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81)

　　 摘要：过去几个月，新冠病毒疫情成为高等教育界无法回避的话题。后疫情时代的大学将出现若干明显的变化如:大学经营模式逐渐优步化，教育变得更廉价和更具私人定制色彩，学校成为终身学习的中心，大学的公共利益定位和承诺得到加强，人文学科的危机加剧等。而困难和危机也迫使人们认识到人文学科在机器学习时代同样不可或缺，从而去反思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如教育与政治、技术、社会的关系。

　　 关键词：新冠病毒；大学的优步化；终身学习；私人定制化教育；公共利益承诺；手机人文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危机颠覆了现代人的生活，高等教育也不例外。它让大学的经济陷入困境，永远地改变了大学在社会和经济中的角色以及大学的经营模式。疫情动员整个社会起来应对即刻的挑战，打开了教育技术创新的大门，加快了按需定制教育模式的发展步伐，重塑我们对高等教育和在线学习的思考，让学校逐渐成为让每个人辨认和开发自身优势的终身学习中心。这次新冠疫情也迫使大学思考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强化其公共利益的定位，通过参与到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而化解自身的合法性危机。疫情加剧了人文学科的危机，迫使人们去思考人文学科在机器学习时代的价值，反思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如教育与政治、技术、社会等的关系。

　　 一、后疫情时期美国大学的若干走向

　　 历史学家凯文·加南（Kevin Gannon）说“从来没有比当今在高校教书更困难的时期了。”新冠疫情爆发是完全恶化现有条件的“黑天鹅事件”。[[1]] 大学的经营模式、个人特别订制的教育、终身学习体系的中心、不断强化的公共利益承诺以及人文学科的边缘化危机加剧等是值得关注的一些走向。

　　 （一）经营模式的变化

疫情让大学的经济陷入困境，永远地改变了大学在社会和经济中的角色以及大学的经营模式。就高等教育而言，经营模式预设了教育学生的投资得到回报，但上大学的费用越来越高，从中的获得的好处却越来越不确定；免费的和方便的在线教育规模更大，成本更低；加上疫情逼迫的在线课程试验大幅度降低了家长、学生、老师、大学管理者本来对在线学习的抵触心理。大学的价值开始受到质疑，其长期以来的经营模式受到极大挑战，大学分化难以避免。美国大学的后疫情经营战略大致可分为三种：（1）增强版沉浸式寄宿模式（２）结合在线学习和面授学习的混合模式（３）完全在线模式。[[2]]

新冠危机使得小型住宿文科学院的最大优势一下子变成最大负担，这些学院本来宣扬其以体验为基础的学习模式，学生远离家庭参与开放式讨论，学习合作解决问题及课堂和宿舍冲突管理，培养交际技能、情商、人脉、身份认同和自力更生等。本已在悬崖边挣扎的学院就被疫情一把推下了悬崖。[[3]]当然，偶像式住宿学院生活体验将更加奢侈，成为有钱的学生和学院才能享受的特权。拥有国际声誉、名牌企业用工单位和影响力校友等优势的一流大学会利用疫情机探索将在线学习优势变为巩固其传统优势地位的方法，如怎样利用新数字技让寄宿体验更好，或为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更多奖学金或混合型学位。[[4]]

混合模式则是试图在降低学费和扩大招生之间保持某种平衡。采用在线和面授课程相结合的模式将利用现行的在线教学试验为其提供实时数据，辨认出哪些课程可以被替换，哪些可以通过在线课程来加强或补充，哪些课程不能转为数字媒介？学校需要决定每门课究竟怎样上最合适？依靠数据支持来确定面授课、在线课、同步或异步等的最佳比例和最佳的学费额度等。这种模式操作起来更复杂一些，但可以获得最大灵活性，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

第三种则是完全在线模式。其实，强调规模、速度和效率的在线学位并不新鲜，但名牌公立学校和非营利性学校转向在线教育有助于增强人们对在线教育的信心，它们的加入可能改变游戏面貌，通过提供低成本和高质量的学位而优化这个生态系统。之前，大学往往采取垂直整合模式，从招生到授予学位全程包办，但现在开始考虑将某些领域外包给合作企业，如技术平台、幕课公司edX、硅谷教育创业公司等，或通过整合多家公司促成教育成本的降低，或通过发挥杠杆作用将课堂体验相近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5]]

　　 南加州大学的莱恩·伯伊德（Ryan Boyd）特别强调了可抛弃性逻辑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表现。那些模仿企业高管，遵循新自由主义成本效益的大学必然求助于私有化，将很多工作外包给第三方企业如Schoology、InstaEDU、Smarterer和Knewton等教育技术公司，削减专业设置，大规模裁员和聘用更多兼职老师，在老师抗拒和学生质疑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在线课程转向。[[6]]大学为了生存会想尽办法使其服务让学生能承受得起，或为职业前课程和在线课程打折降价，或与在线学习平台合作分享利润，让人获得便宜得多的在线学位选择，或采取更主动和更具创造性的方法如联合培养、共享管理服务、集体采购、资产转移等共同成长和双赢交易产生净收益。大学越来越明显的商业化倾向将造成推崇竞争而不是合作，推崇知识私有化而不是自由交流的管理模式，会破坏批评的自由。在线教育使得寡头垄断公司找到新的市场机遇，它们将削弱大学的自主性，潜在地限制学术自由，因为私有企业在技术市场争取利润最大化的功能是与教育的公共服务功能对立的。[[7]]大学理事会美国教师联合会会长米亚·麦克弗（Mia McIver）用“优步大学”（Uber University）指那些热衷于利润丰厚的教学设计平台如课程管理、视频会议、监考和反抄袭系统的大学，指责它们是联系从事教学服务的独立承包商的中立性平台，教学本身却偏偏不见踪影。大学的优步化趋势恐难以避免。[[8]]

　　 （二）个人特别订制的教育

　　 新冠疫情重塑我们对高等教育和在线学习的认识。技术让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变得便宜和方便，但高质量的、手工定做的商品在奢侈品市场仍然有销路。同样的情况，高质量面授课需要额外付费，而远程教学就便宜多了。疫情加速了高等教育更多特别订制和更便宜的趋势。如果经济衰退长期持续，教育需求可能增加，但学生对价格将变得更敏感，大学需要提高竞争力，展示面授课程的价值，提供更加灵活的选择。[[9]]

新一代数字技术－－－智能手机、云计算、机器学习、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版现实逐渐成熟，教育正在经历重大变化，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习为中心转变，从课堂教学向虚拟学习转变，从必修课向超级个性化课程转变，学生从知识消费者向知识生产者转变等，在超级个性时代，我们关心的是满足自己特别的需要，追求自己的个性和独特性。[[10]]定制式的个人化学习使课堂互动纯粹以课题为基础，专注于解决问题。作为副产品，学习成为越来越多成年人可获得的终身体验。普渡大学国际部副校长拜蒂·范登伯什（Betty Vandenbosch）认为，在线学位教育给工作的成年人提供按需定制的教育模式，教给他们技能改善职业和收入，允许学生在合适的时候学习。教育变得更具个性化，类似于在家上学，学生按自己的节奏在任何地方学习。[[11]]

　　 不过，对于借着疫情杀回来的教育技术狂热，麻省理工学院贾斯廷·赖克(Justin Reich)依然具有清醒的认识，他列举了技术在教育中的作用的三种态度：（１）魅力无穷型，如纽约大学的司各特·加洛维（Scott Galloway）预测二线大学即将终结，未来的超级大学不是幕课平台如Udacity或Coursera而是与大技术公司合作的增强版常青藤大学，如与谷歌合作的麻省理工、与微软合作的加州伯克利。（２）怀疑主义型，他们对教育界痴迷于数据收集和监控文化以及与圆形监狱相连的远程监考软件充满疑虑；（３）中间道路补锅匠型，崇尚渐进式改善，希望用研究和批判制衡乌托邦狂热。[[12]]在这三种态度中，他似乎倾向于支持第三种，因为历史经验并没有证明技术的整体颠覆性，幕课、适应性导师、聊天机器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学习分析法和其他革新在高等教育转向在线学习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疫情中用得最多的技术是上世纪90年代已经商业化应用的学习管理系统和视频会议。疫情过后，学界会进行适应性调整，但若指望疫情彻底隔断传统，肯定会感到失望。

　　 （三）终身学习体系的中心

疫情让大学逐渐成为让每个人认识和开发自身优势的终身学习中心。高等教育的使命不是追逐或赶上最新的社会潮流，而是培养学生终身学习和全球公民的素养。教育正在处于重大转型中，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无教师的教育体系正在快速出现。我们要让学生为还不存在的工作做准备，使用还没有发明的技术，解决我们还不知道是问题的问题。[[13]]高等教育必将成为终身学习体系的中心，美国大学协会(AAC&U) 特雷尔·罗德斯（Terrel Rhodes）提出高等教育使命的若干变化：（1）从绑定座位时间的学分体系转向能力和熟练体系；（2）从强调专业和通识教育转向焦点集中在学生的整个教育通路；（3）从传统的字母等级计分制转向学生一段时间内学业中展示出的学习能力应用；（4）基于知识传播的前述学习途径转向偏爱基于创造意义和理解的途径；（5）不是为少数受到偏爱的人提供深入学习的机会，而是确保所有学生在任何地方都能获得高强度实践（HIPs）。这些变化体现了这样一种转变，即从20世纪应对大学扩招的简化论维度转向强调培养21世纪学生健康和幸福所需要的更高程度技能和能力。没有艺术和人文、科学和职业的二元对立，没有软技能和硬技能，相反有广泛的必要技能，学院的目的是为学生提供自由教育，学生有很多机会不仅为工作世界做准备而且为全球环境下的终身学习做准备。[[14]] 当今大部分在校生是在真正全球化的时代长大的Ｚ一代，是被技术定义的一代，害怕独处（FOBA）和FOMO（害怕落单）表达了他们对即刻交流和反馈的期待。而更年轻的阿尔法一代（Generation Alpha）是2010年之后出生，他们有“推土机父母”将道路上的所有障碍都清除。到2030年，他们进入就业市场时，85%的工作都还没有诞生呢。学校成为让每个人认识和开发自己优势的场所。[[15]]

　　 （四）更清晰的公共利益承诺

　　 这次新冠疫情也迫使沉溺自我的大学将焦点集中在更好地服务社会，强化其公共利益的定位，通过想方设法参与到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过程中而化解自身的合法性危机。夏威夷大学校长大卫·拉斯纳（David Lassner）列举了该校为后疫情时代经济复兴服务，创造更持久、更具弹性、更平等的未来的如下举措。（1) 更多参与夏威夷居民的高等教育和培训：社区学院为每个岛的还没未考虑上大学的居民提供开放的、负担得起的教育机会来支持，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在线的、混合型的、夜校/周末等）提供企业和学生需要的课程，让失业者、就业不足者和渴望提升者抓住机会获得晋升或改变所需要的教育和培训。（2)让夏威夷居民准备好填补需要的就业岗位如教育、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建筑、设计和建筑环境工程等领域，强调以工作为基础的学习途径如实习、学徒和用工单位的培训项目等。（3)播下新经济领域种子和开发旧领域的新途径：几十年来夏威夷一直在强调需要创新和技术来弥补旅游、蔗糖和菠萝等支柱产业，但进步有限。要加大力度培养电脑科学和工程人才队伍、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创造性的媒体产业。重新思考提高食品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活力的新途径，开发“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业如健康旅游、生态旅游、公益旅游。（4)强化夏威夷大学研究团队作为经济和思想驱动引擎的地位：巩固大学科研在经济和思想复兴中发挥的作用，优先发展医疗、农业、电脑工程等产业，继续确保优势产业如海洋科学、天文和空间科学、环境微生物科学等。很多领域并不新，但疫情的教训让我们认清迫切的需要。[[16]]

　　 罗格斯大学纽瓦克分校校长南希·坎托尔（Nancy Cantor）也呼吁高等教育加强对公共利益的承诺。在他看来，大学若更加开放，更多为公众服务，提供更多公共利益而更加接近公共利益的光谱一边，就能帮助消除其合法性的危机。他提出的大学改造方略是（1）扩大师生群体的多样性（2）承认和奖励参与公共事务的学术研究（3）需要培养大学和社区之间相互支持的长久关系，将大学视为社区的平等伙伴，回应文化、企业、政府和社区等其他领域的建议（4）创造影响生态系统，克服竞争性本能，实现跨学院合作等。做到这些，职业教育和公民教育、学术与服务、科研与教学、地方性与全球性的虚假边界自然没有那么清晰了。职业主义和人文，自我利益和服务并非不可调和，学界复兴与社会复兴连在一起。[[17]]

　　 不过，普林斯顿的大卫·奥斯丁·沃尔斯（David Austin Walsh）不像这些校长这样乐观，他最近对《华盛顿邮报》说，虽然人们常常觉得大学是自由派的堡垒，其实大学的当权者往往是政治保守派，他们倾向于稳定和安全。随着新一波在线教学转型和紧缩措施，多样性承诺可能被牺牲掉。大学会变得更有利于白人、异性恋者和门槛更高。高等教育历史上在扩大教师多样性方面的记录让人对后疫情时代的大学不抱多大希望。[[18]

　　 （五）人文学科的边缘化危机加剧

　　 新冠疫情的冲击让本已困难重重的人文学科陷入更加边缘化的危机中。目前在保险公司做软件开发工程师的历史学博士泽布·拉森（Zeb Larson）讲授了他为何逃离学界进入编程训练营。大学文科教育急需重大改革，要么教学改变，培养能就业的人，要么停止博士点招生。改革博士教学，加入量化研究训练或编程来创造更多样的研究者，让博士更容易找到工作。[[19]]

　　 其实，早在冷战时期就出现了人文研究的定量转向和依靠电脑计算的行为科学热潮。其代表人物都坚定地相信数据、算法、电脑能够取代诗歌、绘画和哲学，他们以为依靠数字、图表、预测性的算法就能改变人的思想，影响人的行为并预测未来。哈佛历史系教授吉尔·莱波雷（Jill Lepore）说，2010年后的大学科研往往遵循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的模式，企业委托、学术探索和大肆兜售之间的界线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现在大学的科研课题申请似乎只要里面有数据，能得到两百万美元的资助，什么问题都不问就一路绿灯。[[20]]但是，在逐渐走向电脑被模糊控制的体系中，在信息被电脑过滤的世界，机器学习批评更加重要，我们更需要传统人文技能，需要分析假设和评估论证，需要理解机器的局限性和可靠使用，需要人类行为的模糊和易变模型，需要历史学家的谨慎和相对论的传统看待电脑世界的客观性，需要有对数字的健康怀疑，需要求助于人文学科探讨文化问题或反思方法的历史和社会隐含意义。[[21]] 质疑人文学科最厉害的恐怕是人文学者自己。学习人文学科的目的何在？这问题本身就反映了人文学者的焦虑和绝望，但更令人担忧的是其信心危机和自我认识失败的危机，即想象力和理解力危机。

　　 主流教育理论认为，文科是为了世界的，为文科辩护的人分为两类：一类认为文科促成有效聚敛财富如硅谷推崇的哲学，文科对创新必不可少，促进繁荣。一类认为推动社会和政治利益如马萨·诺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繁荣作为终极目标是不够的，民主公民素养是教育的最终目标。左右两派知识分子都认为思想生活是要实现社会变革，但超级道德化和超级政治化的文化的危险在于，在争取社会和政治目标时，所有人类利益要么被使用，要么被抛弃。[[22]] 詹姆斯·朗（James Lang）在为圣约翰学院教授细娜·希尔兹（Zena Hitz）的新书《迷失在思想中：智慧生活的隐蔽欢愉》写的书评中说，高等教育的工作有潜力帮助师生去追求可能最好的生活，思想生活让我们克服时空和社会限制，参与作家和思想家的对话。这个避难所能让我们获得新视角看待周围环境和人类遭遇的问题。困难时期，我们很容易忘记进入学界的初心，忘记对学习的热爱，对学科的痴迷和就根本问题和深刻问题对话的欲望。这种反思时间尤其宝贵，毕竟我们需要激情来帮助度过危机。[[23]]这种评论与弗吉尼亚大学查德·维尔蒙（Chad Wellmon）的话形成共鸣，“大学之后的思想生活场景可能是人们聚在一起读书、交流和思考，不是因为需要中产阶级生活的证书，而是因为渴望获得这种活动承诺的好处。思想生活比任何具体一所大学的命运更重要和紧迫得多。”[[24]]

　　 我们无需为人文学科辩护。在墨尔本大学的西蒙·图灵（Simon During）看来，人文学科世界的边界是开放的（各学科内没有清晰边界）和有限的（和科学世界不同），其研究方法和表现形式多样化，且一直在大学内外繁荣发展。[[25]] 人文学科是不同学科的集合体，往往与大学体系联系在一起。哲学、历史、文学、古典学是现代人文的核心，但不断有新学科诞生，各学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各有不同。文学批评暗淡了，但文学本身可能还繁荣，人文学科消失，新的社会和文化组合可能出现，无须大惊小怪。[[26]]

　　 二、对教育深层问题的反省

　　 这次新冠疫情迫使人们反省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如教育与政治、教育与技术、教育与社会等各种关系，不得不重新确定优先选择。

　　 （一）教育与政治的关系

　　 教育的功能不仅在于培养职业能力而且在培养公民能动性。教育是民主背后的推动力量，培养民主参与，支持政治平等和经济公平。哈佛丹尼勒·阿伦（Danielle Allen）认为，公民能动性涉及三大核心任务：围绕公共问题进行不涉及利益的协商；旨在改变社会价值观的框架转换；涉及利益纠葛的“争取公平权利”。理想的公民应该能符合道德地完成这三大任务。大学需要培养诊断社会问题的能力、道德推理的能力，因果分析的能力、理性说服他人的能力。[[27]]这与亨利·吉鲁(Hen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