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七三一部队核心成员在医学类刊物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发表时间和研究内容涵盖七三一部队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整个阶段，体现了七三一部队成员的研究范围、程度和学术轨迹。

其中尤以七三一部队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最为典型，其公开发表论文超过80篇，文章带有强烈的殖民侵略军事目的。

对北野政次论文的考察揭示了七三一部队反人类、反文明的本质，亦可揭示其战时医学研究在军国主义思想裹挟下的伦理扭曲和战争犯罪。

1942年8月3日至1945年3月1日，北野政次任七三一部队第二任部队长，这正是七三一部队开展细菌战研究设备最先进、实施人体实验规模最庞大的时期，可谓日本细菌战体系发展中的关键阶段。

北野政次早期曾在日本陆军省医务局卫生课负责防疫事务，后调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及满洲医科大学任教，积累了丰富的科研经验及成果，并与石井四郎及七三一部队逐步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这成为其日后出任部队长的重要因素，而这一职位使其“学术研究”得到更大的发挥空间与突破性提升。他不仅主导部队完成了大规模细菌战研发工作，而且加速了细菌武器的大批量生产。

日本战败投降之际，七三一部队为销毁罪证，炸毁了大部分重要设施，并烧毁了有关档案资料，这给战后揭露七三一部队罪行带来极大障碍。然而，档案可以销毁、隐匿，但部队成员在当时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却是无法掩盖的。

刊载北野政次医学论文的报刊

初步统计发现，北野政次论文发表刊物主要集中于传染病学、细菌学、病理学、卫生学、医科器械学等医学领域，包括杂志、报纸、编著等多种形式。

北野的论文研究对象与七三一部队在细菌战实施及防御两方面研究内容均有诸多一致。其论文数量众多，且多为独著，相关研究多为七三一部队细菌战研究的核心内容。

战后，北野利用七三一部队研究成果发表诸多文章，并用于商业牟利，这不仅成为其战后继续占据日本医学界高层的资本，亦是其在美国掩盖下逃脱审判继续从事医学领域研究的有力佐证，更是其在七三一部队“收获成果”的公然延续。

北野的部分论文中涉及不少殖民地医学和军事医学的内容，特别是其进入满洲医科大学及七三一部队后发表的文章更为明显。

此外，北野的论文带有极强的殖民侵略军阵医学特征，仅从论文题目来看，含有“军中”“陆军”等军事词语的军阵医学研究文章多达17篇。

北野政次任七三一部队长期间发表的论文，假借医学防疫研究之名，通过人体实验秘密开展细菌战相关研究，其中流行性出血热和斑疹伤寒研究尤为典型，这也是北野最具代表性的细菌战人体实验研究内容。

在其战时发表的流行性出血热人体实验论文方面，1944年笠原四郎、北野政次、菊地齐、作山元治、金泽谦一、根津尚光、吉村普济夫、工藤忠雄等8人联名在《日本病理学会会志》发表了人体实验论文《流行性出血热的病原体确定》，作者身份均为七三一部队重要成员，文中人体实验对象名称使用“猴”一词予以掩饰，实为七三一部队称为“马路大”的实验材料——人。

该论文中有一段人体实验过程，现摘录如下：

“将北满虱子23只捣碎制成食盐水乳剂，对猴进行大腿皮下注射，这些初代猴在接种19天以后出现39.4度发热，中毒感染。使用这些发热期的血液接种注射的第二代猴，潜伏期为12天，出现发热症状，尿蛋白呈现阳性，经剖检证明为定期流行性出血热肾。其后使用高度发热器血液或脏器材料进行累代接种，确定病原体并进行了多种实验。”

根据文中描述可见，二代实验感染对象“猴”同时出现了发热症状和流行性出血热肾。但北野战后在《大东亚战争陆军卫生史》一书中对“猴”流行性出血热实验感染症的描述，显然与上述记录相矛盾。

战后，该论文合作者之一，原七三一部队成员笠原四郎在1981年接受日本《毎日新闻》采访时，承认了在上述研究中实施人体实验的事实。

战后，又发现了北野有关斑疹伤寒人体实验的论文。1951年，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传染病防治院发行的医学杂志《防治医学》，披露了另一篇北野政次人体实验论文。

该文题为《关于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的研究——自制斑疹伤寒疫苗的人体感染预防力实验》。

记载了使用13名健康中国人开展斑疹伤寒疫苗感染防御力实验的过程，其中３人在实验中被残忍地活体解剖。

而北野早在1942年9月发表的论文《关于发疹伤寒及满洲伤寒的预防与治疗研究（二）》中就引用过此论文。引用未发表的论文，在某种程度上更体现出该文的特殊之处。北野在文中明确介绍了此项人体实验的研究目的：

“首先在满洲医科大学繁殖用于研究的病原体，1938年8月，借助老鼠研制出了疫苗。为了验证效果，在吉林省临江地区使用健康的中国人为实验对象，让其感染伤寒，进行疫苗的人体实验。”

北野此论文的前言部分公开记录了使用13名健康平民进行人体实验的事实：

“我们在临江八道江获得了10名“志愿者”和3名死刑“犯人”，得到了做人体试验的机会。在这方面的人体实验，不是我们首创的，欧美各国亦已有用死刑“犯人”及志愿者作试验的先例……供试验的人体，系选用不曾得过斑疹伤寒及其他急性热性病的32-74岁健康男人，除商人及工人各1例外，其余都是于5-30年前由山东来到关外的农民……尤其当军队或其他团队等赴本病流行地带，则宜于约一个月前皮下注射疫苗，效果较大。”

论文显示，13名受试者均为健康男性，其中10人为“志愿者”，年龄均在30—50岁左右，多为来自抚松、八道沟、三岔子、濛江一带务农人员。

这些农家的壮劳力怎会甘愿受尽残忍折磨成为活体实验材料？ 所谓“志愿者”的谎言不攻自破。显然此项研究的真正目的并非人道主义的医病救人，而是为将来日军实施侵略战争做前期准备，其学术研究的军事目的昭然若揭。

北野论文不仅是日本侵华细菌战史研究的重要历史文献和有力佐证，对于反思人类道德伦理体系准则及实践问题也具有普遍参考意义。

从相关人体实验对象的获得、实验手段、实验方式和实验结果来看，严重违反了医学人体实验的医学目的原则、知情同意的原则以及科学规范的原则，完全背离了国际公约和人道精神，违反了生命伦理和医学准则。

战后，北野与大部分七三一部队成员一样，不仅未对自己战时的医学犯罪、细菌战罪行做出应有的反省，反而利用七三一部队的所谓“成果”占据日本医学界核心地位并谋取可观的经济利益。

如何对待医学史中的“负面遗产”，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医学界必须直面的问题。只有以史为鉴，汲取教训，才能防止悲剧重演。

来源：共青团中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

编辑：芷沅、文轩、笑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