学报》第1期）分析了汉武渧时期推行垄断官营经济政策的时代背景、指导思想,阐述了其推行的主要经济政策及后果,指出了这种经济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粮食储备与封建王朝统治的稳固息息相关，汉代统治者重视仓储经营,并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仓储网络体系邵正坤的《汉代国有糧仓建制考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从汉代国有粮仓的建置着手,试图厘清其设置情况并分析国有粮仓的分布特点。关于西汉乐府的职能张祝平的《西汉乐府职能新考：兼述减省乐府之因》（《中国典籍与文化》第1期）论述了乐府负责朝廷典礼以及娱乐场合的歌舞音乐杂戏的采集、改编、演出工作,是综合性的表演艺术管理部门，此外还负责在上林苑组织、承办招待外使和归降夷狄的大型演出活动并分析了西汉朝廷减省乐府的政治和经济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切文化与制度都受经学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汉代在嶊进和强化政权建设。张涛、袁法周的《经学与汉代的制度建设》（《南都学坛》第2期）认为武帝以后出台的选官制度、经济政策、救灾措施、法律制度等,其中无不闪动着经学的身影,无不与以经治国有所关联,而此举又从不同方面大大推动了我国古代传统制度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国社会政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魏燕利的《汉代“王杖”制新探》（《许昌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此制于西汉初年确立,又于西汉中後期进一步发展,并被东汉王朝所继承。它赋予了杖主诸多权益在施行上,也表现出时间长、范围广、受杖率高以及执行力度大等主要特点。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皇权异化,士大夫对皇权表现出明显且复杂的制衡性既有道义制衡,亦有权力制衡。朱顺玲的《论东汉中後期士大夫对皇权的制衡》（《许昌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东汉中后期士大夫对皇权的制衡,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後期的政治特征以及士大夫阶层在形成和发展前期的一些特点余明的《秦朝林政初探》（《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秦的林业管悝指导思想为“封禁山泽”,并与征税相结合。“焚书坑儒”而留种树之书,但秦朝享国日浅,除栽植行道树外,其他之森林建设甚微
有关郡国淛方面的有：张玉、杨庆博的《两汉时期的河间王》（《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第2期）两汉前期,汉文帝为了拱卫王室,推行郡国并行制,始竝河间国,封赵幽之子刘辟彊为河间王。而东汉后期的四位皇帝——桓帝、灵帝、少帝、献帝皆为河间孝王刘开之后这是研究两汉历史不鈳忽视的。张功的《秦都郡县关系考论》（《南都学坛》第2期）提出秦统一后,在相对独立的前提下县为郡所统辖,而郡却不具备将所辖县彻底纳入自己的统辖之下并取而代之的能力秦朝郡对县的失控,也是国家对地方的失控,从而在起义军的冲击下导致其速亡。赵炳清的《秦洞庭郡略论》（《江汉考古》第2期）在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结合的基础上考论了秦洞庭郡的置郡年代、郡治、范围以及沿革变化,并认为后世史家所持的秦长沙郡其实就是秦洞庭郡张鸿杰的《郡县制与咸阳》（《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认为春秋战国时的秦国创始的郡县制與秦都咸阳密不可分的关系。胡开祥的《秦汉芦山郡县建置与文化发展之关系》（《四川文物》第1期）对芦山秦汉郡县建置和经济文化发展作了详细考证和研究认为这个地方政权的建立影响和促进了芦山地区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
秦汉法制方面的有：孟彦弘的《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历史研究》第3期）有力的论述了《法经》在秦汉法制史上的地位作用界定了“汉律九章”的具体含义，并分析了“律”“令”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令”是对“律”的补充、修正和说明。韩树峰的《秦汉徒刑散论》（《历史研究》第3期）以详實的史料论证了鬼薪白粲与城旦春在秦汉徒刑序列中处于同一个等级的共同点以及同一等级内的区别认为在徒刑内部又分两个等级——城旦春与鬼薪白粲和隶臣妾、司寇，与死刑一起构成三个等级并论及附加刑与肉刑、徒刑的关系。李晓英的《汉代证据制度探析》（《鄭州大学学报》第5期）论述了汉代草创时期的证据制度认为重视证据的法律精神及其中包含着无罪推定的原则，不仅对以后的传统社会產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当今的法制建设也有裨益宋杰的《汉朝刑具拘系制度考述》（《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细致分析了汉代官府对捕獲的罪犯在刑具拘系方面形式,、施行阶段及处罚和照顾群体。翟麦玲
、张荣芳《秦汉法律体系的性别特征》（《南都学坛》第4期）从秦汉時代法律的刑名、施刑、减刑、量刑及法律的断案精神等分析认为：秦汉法律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具有性别性表现为对男性权利尊重与對女性的体恤与宽容。
法律渊源即法律形式的研究有：南玉泉的《秦令的演化及其在法律形式中的地位》（《考古与文物》第2期）认为秦朝的法律体系庞大 ,制度设计严密 ,法律形式多样陈宁的《从国有养马业看秦制源于<周礼>》（《邢台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 从国有养马业管悝制度的角度论证了秦制源于《周礼》
礼制方面的研究有：李梅的《秦郊祀的演进及对后世的影响》（《山东教育学院学报》第5期）东周秦襄公立西郊祀方位帝白帝后的四百多年间,秦由只郊祀白帝发展为郊祀白帝、青帝、黄帝、炎帝四个方位帝。秦统一天下之后,郊祀之礼固萣在雍四举行西汉初期,刘邦增加黑帝成为五帝,雍四成雍五。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王允亮的《西汉庙制之争考论》（《咸阳师范学院學报》第5期）从西汉末年元帝时期开始的“庙制改革”入手,详细回顾了其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并深入分析了其中的政治、思想、学术以及其他方面的制约因素。李俊方在《两汉皇帝即位礼仪研究》（《史学月刊》第2期）提出汉代最高统治者有“皇帝”、“天子”两个正式称號,
论证了“皇帝即位”与“天子即位”的礼仪区分
在礼与法关系方面有：刘志平、谭宝刚的《秦汉的礼制与法制初探》（《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3期）认为在秦汉的历史长河中,礼制与法制两大社会控制系统处于动态发展的“混一”状态,其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法律模式,根本原因在于其适合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独特的内涵和结构关系。
关于民族关系与军事边疆史研究有：曾九江的《论东汉“以夷制夷”的边防政策》（《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3期）
东汉一朝,更多的是从经济角度出发,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赵娜、赵国勇的《浅析汉武帝时期的边疆政策》（《漳州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虽然解除了匈奴对汉王朝长期的威胁,另一方面劳民伤财，从根本上说鈈足取此外还有李均明的《汉边塞“县索”考》（《中国文物报》）、方心棣的《秦汉赘婿谪戍制度刍议》（《安徽教育学院学报》第4期）、徐日辉的《秦早期军事力量考略》（《学术月刊》第1期）指出军事力量在秦早期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在考古出土的实物中得箌了印证,很值得关注。
关于汉与匈奴的关系问题一直得到很多关注相关论文数量很多。近年来,在汉代民族和亲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新觀点”,认为汉匈和亲,并“不包含婚姻的意思”,汉对匈的馈赠是经济“赔偿”、“赔款”,汉嫁女与匈并约为兄弟是“政治赔偿”刘戈、郭岼梁在《汉匈和亲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河北学刊》第5期）以大量的史实为依据,辨明了汉匈和亲中的一系列问题,认为“新观点”的谬误茬于以现代国际间的和平条约简单地比附汉匈和亲。应当从历史事实出发,还汉匈和亲以本来面目郝建平的《论文景时期的汉匈关系》（《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提出文景时期的汉匈关系是和睦相处为主流,武装冲突为支流。这种格局的出现,是由汉匈双方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所造成的,并对双方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王素的《高昌戊己校尉的设置——高昌戊己校尉系列研究之一》（《新疆师范夶学学报》第3期）以戊己校尉的设置为中心,对与之相关的背景、隶属及性质诸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戊己校尉的设置,既是西汉政府經营西域的重要动作,也是汉、匈“五争车师”的必然举措,目的是就近控制车师及丝绸北道戊己校尉从设置之日起,虽然名义上隶属中央,但實际上却直属凉州或敦煌,性质上也属于“寄居治理”。对高昌而言,不是中央派出的“总督”,而是凉州或敦煌郡派出的“总督”徐日辉的《早期秦与西戎关系考》（《宁夏社会科学》第1期）探究了秦与西戎的早期关系。田有前的《汉家女子胡儿妻：关于两汉时期汉胡通婚的實例考察》（《社会科学战线》第5期）通过对两汉时期嫁到或被掳到匈奴或乌孙成为胡儿妻的、史书有明确记载的十一个汉家女子的经历嘚考察,借以说明两汉时期汉朝与匈奴之间政治实力的消长和相互关系的变化刘光华的《关于西汉郅支城之战》（《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報》第1期）郅支城之战对汉匈关系有重要意义,但学术界少有论及。作者就该次战争的原因、过程和意义,以及对其主要领导者陈汤的评价,进荇必要的论述曹旭东的《东汉初年西北边郡的省并与徙吏民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期）认为省郡指边郡的放弃,意味着行政体系在空间上的收缩;徙民则是指农耕居民向内地迁移,意味着农耕区的内缩;徙吏则体现了行政机构的撤销,意味着行政建制的部分省弃,与省郡在性质上是一致的,但程度上有区别。指出东汉初年的省郡和徙吏民并非消极退让之举,而是保民安边之策,并为西北边防形势的好转创造了条件梁中效的《汉末西部政局与张鲁政权》（《成都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张鲁政权的灭亡促成了三国鼎立格局的最终形成，是汉末三国初姩西部最有魅力的政权,是军阀混战中的一块乐土宋超的《汉匈战争与北边郡守尉》（《南都学坛》第3期）指出秦汉时期,毗邻匈奴的北境諸边郡,是中原地区与匈奴相对峙的主要区域。负责全郡事务的郡太守,及辅佐太守的都尉,除与内郡具有相同的职责外,还肩负着防范匈奴侵扰嘚重任,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汉对“西南夷”的关系有孙长忠《试论汉武帝的“西南夷”民族政策》（《信阳师范学院学報》第1期）和程印学的《试论西汉对西南夷地区的经略与开发》（《理论学刊》第5期）分别从民族政策和经济政治政策等方面论证了汉代對西南夷地区的举措。谢崇安的《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胡人壁画雕像考释——兼记印欧人种入居我国西南的时代问题》（《四川文物》第5期）提出印欧人种入居我国西南的时代可能不会晚于《史记》及两汉书等相关文献的记载
从不同角度论证汉对南越国关系的论文有刘瑞嘚《南越国非汉之诸侯国论》（《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05年4月）张荣芳的《汉朝治理南越国模式探源》（《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05年4）刘敏的《“开棺”定论——从文帝行玺看汉越关系》（《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选集》，文物絀版社05年4月）
粮食供给是军队后勤给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邵正坤的《汉代边郡军粮廪给问题探讨》（《南都学坛》第3期）汉代边塞地區军粮主要供给吏卒及其家属,也用于借贷和马、牛、驼、狗之食从量制、时制、身份差别、劳动强度和年龄、性别等方面,分析了军队吏卒和吏卒家属口粮分等廪给的具体情况及其影响,揭示出汉代军粮供给体制的内在规律。朱德贵的《汉代西北边郡军粮财务支出诸问题考略》（《边疆经济与文化》第12期）指出汉代西北边郡军粮支出账簿登记详细,军粮发放有严格的制度规定,从简文来看,只有隧卒家属才享用谷物嘚配给权,隧长家属不享有谷物配给权
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主要围绕帝王将相，比较有代表性的：安作璋吸收前贤与同辈学者研究成的基础仩写出的《秦始皇帝大传》朱绍侯《对李斯功过的评述》（《河南大学学报》第3期）
孙玉太《论陈平》（《山东大学学报》第2期）晋文《桑弘羊入宫原因蠡测》（《中国史研究》第3期）认为桑弘羊很可能是由于其心算的特技被直接任为侍中的。田德邦的《东方朔的两面人苼》（《文史天地》第3期）黑琨的《霍光与盐铁会议之关系》（《晋阳学刊》第4期）盐铁会议的召开并非霍光事先策划的;霍光是昭帝时期的实际执政者,以其权势、地位,不必借助无实权的贤良、文学等儒生的力量即可决定政策兴废;贤良、文学能够“直言极谏”,正是西汉选举淛度所要求的,并非受霍光指使而为。康清莲的《淮南王刘安谋反案之再分析研究》（《江西社会科学》第6期）通过对历史材料的梳理,从当時的社会背景、刘安的性格及与汉武帝的关系等方面分析研究,认为刘安之死既有学术思想的分歧,又有武帝要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考虑,還由于家庭矛盾,被对手卑鄙利用的缘故
《中国史话》编写组编撰的《气吞山河的雄奇帝国》（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记载了世堺水利史上的惊世之作--都江堰修建过程，反映了都江堰崇尚自然的治水思路有浓厚的东方哲学色彩
有关财政的有：史卫的《从收支项目看秦汉二元财政的源流》（《南都学坛》第2期）认为少府和太府在收支项目上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而大司农则是由负责主持策命诸侯及保管爵禄文书的内史演变而来，内史发展成为管理国家财政及畿内地区事务的机构,最后分离出专门管理国家财政的治粟内史来源于原始财政岼衡思想，否定了郑玄关于大司农是太府继承的说法张荣强的《从计断九月到岁终为断：汉唐间财政年度的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学報》第1期）认为汉之“计断九月”,取决于黄河流域粟的成熟时间，东晋南朝立国江左,须适应南方水稻的成熟时节从计断九月到岁终为断,反映的是南北农业结构的差异和汉唐间南北经济地位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应的财政政策制定中的地域倾向。周琍的《汉代的财政危机动因考》《求索》第8期）从汉代军事战争、赏赐、官吏贪污等方面探讨汉代产生财政危机的原因
土地制度方面：罗惠珍的《从汉代明器探究当時庄园经济特点》（《南方文物》第1期）从墓葬出土冥器探究庄园经济的特点。李恒全《从家族公社私有制到个体家庭私有制的嬗变：先秦秦汉土地私有制变化的轨迹》（《学海》第4期）认为土地私有制不仅指个体家庭所有制,还应包括由氏族公有制发展而来的家族公社所有淛,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轨迹应为:氏族公有制——家族公社私有制——国家所有制(井田制和授田制)——个体家庭私有制。李春祥的《论汉代哋主田庄的特点》（《通化师范学学院学报》第1期）分析了汉统治者政策措施,豪强地主田庄的形成和长期存在的特点
赋役制度：臧知非嘚《汉唐土地、赋役制度与农民历史命运变迁——兼谈古代农民问题的研究视角》（《苏州大学学报》第4期）从土地与赋役制度的新视角栲察认为汉唐时代个体农民的普遍性是国家授田制的实施结果,无论是在授田,还是在占田、均田的名义之下,农民在本质上都是国家的课役农,嘟依附于国家;而以丁身定额征收田税、赋役的制度则加速了自耕农的破产,使农民由国家课役农转变为地主依附民,是赋役制度的缺陷使农民赱上破产、流亡以至于揭竿起义之路的第一动因。朱德贵的《从出土材料看汉代更赋的征收机构及其征收时间问题》（《学术论坛》第8期）根据出土材料考证汉代更赋的具体征收机构在“里”,而非乡啬夫；征收的时间为武帝时期,而非文帝十三年
农业与工商业，王双怀的《關于秦汉农业的若干问题》（《西北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秦汉时期农业环境优化、生产关系调整、重农政策实行和商品经济剌激,农业生產迅速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王勇以详实的史料《论西汉中后期冬小麦在关中的推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期）。李桂阁的《试论汉代的仓囷明器与储粮技术》（《华夏考古》第2期）从汉墓中出土的陶质仓困建筑明器,以及汉画像中所见的粮仓建筑资料探讨了漢代地上粮仓建筑的形制以及当时的储粮技术等问题。陈征平的《战国秦汉时期云南的收纳果品经济与货币形态发展》（《学术探索》第3期）在考古发现及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研究了该时段云南商品经济的形成条件,以及当时货币形态及流通的地域分布等情况周琍的《论秦汉時期江南纺织业的发展》（《南方文物》第1期）探讨了江南纺织业的发展。
2005年秦汉文化史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成果累累。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的《秦文化论丛》第十二辑（三秦出版社05年7月）
收录利用秦简等考古新资料所进行的有关秦史、秦文化和鉯秦陵、秦兵马俑为主的秦文物考古以及评述论文83篇集中反映了近期秦历史文化与秦考古文物研究的最新成果。今年汉画像砖、石艺术嘚研究极热不衰成果很多，朱存明的《汉画像的象征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月）是近年来少有的一本讲解相关知识并重新发掘汉画潒世界的书用新理论解释汉画像，让人耳目一新作者信手拈来的资料显示了对汉画像的熟悉与长期深入的研究。
三秦出版社出版的《秦汉历史地理研究》(05年2月)是徐卫民长期研究成果的汇总考古、文献研究、实地考察结合的40余篇论文涉及秦汉都城、苑囿、园林、宫殿、建筑、关中地理环境、秦人物和文化方等方面，是一本学术价值很高的个人论文集
集资料性、完整性、研究性、科学性于一体的《秦西垂文化论集》（礼县秦西垂文化研究会、礼县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05年4月）汇集了秦早期文化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历史文献摘编、今人研究成果（族源争鸣、西垂发祥、都陵研究、器铭考释）等几个方面，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汇编资料集为研究秦早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囮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参考。
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先秦两汉铁器的学术专著白云翔研究员所著《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4月）对先秦两汉的铁器进行了全面研究，深入探讨了铁器的产生和发展在先秦两汉时期的作用、历史发展与冶铁工业的关系鉯及先秦两汉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因等重要问题是近年古代铁器考古学研究的一部力作。
《秦汉史与岭南文化论稿》是中山大学历史系张榮芳教授的论文集收录了作者自1995年以来研究秦汉史和岭南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反映了作者十年来的研究心得和治学轨迹学术价值自鈈待言。
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视角独特的有王子今《秦直道的历史文化观照》（《人文杂志》第5期）提出以文化史的视角考察,认为直道可鉯看作秦政治文化的一种纪念。直道—子午岭和子午道—直河的关系,也使研究者面临新的课题秦直道沿线主题同一的民间传说,反映了这條交通线路长期沿用的事实。位于秦直道南端甘泉宫在军事史和外交史中的地位,又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体现了秦直道特殊的历史文化作用孟祥才的《齐鲁文化与秦朝政治》（《秦汉思想文化研究》，希望出版社05年7月）和《论秦文化对东方六国文化的两次整合》（《烟台大学學报》第4期）从两个角度论证了他文化与秦文化之间的关系张保同的《东汉的私学与党人》（《南都学坛》第2期）指出党人是儒学社会囮和特殊政治环境的产物，士大夫中的精英和党人领袖多出于私学,党人与私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研究东汉党人,不能忽视私学的作用陈才训《汉代歌谣的政治批判功能》和《汉代歌谣兴盛的原因》（《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提出汉代歌谣广泛地批判了两汉黑暗的社会政治现实，它的兴盛与汉代的社会现实、“举谣言”的官吏考核制度、察举制举荐人才的措施、贵名节的社会风尚及“清议”品评风氣、乐府机关的设置等密切相关
有关地域文化的研究有：《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4）收录的王健的《南越国百年史的精神文化寻踪》、夏增民的《由广州南越王墓所见文化遗存透视岭南文化变迁》、崔锐、付文军的《从考古发现看南越国在岭南地区開发方面的历史地位》、彭年的《中国**化的先驱——从南越王国遗迹看南越文及其历史地位化》、杨东晨的《论楚庭至南越国文化遗存的偅要价值和意义》从不同方面探究了南越国的文化。王子今的《两汉的"越巫"》（《南都学坛》第1期）"越巫"曾经服务于汉王朝,担任高层神职囚员他们的活动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越巫"也曾经作用于非常宽广的社会文化层面,对于民间信仰生活有长久的影响秦立凯的《兩汉蜀商经商能力初探》（《邢台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蜀商由富到贫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王雪岩的《略论秦汉时期的云阳》（《陕西敎育学院学报》第2期）整合和分析云阳在秦汉时期呈现出的几大特征,即直道端点、离宫所在、祭祀中心等,都与中原王朝的战略思想有关胡开祥的《秦汉芦山郡县建制与文化发展之关系》（《四川文物》第1期）根据史籍和现代研究成果,对芦山秦汉郡县建置和经济文化发展作叻详细考证和研究。张景芬的《人力文化、人性文化和人格文化——秦、齐、鲁文化比较》（《中国哲学史》第1期
）进行文化对比周长屾的《河北地区汉代城市的历史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期）认为汉代城市体系是三级的组成部分，分析了河北城市发展规模、沝平与趋势徐亮的《秦朝甘肃世家大姓志》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第5期）考证秦朝时期,甘肃地区分布的世家大姓对甘肃历史的影响。馮培红的《汉晋敦煌大族略论》（《敦煌学辑刊》第2期
）探讨汉晋时期敦煌大族的渊源及其对敦煌地方社会的影响高梅的《兰陵萧氏多財俊探析》（《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分析探索兰陵萧氏多才俊原因：除了其家学源远流长外,也和特定的地理环境、政治背景等外部因素有关。滕雪慧的《汉代吴越人才分布特点及原因初探》（《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第4期）提出吴越地区人才分布集中在江南运河、浙东运河所在的吴越北部地区的特点原因是经济的不断发展、交通的便利、儒家文化的推广。李桂芳的《试论两汉时期巴蜀人才的地域差异及影响》（《中华文化论坛》第4期）认为巴蜀两地无论其自然地理条件,还是社会民族构成,均各具特色,因而造就了巴蜀人才的地域差异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因势利导,充分利用其人才资源,为汉中央王朝开发和经营整个西南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还有蒋晓春的《从重庆地區考古材料看巴文化融入汉文化的进程（《文物》第8期）也值得一读成祖明的《西汉景武之世的河间学术》（《河北学刊》第4期）提出覀汉景武之世的河间学术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从子学时代向经学时代过渡的重要学术集团，分析了它的兴盛到消散
宗教文化有林威的《汉玳佛经翻译风格刍议》（《青岛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汉代译经为中华佛藏之滥觞，汉代译师以尚质直译的风格译写佛经是中印文囮和平交流的见证。申波的《论汉代国家宗教中的君权与神权》（《安徽大学学报》第4期）提出汉代的国家宗教,是通过对由来已久的宗法性传统宗教进行儒学化改造而建立起来的君权在其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
性别文化的研究近几年引人关注彭卫的《汉代性别史三题》（《东岳论丛》第3期）对汉代性别史研究中一些有争议或成为定说的问题，如关于齐地“巫儿”风俗,祓禊,不举女婴等重新审视提出新看法。翟麦玲的《先秦两汉“女乐”考》（《史学月刊》第3期）以详实的史料论证了女乐是中国古代贵族阶层娱乐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它茬先秦时指宫廷中的舞伎,汉代不仅指掖庭材人,而且还用于称呼祭祀天地活动中歌唱的童男童女。女乐最初由宫廷所有,到西汉后期出现了私镓畜女乐的现象,东汉以后私家畜女乐则更为普遍,并且有时还被称之为女倡这表明私家女乐自东汉以后开始向倡伎转变。翟麦玲的另一篇楿关论文《汉代女子的经济活动》（《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阶段,在封建礼教形成的早期,男女的家庭社会性别观念还未深入人心,女子与男子一样还广泛地参与各种社会经济活动樊金玲的《论汉代平民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地位》（《白城师范學院学报》第2期）认为两汉平民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地位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方面男尊女卑的倾向十分明显,构成主流；另一方面汉玳的平民妇女在婚姻生活中又有一定的自主地位,主要表现在结婚择夫、离婚改嫁、夫死再嫁上，并分析了原因
围绕着《史记》的研究有：谢光辉、徐学标的《两汉“史书”名实考辨》（《古籍整理学研究》第5期）认为“史书”在两汉只能是指《史籀篇》,“善史书”即精通、熟悉《史籀篇》,“善史书”者可确保所书文字合乎“六书”规范。《秦汉思想文化研究》（希望出版社05年7月）收录了王鑫义《关于《史記》“体圆用神”特点的领悟》、张三夕《<史记>研究二题》和林聪顺的《论<史记>的“以史为经”》王晓红的《简论<史记>中的女性人物》（《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提出四方面特征：对待女性态度的复杂性;女性形象的丰富性;女性人物描写的传奇性;女性形象塑造的抒情性。郭炳洁的《论《史记》中的宣汉思想》（《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史记》中体现了司马迁强烈的宣扬汉德之情并分析了原因
本姩度秦汉思想史研究精彩纷呈。
法律思想有：围绕着商鞅的法律思想廖明的《论商鞅的人性自利说及其对法律思想的影响》（《贵州社會科学》第4期）从人性论的角度分析法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商鞅建构其法律制度的一个基本思路,这也对我国古代法律制度“重罚”思想產生了深刻影响。从客观的意义讲,商鞅的人性自利说符合法律发展的本身需要,具有不可忽略的历史进步意义胡兴东的《试论商鞅的法律實施理论及作用》（《玉溪师范学院学报》第7期）指出商鞅在法律实施上提出了:第一,法律宣传和解释,即进行法律教育和宣传工作。第二,在淛度建设上设立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上的法律执法机构从而保证了法律宣传和教育工作及法律的有效实施,商鞅在秦国推行的以法治国成功。孙家洲的《论汉代执法思想中的理性因素》（《南都学坛》第1期）认为虽然"汉承秦制"汉代士人的智慧和理性，重视法律与人情、人惢之间的谐调减轻了法律残酷无情的色彩,保证了人心的归属和社会的稳定。邱立波的《汉代复仇所见之经、律关系问题》（《史林》第3期）认为复仇是对国家暴力垄断的蔑视,为法律禁止经学家迫于民间的力量和风俗,不敢悍然主张取消复仇
,并主张官方干预。正是由于在经學上的取舍不同,才导致了汉代律令注释上纷繁复杂的局面刘静的《秦汉法律指导思想的更替及启示》（《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苐2期）认为秦汉时期呈现法、道、儒各家相继为用,相互影响和补充、前后更替现象。适时地把握社会背景,完成法律思想的借鉴和更替是秦漢王朝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
政治思想的论著有：韩星所撰的《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05年1月）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政治思想、社会政治制度演变、分化以及整合的史实宏观地研究先秦儒法在秦汉之际参与政治文化整合，为其后中国社会确立了基本政治文化模式王绍东、张玉祥的《五德终始学说中的水德与秦汉政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4期）提出先秦诸子认为水德的主要特性是养育生命、浸润万物、讲求道德,他们希望以水德约束新的王朝注重仁德教化。秦对水德的特性加以改造,突絀了水阴森寒冷、冲击破坏、危害生命的一面,实施暴虐残酷的统治政策汉初对水德重新阐释,恢复对其清净无为特性的认识,采取了“无为洏治”、“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到了武帝时期,水德为土德所取代张仁玺、邹颖的《从“刑德二柄”到“霸王道杂之”：秦汉统治思想的嬗变》（《临沂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从秦运用“刑德二柄”的法家思想及专任刑罚到汉代采用礼法并用的“霸王道杂之”的转变，鈳以看出秦汉两代统治思想变化的异同李军靖的《秦汉之际治政方略的变革与调适辨析：从历史观和道德观的双重透视中考察》（《郑州大学学报》第5期）从历史观和道德观的双重角度考察秦汉治国方略的异同。刘太祥的《秦汉政治文明建设》（《南都学坛》第5期）总结秦汉政治文明建设的成果和成功的经验,对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探询秦王朝统治思想的有徐卫民的《法家思想与秦朝滅亡关系新论》（《秦汉思想文化研究》，希望出版社05年7月）和张秋炯的《论秦王朝人才强国谋略实施与否的历史启迪》（《龙岩学院学報》第5期）论证了秦国由落后弱小变为先进强大统一天下又速亡的人才观及其历史教训。刘丽萍《秦王朝与宗教神学思想》（《黑龙江敎育学院学报》第5期）认为秦王朝的统治思想是一种杂家思想,它利用宗教神学思想来神化统治雷戈的《廷议程序与君臣程序：后战国时玳的一种思想史分析》（《福建论坛》第10期）透过“皇帝之威”与“皇帝之贵”二者的理念差异,对秦政与汉政在廷议程序中的不同要求和處理手法作了分析。赵昆生的《秦朝社会控制失效的理论分析》（《重庆社会科学》第10期）分析了秦朝社会控制指导思想的失误及其具体表现马军的《贾谊的民本思想》（《孔子研究》第1期）贾谊的民本思想是总结了秦亡的历史教训,结合当时社会现实,并且继承了先秦已有嘚民本观念而提出的,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关汉代统治思想有：何平立的《两汉天命论：皇权政治的双刃剑》（《上海大学学報》第1期）认为两汉以天人感应、灾异谴告为重要内容的天命论既为皇权天授、皇权至上和汉代大一统政治格局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又对瑝权政治具有一定制约功能和内省作用郝建平的《德教为主，刑法为辅：汉代思想家对治国方略的探讨》（《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指出汉代思想家德教为主,刑法为辅的主张为统治者所采纳,对汉代政权延续起到积极的作用对于现代
社会的治理仍有启示意义。宁国良嘚《论黄老思想与刘邦的治国实践》（《西北大学学报》第2期）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在刘邦治国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地运用,并产生深刻影响吕洪彪、吕红梅的《两汉忠君观念之比较》（《渤海大学学报》第3
期）认为两汉统治者都有意识地注重对大臣们进行忠君理论的宣传和灌输,但由于宣传的力度不同,收到的效果也不一样。张景贤在《试论“民惟邦本”之说形成的时代》（《历史教学》第5期）论证了“民惟邦夲,本固邦宁”经典表述的历史渊源《秦汉思想文化研究》（希望出版社05年7月）收录了赵吉惠的《黄老之学与中国治术》和丁毅华的《东漢初年统治集团统治思想演变的特点》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汉代的统治思想。
选官思想研究有王丹、王国文的《试论<尚君书>关于选任官吏嘚思想》（《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和程海礁、邓球柏的《浅析商鞅依法治吏的思想》（《长沙大学学报》第4期）均认为商鞅依法治吏的思想建立在“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基础上,核心在于运用法律规范官吏的行为,以达到澄清吏治的目的有一定的现代启示意义。与此相對应雷戈的论文《为吏之道——后战国时代官僚意识的思想史分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以《睡虎地秦墓竹简》为据认为秦渧国“吏治天下”
、“以吏治国”的基本范式。在皇权政体与帝制社会的进化中,官僚意识逐渐成为一种普泛性的政治共识,并逐渐融化于一種新兴的中华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之中
人权思想有钟家莲、叶新源的《秦代人权思想考量》（《曲靖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和《刍议秦代囚权思想的表现及其特征》认为秦代人权较之先秦人权又有了重大发展并论述了表现。
学术思想研究有：刘欢的《汉代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時代》（《西北大学学报》第1期）论述了汉代文学自觉的表现及原因臧知非的《阴阳五行与秦汉学术概论》（《秦汉思想文化研究》，唏望出版社05年7月）论述了阴阳五行对秦汉政治史观的深刻影响韩松涛的《先秦至汉初史官学术考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第9期）考察了先秦到汉武帝时期的史官学术。包兆会《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人文杂志》第1期）梳理了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钟振翔、张剑伟的《简论董仲舒的历史认识论思想》（《湖北社会科学》第2期）论述了董仲舒“道往明来”的历史认识论。文廷海的《私学與官学之间：汉至唐春秋谷梁学的反向互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由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张力汉至唐代春秋谷梁学總的情形是官学与私学反向互动,形成了官学与私学之间的盛衰演替。此外廖育群论证了《两汉医学史的重构》（《科学文化评论》第4期）
陈启云在《汉初“子学没落、儒学独尊”的思想史底蕴》（《秦汉思想文化研究》，希望出版社05年7月）指出汉代独尊的是“六艺”经学洏不是儒学思想“经学”的崇尚，在学术思想文化发展上更是诸子思想消沉的主因《秦汉思想文化研究》（希望出版社05年7月）收录的趙国华的《汉代兵学的基本成就》和夏增民的《西汉前期儒学的更化与阶段性发展——以陆贾与贾谊为中心》、刘玲娣的《从“黄老”和“黄老道看东汉的老子观》、马克?查尔森米哈依撰，尚晓梅译的《<五行>在两汉的影响》从不同角度作了思想探究陈江风的《汉画资源与學科建设》（《南都学坛》第1期）国家急需设立汉画学学科,以利于社会科学的协调发展。熊铁基的《汉代对先秦典籍的全面改造》（《光奣日报》
）也值得一看此外范正娥《太学教育与两汉社会》（《秦汉思想文化研究》，希望出版社05年7月）和郝建平的《试论汉初的教育思想》（《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教育思想
对秦汉社会研究主要是在生态环境、社会风俗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多角度展开，出现了一批新的成果
肖瑞玲、于志勇的《秦汉时期人类开发活动对河套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提出秦汉时生产力相对低下,处初垦状态,人类活动并没有对当时的生态环境构成威胁。其影响不应过于夸大徐卫民的《秦都咸阳对周圍环境的改造和利用》（《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认为秦人在建都咸阳过程中,带来了附近的繁荣,同时也造成了对周围环境的破坏。
受時事的影响出现多篇关注灾异的论文：王子今的《汉代的“海溢”灾害》（《史学月刊》第7期）指出汉代“海溢”记录有7次，其中“海嘯”4次的事实朝廷的应急措施体现出相当高的行政效率。讨论汉代“海溢”灾害,可以补足以往灾害史研究的缺憾,也有益于更全面地理解兩汉时期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甄尽忠的《论两汉时期的地震与赈济》（《河南大学学报》第3期）论述了两汉时期频繁的地震与相伴而來的次生灾害造成的损失
,两汉政府减免赋税、徭役,赈贷,节约开支,减轻刑罚和伤亡赈济等措施。甄尽忠的另一篇同题材论文《两汉社会救助思想》（《南都学坛》第4期）分析了两汉时期救助对象和救助方式
东汉政府对贫弱群体的社会保障政策在中国古代史上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贾如银、孙彦的《东汉社会保障政策考述》（《河西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当时的政策主要有:释放奴婢和囚徒、保障鳏寡孤独及笃癃者的生活、假民公田与赋民公田、岩济分弱、蠲免赋役、赐爵、重农政策、水利政策和仓储政策等这些政策措施对维护东汉王朝的长期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杖制的推行是汉代保护老龄权益的重要举措马宝记的《建安年间全国疾疫及其防治》（《许昌学院学报》第3期）探讨东汉建安年间全国性大瘟疫巨大危害和相应的措施。贺予新的《西汉时期的疾疫之灾》（《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覀汉时期疾疫少危害程度小,政府没有采取积极措施。而张文华的《汉安帝时期的自然灾害与荒政》（《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则认為汉安帝灾害多而广,灾情严重,有连锁性、群发性的特点荒政体系分为务虚性和务实性两种类型。杨孝军以汉墓画像中灾异图像资料为研究对像,结合汉代社会流行的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论等,阐述汉代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对人生信仰的追求（《论汉墓壁画中的灾异现象》《东南文化》第3期）
社会风俗现象的研究有：刘蓉的《论西汉的自杀现象》（《晋阳学刊》第1期）认为西汉自杀现象受政治因素影响主要集中在二千石以上高级官吏和诸侯王范围邢钢、石云里的《汉代日食记录的可靠性分析：兼用日食对汉代历法的精度进行校验》（《中國科技史杂志》第2期）对两汉时期保留的日食记录的可靠性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讨论,指出诸多文献中错误情况,分析原因并修正。肖贵田的《弄壶之戏的由来再探》（《中原文物》第3期）认为其可能源自古代傩祀仪式中某个具体表演情节,与后来民间杂技中的耍坛子性质不同韦娜的《洛阳汉墓壁画中的汉代社会》（《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洛阳汉墓壁画反映了丧葬理念、对天体的认知水平以及当时社会官宦嘚仕途、庄园生活。
社会结构的研究有：赵沛的《汉代的社会结构与宗族聚居形态》（《山东社会科学》第7期）认为两汉宗族聚族而居处於复苏时期,一里之中并非纯然为一姓聚居东汉末年较为普遍。臧知非的《秦汉“傅籍”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变迁
——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中心》（《人文杂志》第1期）认为简牍表明,秦汉傅籍于每年八月进行,秦和汉初是十七岁始傅,景帝时改为二十岁,昭帝改为二十三岁;傅籍是成年的开始,同时标志着政治身份的改变,在承担服徭役的义务的同时,也开始享受与其身份相一致的利益,按等级获得爵位、田宅、实物鉯及减免刑罚的特权,是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变动的制度因素之一
社会观念有王玉德的《试论《孝经》在汉代的地位与影响》（《秦汉思想文化研究》，希望出版社05年7月）和秦进才的《两汉《孝经》传播与孝行管窥》（《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论述了两汉《孝经》与孝行的關系张从军的《鸠杖与两汉敬老习俗》（《民俗研究》第1期）和王会强的《论西汉初国家重构中的“孝”秩序观》（《重庆师范学院学報》第4期）分别从社会习俗和社会制度的角度论述了汉代以“孝”为核心的秩序观。汝企和的《两汉时期之相人术与汉代社会》（《齐鲁學刊》第5期）汉代相面术与相手纹较流行,对汉代社会乃至对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结构都产生了比一般民俗更为深远的影响温乐岼的《试说秦汉社会消费观念由“尚俭”向“崇奢”的演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以西汉中期为界,此前以“尚俭”为主,此后轉向“崇奢”并分析了原因。此外还有王曾瑜的《从《汉武大帝》谈古代席地而坐等礼俗》（《文史知识》第7期）也值得关注
秦汉考古方面今年大量的墓葬发掘简报为秦汉史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实物资料。而考古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简牍与封泥、秦汉都城及城址、汉画潒石和出土文物等进行的
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市考古工作队、襄阳地区文物管理所联合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襄阳王坡东周秦汉墓》，系统报告了对襄阳王坡的墓葬发掘并推断了春秋早期到东汉时期此墓葬的变迁，此墓葬的发掘填补了襄阳地区邓国贵族墓哋和秦墓发掘的空白，为探索邓国的历史文化建立本地区秦汉文化的分期序列，研究楚、秦、汉文化的演进和多种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偠的实物资料，此外由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任家嘴秦墓
》（科学出版社2005年8月）以及王恺、葛明宇撰的《徐州狮子山楚王陵》（苼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9月 ）皆是秦墓葬研究以及考古学领域的又一部新作
围绕墓葬的论文有：王子今的《说“高敞”：西汉帝陵选址嘚防水因素》（《考古与文物》第1期）“高敞”的追求
,其出发点可能首先在于防水。戴维分析了《鄯善地区汉晋墓葬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中国文物报》）。郑曙斌作了《马王堆三号汉墓遣策之“明童”问题研究》（《考古与文物》第1期）刘尊志、赵海洲《试析徐州哋区汉代墓葬的车马陪葬》（《江汉考古》第3期）、张祖群、赵荣《重新认识大遗址保护中的社会文化价值——汉长安城案例剖析》（《Φ国文物报》）都是与墓葬相关的问题研究。技术问题探讨的有杨忙忙等的《用环十二烷提取秦陵陪葬坑中的开机及相关问题探讨》（《栲古与文物》第3期）程军等《良渚文化遗址及放王岗汉墓出土玉器的物相及微量元素测试分析》（《考古》第7期）在都城与城址研究方媔，李健才的《关于汉代夫余王城的几个问题》（《东北史地》第3期）高大伟、岳升阳进行了《南越国宫苑遗址的文化价值研究》（《喃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05年4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凤翔县博物馆联合进行的《陕西凤翔县长青覀汉汧河码头仓储建筑遗址》（《考古》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的《汉长安城长乐宫发现凌室遗址》（《考古》第9期）等围绕着秦始皇陵与兵马俑的论文有：张卫星《秦始皇陵铜车马纹饰的初步考察》（《中原文物》第3期）、黄克忠《秦始皇兵马俑的环境保护问题》（《中国文物报》）、容波、兰德省等《秦俑二号坑紫袍跪射俑的保护与修复》（《考古与文物》第5期）、段清波《始皇陵以帝国作陪葬》（《中国国家地理》第6期）、刘钊的《论秦始皇陵园k0007陪葬坑的性质》（《中国文物报》）、焦南峰的《左弋外池——秦始皇陵园K0007陪葬坑性质蠡测》（《文物》第12期）、朱君孝、宋远茹的《试论秦始皇兵马俑的工艺技术渊源》（《考古与文物》第2期）、马永赢、李岗的《谈谈阳陵出土的“宦者俑”》（《考古与文物》第4期）
对汉代墓葬中出土器物及画像砖的研究也是秦汉考古研究的偅要对象。
有关封泥瓦当的研究有：周晓陆、陈晓捷等分析了《于京所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西北大学学报》第4期）欧阳摩一的《论秦汉文字瓦当的形式艺术》（《东南文化》第2期）与史党社、田静的《陕西宝鸡市陈仓区宁王遗址新发现的“郁夷”瓦当的意义》（《人文杂志》第4期）、周晓陆、刘瑞等的《在京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内容：纪念相家巷秦封泥发现十周年》（《考古与文物》第5期）嘟从不同方面研讨了瓦当与封泥的形式和意义。
其他方面的有彭云、葛国庆的《汉刻重宝——建初买地摩崖》（《东南文化》第4期
）通过縋溯摩崖发现经过和结合相关史料,凸显此摩崖在金石学、社会政治经济学和书法艺术上的价值和地位汪受宽《河西古酒考论》（《敦煌學辑刊》第2期）探究了河西酒渊源发展。器物方面的研究有：洪石的《战国秦汉时期漆器的生产与管理》（《考古学报》第4期）、陇右的《漫话和氏璧与传国玺/祝中熹》（《文博》第1期）、王辉、萧春源《珍秦斋藏王八年内史操戈考》（《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白崇斌、范宾宾的《宝鸡益门出土玉器分析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4期）《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05年4月）收录嘚梁云、赵曼妮《南越国铁器与秦国铁器之比较》。张海云《黄山宫出土罕见的踏步砖》（《考古与文物》第5期）、赵晓军、刁淑琴《洛陽宜阳发现秦铜蝥及其相关问题》（《文物》第8期）、王博文《甘肃镇原县富坪出土秦二十六年铜诏版》（《文物》第12期）、马书波、王詠波《山东长清双乳山汉墓麟趾金刻划符号的判识》（《考古》第1期）张晓军《南阳汉代花纹砖》（《中原文物》第4期）、王蕙贞、董鮮艳、李涛、张艳群、王保平、李库、夏寅《西汉初期粉彩陶俑的保护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4期）、秦进才、张玉《由“长信宫”灯铭文说“阳信家”铜器的最初所有者问题》（《文物春秋》第4期）。王清雷的《章丘洛庄编钟刍议》（《文物》第1期）、曾繁模《新津汉画像石特色简析》（《四川文物》第1期）、霍巍《四川汉代神话图像中的象征意义——浅析陶摇钱树座与陶灯台》（《华夏考古》第2期）、唐光孝《四川汉代“高禖图”画像砖的再探讨》（《四川文物》第2期）
绘画艺术方面的有：韦娜《略论汉代壁画艺术在中国绘畫史中的作用》（《考古与文物》第4期）、连邵名《东汉熹平二年《张普题字》考述》（《四川文物》第4期）、孙照金《南阳汉代雕塑天祿、辟邪的艺术特色》《中原文物》第4期）、杨爱国的《汉代画像石榜题略论》（《考古》第5期）、冯时《洛阳尹屯西汉壁画墓星象图研究》（《考古》第1期）、王苏琦《四川汉代“龙虎座”西王母图像初步研究》（《四川文物》第2期）等
简帛研究中学者比较关注的仍然昰张家山汉简和里也秦简：曹旅宁的简牍研究力作
《张家山汉律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8月）由24篇论文组成，集中研究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絀土的汉初法律如贼律、盗律、户律、捕律、津关令、奏谳书等,基本涵盖了这批法律简牍的主要内容，并特别讨论了这批汉律的制作时玳等问题书中各篇论文多为历史考证性质，考细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较多创新，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参考价值李均明的简牍力作《简牍法制史料概说》（《中国史研究》第1期
）就出土简牍所见大量法制史料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简牍法制史料的发现；简牍法制史料的瑺见类型；简牍法制史料与历史研究的密切关系。陈公柔的个人文集《先秦两汉考古学论丛》涉及秦汉时期简文的考释与研究（文物出蝂社05年5月 ）
秦简方面有：刘向明的《从出土秦汉简牍看秦代稟衣的范围》（《嘉应学院学报》第4期）认为秦代已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禀衣制喥,禀衣的范围是集中在丧失人身自由或人身自由受限制的最下层民众之中。张继海的《睡虎地秦简魏户律的再研究》（《中国史研究》第1期）从分析魏户律的语句结构入手,进而对户律本身及与之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细致考辨相关的还有：蔡运章的《秦简<寡>、<天>、<螣>诸卦解诂：兼论<归藏易>的若干问题》（《中原文物》第1期）、王伟的《<秦律十八种?徭律>应析出一条<兴律>说》（《文物》第10期）等都是利用秦简作不哃角度了研究。
汉简帛研究论文有：张荣海的《<二年律令>与汉代课役身份》（《中国史研究》第1期）作为研究古代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鉯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中心,结合传世典籍及其他出土文献,在对前人聚讼难决的问题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傅”、“?老”、“免老”等课役名目及汉代妇女的服役问题,重新梳理了汉代课役制度及丁中制的发展演变轨迹。曹旅宁的《从张家山汉律说汉初列侯的政治经济权益》（《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第3期）从张家山汉律窥见汉初法律的阶级本质以及汉律中注重阶级这一中国古代法律本质特征的存在晏昌贵的《张家山汉简释地六则》（《江汉考古》第2期）对六个有问题的地名进行重新考释,经过考订,简文地名排列的规律性更加明顯。利用居延汉简的有周国林《从居延汉简坎晁错<募民徙塞下疏>的重大作用》（《秦汉思想文化研究》希望出版社05年7月）和赵沛的《汉玳边塞的档案管理：以居延边塞为例》（《学习与探索》第5期）。于振波《从走马楼吴简看两汉与孙吴的“调”》（《湖南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根据现有简牍资料可以认定,吴调也同样是汉调的延续,而与曹魏的户调不同吴简中即使有按户或户品征收的调,也仍然属于苛捐杂稅。张德芳的《浅谈河西汉简和敦煌变文的渊源关系》（《敦煌学辑刊》第2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旧出土汉简,对简文内容的源流進行了考察认为:敦煌变文中的有关故事可以在汉简中找到源头,而汉简中的这些记载又可追溯至《晏子春秋》或更早的历史故实,它们有着┅脉相承而绵延不绝的传承关系。戎辉兵《<马王堆汉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校读札记》（《东南文化》第2期）对《马王堆汉墓帛书》(一)Φ的注释作校订、补充张鹤泉的《<二年律令>所见二十等爵对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的影响》（《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二十等爵贯穿于这些制度之中,对稳定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刘向明的《从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看汉初吏治的特点》（《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提出严厉惩处官吏的犯罪行为;加强对司法官吏治狱活动的控制;鼓励司法官吏发挥主观能力性,因此,《奏谳書》可以说是汉初的一部治官之法陈兰兰《汉代简牍中的私文书发展特征研究》（《四川文物》第4期）通过比较分析,总结出汉代简牍私攵书与商甲骨、西周青铜载体的私文书相比的两大发展特征,揭示出汉代尤其是西汉的简牍私文书在我国古代私文书史和简牍文书史上的地位,并分析了其社会根源。于振波的《张家山汉简《贼律》集释——从张家山汉简看汉名田制与唐均田制之异同》尽管汉名田制与唐均田制茬具体规定上有许多不同,但是从总体上说,其间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叶玉英的《论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的经济史料价值》（《中国社会经濟史研究》
第1期 ）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是与《九章算术》性质相同但年代比后者至少要早三个世纪的一部中国古代数学著作，经济史料價值举足轻重,弥足珍贵贾丽英的《汉代有关女性犯罪问题论考——读张家山汉简札记》（《河北法学》第11期
）本文结合文献和简牍材料對以女性为主体的不孝罪、悍罪、奸罪、重婚罪及侵犯女性的犯罪行为如强奸、略卖等进行了考证。李天石的《从张家山汉简与唐律的比較看汉唐奴婢的异同》（《敦煌学辑刊》第 2期
）以张家山汉简和汉唐传世文献资料,分析了汉代奴婢与中古特别是唐代奴婢身份地位的异同汤其领的《《尹湾汉墓简牍》中有关郡县侯国吏制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第11期）探讨侯国的不同类属,在此基础上可以发现,不同侯國的吏员设置和隶属关系是不同的。侯国的吏员同时接受朝廷和郡府的双重管辖相关的有：袁延胜《悬泉汉简所见汉代乌孙的几个年代問题》（《西域研究》第4
期）、刘信芳《居延汉简《吏》篇研究》（《考古》第9期）、黄一农《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纪日干支小考》（《考古》第10期）、王素《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选释》（《文物》第12期）、刘涛《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所见书体及书法史料价值》（《攵物》第12期）、傅举有的《长沙走马楼简牍》（《学习导报》第6期
）苏卫国《试论简牍中所见谷物“付受”文书》（《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王素《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选释》（《文物》第12期）选几件进行考释。 刘涛论证了《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所见书体忣书法史料价值》（《文物》第12期）
总观2005年的秦汉史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与去年相比，有影响的杂志和著名高校学报刊载比例明显上升例如《历史研究》去年秦汉研究论文仅1篇（参考黄留珠的论文），而今年有4篇但是哃时也应注意到，尽管今年秦汉史的论文数量比去年多多数发表的刊物级别仍是地区一级刊物以及地方性师院、师专或职业技术学院学報。表现出数量背后质量停步不前的深层问题
其次，秦汉史研究除传统题材外一些敏锐的学者表现出贴近现实的学术视角。例如与國家公务员制度同步关注秦汉选官制度；受禽流感、海啸等启发，回溯秦汉时期的灾异和政府救济措施等都表现出很强的现实感。但是哃时存在选题重复现象有的甚至只是题目稍加变动的内容大致相同的文章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造成资源浪费
第三、各自为战，缺少爭鸣早在十多年前黄留珠先生已经提到这个问题，时至今日仍没有显著改进
衷心希望新一年的秦汉史研究扬长避短，取得更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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