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湖北就取缔了‘两工’(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收费，可我们镇按每个劳力80元的标准继续在收。我不明白，中央一再强调减轻农民负担，可到了我们这里，为啥减不下来？”湖北省监利县三洲镇农民李志平(化名)冲记者问。

在三洲镇，怀有同样疑问的农民随处可见。“农民负担”，这个在农村税费改革中淡出人们视线的名词，却在湖北省监利县一些乡镇再度现身，成为当地农民挥之不去的阴影。

农民负担活生生“翻两番”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2000年2月，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写信。这句话掷地有声。

此后，监利县成为三农各项改革的试点地。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强农惠农政策力度逐年加大，农民负担应该是“大幅降低”的。

但实际上，监利县三洲镇石岭村七组的柴祖明告诉记者：“负担太重，种田还是不划算。”

据荆州市农村经营管理部门统计，2011年全市农民负担总额13359.98万元，人均32.72元。相对于此，柴祖明(化名)家的负担高得离谱儿。

柴家7口人，14亩耕地，2011年共缴纳了各种费用1009多元，人均144元。这是荆州市人均负担的4倍多。

“翻两番”的农民负担，到底是怎么来的？

依据湖北省政策，农民每年都使用统一的《农民负担监督卡》，目的是规范农村收费行为。但在石岭村五组某村民家，记者看到，负担监督卡之外，又多出了一张张“内部收款专用凭据”。

在这些“凭据”上，显示的条目是“村组排水费、一事一议筹资、一事一议筹劳”等。有的一张票据，金额就多达400多元。

中国青年报记者查阅了2005年6月20日《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湖北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2005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其中规定：村级组织一般不得收取村级排涝水费。“易涝地区县市排涝水费不够，村级确需提取村级排涝水费的，须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由村负责收取，每亩最高提取标准不准超过5元。”

但在石岭村，一家15亩地，需要交付村组排水费77元、灌溉水费104多元。

在另一个村，2012年的一次“两工收费”，就达到一户485元。

据2012年三洲镇财政所双代管服务中心向村民提供的数据，2010年，石岭村全村农民负担总额12.0444万元，人均70.85元。2011年，全村农民负担总额7.4768万元，人均43.98元，超过了当年的全国农民人均负担38元。

石岭村的咄咄怪事，只是当地的一个缩影。

据记者走访，监利县至少有20多个村，村干部根本不按农民负担监督卡收费，搞“卡外加码”。

在白螺镇、桥市镇、黄歇口镇，一些村民告诉记者，乱收费的项目除一事一议以外，有经营性水费、村组排水费、灌溉水费、抗灾开支等，甚至还有“世行贷款”和湖北省已取消的“两工折资”。

同时，部分地方政府也把本该自己承担、配套的农村公益事业建设项目资金，“摊派”给了村级组织。

根据黄歇口大桥建设工程指挥部在网上公开的招标公告，“黄歇大桥”项目由湖北省交通厅批准。计划总投资的2300万元“来自国家拨款和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100%”。

但据2011年9月湖北省农业厅官方网站公示，“黄歇大桥”确实存在违规摊派行为。“黄歇口镇将大桥建设配套资金摊派到各村，2010年平调村级‘两工折资’129万元。”在2012年年底记者探访时，王场村、吴桥村、五场村等村民反映，虽然自查自纠了，但被摊派的资金并没有回到村里。

对于上述发生的收费项目，监利县农业局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

按照鄂政办发【2005】97号文件规定，每个劳力每年承担10个工为上限，农民愿意出资的，折资标准为每个标准工日5元至8元；

根据《湖北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条例》，农业灌溉水费由供水单位与村组、农民或者用水单位直接签订合同，据实收取，即村组生产性灌溉水费，按照受益原则，由受益农户据实承担；

根据鄂政办发【2008】4号文件规定，关于世行贷款未还清借款的，要将还款情况向农民公示，拟定还款期限，按照“谁借款、谁还款”的原则，确保借款按期归还，分年度据实征收。关于收抗灾开支，应先由村民大会讨论通过，上报上级审批以后，才可以收取。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来看，监利农民负担问题相当突出，特别是存在“两卡一折”(湖北省农民负担及补贴政策监督卡、粮食补贴一本通存折)发放还有死角，少数乡镇惠农补贴政策落实有偏差，一些村乱摊滥派，有的乡镇截留、平调惠农补贴和村级各种专项资金，少数乡镇以上挤下，搭车加码，迫使村级加重农民负担等现象。

“一事一议”：农民负担的无底洞

在各项收费中，村级“一事一议”格外显眼。它的产生，是因为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村级提留，造成的资金缺口要用它来弥补。但在监利县，它却成了一些乡镇农村干部增加农民负担的“合法外衣”。

据湖北省人民政府鄂办发【2002】27号文件规定，一事一议筹资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15元，筹劳折资标准为每个标准工日5至8元。

但在三洲镇石岭村，村干部收取的这一收费项目，远远超过了省定标准。

石岭村九组村民龙广梅(化名)，向记者出具了一张2011年12月10日该村的收款票据。上面“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两项所收取的金额，分别是81.57元和98元。

龙广梅家有4口人，劳力3个。按湖北省规定的标准，应缴纳92元，但村干部收了179.57元，超标收取87.57元。

“村里在收这些钱时，都是村支书一人说了算，他说交多少，就得给多少。”

龙广梅的无奈，是石岭农民的常态。“提起一事一议就来气，村里只收钱不干事。”石岭村五组村民宋国庆(化名)说。

据2012年三洲镇财政所双代管服务中心向村民提供的数据，2010年及2011年，石岭村级财务报表上，一事一议支出合计11.7658万元。

“但我们都不知道，钱到底用到了什么地方？”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村干部对记者说。

“一事一议”，究竟是农民的天使还是魔鬼？

原本，“一事一议”是依靠村民内部民主自决的，遵循“量力而行、群众受益、民主决策、上限控制”的原则。一些基层干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尽管不少农民同意筹资筹劳，但上交钱款的过程不透明、镇一级政府占用这笔资金，都让他们感到不平。“特别是筹劳，现在统一改成强制收钱，很不合理。”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来看，监利县的大多数村都在强制以资代劳。原本自愿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项目“变了味”。同时，筹资筹劳的资金，却被平调到有关部门或乡镇政府，统一使用，并不直接用于本村的公益事业。

“村村通”成了农民的负担路

同样在基层“走了样”的，是“村村通”工程。

“村村通”的工程费用，应该是由中央、省、市、县四级财政承担，地方财政财力不足的，可以动员受益群众捐资，捐资的前提是“自愿”。

但记者调查发现，石岭村在修筑农村道路时，强行向农民摊派集资。

记者从官方网站看到，监利县三洲镇石岭村村级公路施工始于2009年12月29日，竣工于次年5月15日。2010年5月30日，上级已拨付公路修建资金70万元。

而村民告诉记者，石岭村村级公路全长2.5416公里，总投资72.5万元，村干部按每人每年185元标准，分三年向群众集资摊派，将修路资金转嫁给村民。

中国青年报记者将3年乘以全村1787人，就能算出，2010年至2012年，石岭村村民被收取的粮食“两补”资金高达99.1785万元。

在石岭村三组，一位60多岁的村民告诉记者：“去年，村支书来家收修路钱，一次要收3500多元。媳妇交不起，村支书就把她带到镇信用社，逼着她拿出粮食补贴‘一本通’，取钱给他。”

“这几年，我从来没有领过粮食补贴的钱，因为村支书不说存折密码，取不了钱。2011年村支书收修路钱时，才告诉我密码。”他的妻子说。

粮食补贴“被绑架”的现象，在石岭村还不是个别。

石岭村四组、五组、六组的村民也告诉记者：“为了收修路钱，村干部用车子将村民带到镇信用社，取出粮食补贴的钱。如果存折上的钱不够，村民还得另外掏腰包。”

一组的一位老村民觉得难以接受，“我们老两口一下子交了300多块钱，要不是儿子在打工，我们上哪里弄去？中央不是说要减轻农民负担吗？”

而村干部则抱怨，他们不辞辛劳地到县里磨嘴皮、跑项目，好不容易争取到县里的支持，才有机会修路。“如果不向村民集资，路就修不起来。”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村。在三洲镇下沙村，不少村民的“涉农补贴卡”变成了“伤心卡”。每年发放粮食补贴款时，村干部就开始上门收取修路费。

记者了解到，为了启动“村村通”道路建设，监利一些乡镇推行资金投入的“钓鱼政策”：乡镇出资金的小头，村里出大头。由于村里没有钱，只好向农民摊派。

记者从监利县大垸管理区、黄歇口镇、程集镇等镇了解到的情况是，少数村为争取村级公路建设国家补贴，擅自以“村民理事会”的形式，搞村级公路建设集资。

这些“上面小投入，钓下面农民集资”的办法，正在给农民造成新一轮恶性负担。

“市县财政靠土地，乡村财政靠生育”

石岭村四组的村民龙伯(化名)6年前就抱上了小孙子，可如今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按照当年规定，他已经缴纳了1.6万元社会抚养费，现在小孙子已经6岁了，仍上不了户口。

龙伯向记者出示了村支书姜开旺的签收条。“我先是向计生办缴纳了7000元，接着姜开旺代收了9000元。可是，后来计生办说压根没收到姜开旺的9000元，所以不认账。我们就一直没法上户口。”

“社会抚养费的规定和收取，都是符合标准的，是合法的。”在2月1日的电话采访中，监利县县委宣传部部长高启秀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乡计生部门是如何管理流动人口的？

“想生二胎，提前交钱，计生办的人就不找你了。不交钱也可以，出去打工，小孩快出生的时候回来，等小孩出生后再交钱。”石岭村村民张某说。

村民李霞就是这样的例子。她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已经7岁了，二胎出生后不到满月时，村干部找到他们，让她交钱。

村民告诉记者，长期以来，石岭村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不规范，超生现象严重。“二胎孩子出生后，村支书就以办理出生手续为由，向村民收钱，收了钱以后不上交。”

记者在当地采访期间，更是听到了“市县靠土地，乡村靠生育”的说法。

一位乡计生干部对记者说：“过去征收‘三提五统’的时候，‘三提五统’和计生罚款是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主要经费来源，取消农业税和其他向农民征收的费用后，只能打社会抚养费的主意了。”

一位村计生主任告诉记者：“完成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任务后，多收部分全部由村委会掌控。”

另一位计生主任则坦率地说，农业税减免取消后，村镇的经济来源受到了严重影响。“预算内的资金——农村转移支付，已远远不能满足基层的发展需要。目前，乡村基层组织主要依靠预算外的资金来运转，那就是农民建房的收费和社会抚养费的征收。”

“体制性弊端并未真正消除”

“省、县每年都发农民负担监督卡，我好几年都没有见到自己的卡了！”石岭村一郑姓村民气愤地告诉记者。

据记者了解，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虽然在监利县执行较好，但仍有部分乡镇存在监督卡制度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个别乡镇的基层党委、政府不愿意让群众更多地了解政策，把监督卡放在村里；少数基层干部怕农民了解减负惠农政策后，向上级部门反映问题，刻意不发放监督卡。

当地一名基层政府官员告诉记者，这些问题的存在，关键在于一些乡镇党委、政府对减轻农民负担工作重视不够、监管不力。

他发现一个现象：“从全县农民负担调查和检查情况看，凡是监督卡制度执行到位的地方，涉及农民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就比较少；凡是监督卡制度落实不到位的地方，乱收费、乱罚款相对就多，群众反映就强烈。”

“两工收费应该没有被取消，一事一议、排水费等都是符合政策的。”宣传部部长高启秀在电话采访中说。

但中国青年报记者查阅了2005年6月20日《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湖北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2005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鄂办发【2005】26号文件)。其中规定：“从2005年起，全面取消农村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简称“两工”)后，各地应当注重改善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

对于监利县近年来农民负担远超过荆州市水平，高启秀回答说：“这是因为每个县市的情况不一样。”

记者在湖北省人民政府网站上看到了2011年6月《湖北省就“惠农政策”发出致全省农民朋友的一封信》。

信中明确写道：“目前我省11县(市、区)县乡排涝水费已经取消，分别是松滋市、石首市、公安县、荆州区、沙市区、江陵县、洪湖市、监利县、仙桃市、潜江市、沙洋县。”目前依然在收取排涝费的监利县赫然在列。

石岭等村的排涝水费为何依然收取，甚至还超过原本标准？

对此，高启秀只是强调说：“因为监利县位于涝区，需要排水费和灌溉水费。根据每户人口不同，每亩地的负担大约在50至60元。这都是符合政策的，没有问题。国家承担了一部分，其他的还是归农民负担。”高启秀说。

当记者进一步询问时，高启秀让中国青年报记者找另一位宣传部王姓干部。记者拨打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

“当前，造成农民负担的体制性弊端并未真正消除，农民负担随时有可能反弹。要杜绝惠民资金由少数人关门操弄的现象，还必须‘倒逼’干部走进群众家门，讲解传达惠民政策，接受百姓质询。”在走访中，一位基层干部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