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近平当村支书就是因为大家都拥护他”

采访对象：杨世忠，1951年4月出生。1969年12月入党，1971年4月至1978年10月在延川县文安驿公社工作，任武装专干、党委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历任延川县团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延长县法院院长、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处级调研员。2011年4月退休。

采 访 组：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安市杨世忠办公室

采访组：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您在文安驿公社和他有过很多接触，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请您介绍一下，您最初认识习近平的情况。

杨世忠：我是延川县贾家坪人，现在叫贾家坪镇，以前叫贾家坪人民公社。1971年4月，我调到文安驿公社任党委委员、武装专干。当时，公社的书记、主任是五个人，我是党委委员，排在他们后面，是“六把手”，也算是个小小的公社领导。刘明升同志时任公社团干，在梁家河大队蹲点，我是通过他的介绍认识的近平。

我调到文安驿工作的时候，大部分的知青都已经出去工作了。我的印象中，当时梁家河的知青差不多就只剩下近平和雷平生了。我对近平最初的印象，就是感觉到这个十七八岁的后生显得很成熟、稳重，言谈举止、做事为人就像个大人一样，根本不像同龄的有些娃娃那么浮躁、不懂事。所以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很好。

我比近平大两岁，作为同龄人，我们一见面就很有亲切感，平时也能聊到一块，也有共同语言。那时，我们年轻干部下乡，工作任务完成后，就想找他们知青一起聊天，不然的话队干部要么就把我们安排到村里的单身老汉家里住，要么就是去队上饲养员住的地方去睡。所以每次我到梁家河大队下乡，都要和近平、雷平生聊天。那个时候他们在村里很孤单，也常来公社谈工作、拉闲话，遇到饭时一起吃个便饭。我们公社干部每月三十斤粮、四两油，每天两顿饭，早上玉米团子炒洋芋丝，下午一般情况吃一顿白面，只要他们一到公社，明升和我谁看见就先给他们报一份面，大家一起边吃饭，边聊天，这样一来一往，慢慢从相互不认识到认识，从不熟悉到成为朋友，一起相处了五年。对他那时在梁家河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也是比较了解的。概况起来就是：一是刻苦学习，二是踏实劳动，三是要求进步，四是心系百姓。

采访组：请您具体谈一谈习近平学习的情况。

杨世忠：近平一方面是受革命家庭的影响，另一方面自己有学习兴趣和上进心，所以他特别热衷于读书和学习。我第一次到梁家河下乡时，近平已经住到国家拨专款修的知青窑洞里了。我发现他的书非常多，桌子上、土炕上摆得到处都是，跟他聊起来，觉得近平还就是有学问，知识面广，对我启发很大。

近平有很多书。据村里人说，他从北京来的时候，就带来沉甸甸的两大箱子书。另外，其他知青去取家里寄来的包裹，里面一般装的是衣服、糖之类的东西，但是近平收到的包裹，除了一些衣服就是书。

书的种类很多，内容也很丰富，有政治方面的，有经济方面的，还有哲学、中外的文学作品、大部头的古典名著，各种书都有。还有一些工具书。有一次我去他那儿，翻他的汉语辞典，那本辞典很厚，是绿皮的。我说：“哎，这本书好，很实用啊！”近平说：“你觉得好，就拿去用。”就这样，近平送给我一本汉语辞典。这本辞典我一直用了很多年，可惜的是，后来延川搬家的时候弄丢了。

当时近平能保持这种学习状态，很不容易。每天要参加劳动，后来当了村支书就更忙了，但他劳动再苦再累，每天也要抽时间看书，上山劳动的时候也总是带着书，利用生产劳动的间隙时间看；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一边吃饭一边看书，嘴里吃着饭，眼睛盯着书本。一般的同龄人，很少有他这种刻苦学习精神。我也一样，虽然当时我已经工作了，各方面学习生活条件比他好得多，却没有近平这么可贵的学习精神。

采访组：请您谈一谈习近平在梁家河劳动的情况。

杨世忠：近平当时年纪不大，但是劳动却很吃苦。当他还是普通知青的时候，我们到梁家河去下乡，村里的社员普遍反映：“近平这后生可好了，劳动能吃苦，很忠厚，很踏实，从不溜奸耍滑。他话也少，从来不会跟人乱开玩笑，也从不骂骂咧咧、打打闹闹。”他人品好，村里老少社员都喜欢到他住的窑里，谈工作、拉家常。

近平无论是当普通知青，还是抽调出去搞社教工作，以及后来当村支书，他不仅对工作认真负责，并能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那时候，有些村支书凭着自己手中有点权力，经常借口到这里那里办事的机会，逃避劳动。但近平从来不这么做，在村上没有什么大事的情况下，他都是按时出工和社员一起劳动。并能带头完成自己每月的劳动任务，从不误工。

采访组：您当时在文安驿公社任党委委员，对习近平入党过程一定了解的多，请您讲一讲当时的情况。

杨世忠：近平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1973年入了团，1974年1月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入党没有预备期，一批准就正式成为党员。

近平入党的过程，现在社会上流传很多说法，有些是不严谨的，有些是不真实的。因为我是亲历者之一，整个过程我都比较清楚，所以有必要在这里把我知道的一些实际情况讲一下。

当时，我们公社党委书记白光兴思想比较解放。一度，梁家河大队很需要一位有能力的年轻人来当党支部书记，带领社员好好干一些事。那时，原大队书记梁玉明当干部时间也有点长，年龄也有些大，且他主动让贤，多次向公社党委推荐习近平入党，当大队书记。可以说，梁玉明的想法与我们不谋而合。但当时近平还不是党员，对此，公社党委就把习近平入党问题纳入视野，重点培养。应该说，在那个时候公社党委就已经准备接纳近平入党了。

我们公社党委第一次讨论研究近平入党时，虽然大家都认为近平表现好，群众威信高，符合入党条件，一致同意批准他为党员。但为慎重起见，他的父亲习仲勋当时在洛阳“下放”问题，还需搞个外调比较好。这样我们就落实公社组织干事王学礼联系有关部门发函外调。没多久，洛阳方面就回了个函，公社党委班子成员都传着看了。函上说：习仲勋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子女升学、就业不受影响。有了这个函，公社就及时召开党委会议，研究决定习近平入党，并任命他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近平入党和当支部书记是一个会上研究的。我记得当时会上梁家河大队一起还研究批准了两名党员。

那个时候入党，没有人情关系一说。近平入党，当村支书，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积极要求进步、努力工作、受到群众拥护的结果。近平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人情和关系可以依靠。他就是个普通的北京知青，千里迢迢到这穷乡僻壤来插队落户。加之，他父亲习仲勋当时还在受政治迫害，没有“解放”，这个情况只会阻碍他入党，对他没有任何帮助。所以，近平当时能入党就是因为他完全符合共产党员的条件，并且多次写了入党申请书，积极要求进步；他能当村支部书记，就是因为他劳动吃苦，群众基础又好，大家都拥护他。

近平上任以后，不仅自己积极劳动，还带领广大社员治沟打坝、植树造林、大办沼气，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受到公社的一致好评，公社党委对梁家河大队的工作充分肯定，很满意。

我当时在上文安驿大队蹲点，按公社统一安排，带领广大社员大办沼气，也做出了一些成绩。所以对近平办沼气的事情了解得比较多。近平确实善于思考，也敢想敢干，并自己花钱到四川绵阳考察学习，回来后就在村子里搞了第一个沼气池，也是全县第一口沼气池，引起县沼气办的重视，同时也得到省、地的关注和支持，专门到梁家河大队召开现场会。近平带领梁家河村民大办沼气，一方面解决了社员的照明、做饭、取暖等问题，同时沼气废料也是一种很好的肥料。一举多得，有力促进了梁家河大队的经济发展，改善了群众生活条件，深受各级领导一致好评和表扬。

采访组：习近平“心系百姓”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世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仍然一直关心这里的父老乡亲，今天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下。

1986年8月，我从地委党校毕业后，又被分配到文安驿镇当党委书记，当时近平在厦门市当常务副市长。1987年元月，我给近平写了一封信。主要是想到沿海经济发达的厦门市去考察学习，开拓眼见，解放思想。同时也想通过近平把延川的红枣，甘泉的红小豆和我们镇上鹿厂的鹿茸，看能不能通过外贸渠道，寻找一些销路，帮助解决一些资金，促进我镇经济发展。特别是通过考察学习借鉴一些发展思路，学习一些工作经验，为改变我镇面貌作出新贡献。

近平很快就给我回信说：你说要来厦门，感情上我很盼望见到你们，非常欢迎你们来。但有些事应让你们搞清楚：一个地县的力量到厦门来搞联合，一般来说是不足的，尤其是大跨度的经济合作，难度更大。至今陕西省还没有哪个地市在厦门谈成项目，这涉及到审批权、外汇、资金、交通等等问题……

收到回信后，我们对近平恳切邀请非常感激，对他直言相告、有啥说啥的朋友感情表示十分理解。同时我们也作了充分准备，把他在村里带领社员办的沼气池、打的水井、打的坝拍成照片。当年7月，我带领村支部书记梁玉明、供销社主任乔生辉，专门去厦门考察学习。

我们已经多年不见了，到厦门以后，近平见到我们很亲切、非常热情，特别看到那些照片非常高兴和感谢。具体谈到红枣问题。在当时条件下把红枣运到厦门，确实不太现实，保鲜、运输等成本很高，这种大跨度的经济联合还没有先例。近平说的很实在。

另外就是鹿茸的事情，近平还是很支持的。他联系了几位老板来看，但是一听我们只有三四十只鹿的养殖规模，合作前景不大，都不愿投资，对我启发很大，使我深深认识到“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

当时我们去还有一个任务，就是那个时候梁家河村还没有通电，照明煤油灯，发展没动力，想通过近平帮我们解决一些拉电资金。后来近平专门给时任延川县委书记白崇贵写了封信，引起县委政府的关注和重视，并拨出十万元专款解决了梁家河的拉电问题，对此，梁家河沟的父老乡亲十分感激、念念不忘。

我们在厦门期间，近平白天在单位工作，晚上多次陪我们一起吃饭。我们走的时候，他自己花钱，给我们三个买了飞机票，上飞机那天正下着暴雨，近平冒着大雨把我们送到机场，直到亲眼看着我们上了飞机他才回去，这让我们心里非常感动。

2009年11月13日，近平到延安调研，我也参加了会议。市、县、镇、村四级书记分别汇报工作后，直接点名，“世忠，你讲”，当时我是延长县法院院长，我即兴就延安市、县两级人民法院基本情况、工作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讲了三个问题。特别是当时人民法院普遍存在的法官队伍青黄不接，办案经费严重不足，以及执行难等问题讲了后，近平非常关注，做了笔记。不久后，最高法院就发来了调研摸底表，存在的问题很快得到了落实和解决。

在那次调研会上，近平当着与会人员的面，回顾说：1973年他在文安驿申请入党期间，从北京寄来了一些“黑材料”，当时“就是明升和世忠把那些材料撕了”，让他顺利入了党。

会议结束后，近平在门口一个一个和大家握手道别，合影留念，我是最后走出会议室的，近平对我说：“世忠，现在就你一个在职，好好干！”我说：“好！”

“想入党，先纳6千大洋”。近日，网友“诸暨老农民”在绍兴论坛曝料，诸暨街亭镇新胜村“创新举措”——发展一名新党员需先履行“123”规则，即成为入党积极分子需上缴1000元，成预备党员后上缴2000元，转正时上缴3000元。

此帖引来网友纷纷跟帖，有人表示不相信，有人表示，“如此神圣的入党，怎么要缴6000元，与金钱挂钩的入党不可思议。”

对此，诸暨市委组织部在论坛上回应：“经查，2007年起，经当时支委集体讨论，村党支部动员入党对象自愿捐款，所得款项主要用于党员活动、新农村建设、村公益事业等，在村党支部讨论确定后，由入党人员自愿捐款给党支部，并记入村集体账户，定期公示，没有私自挪用现象。”

入党也能明码标价？记者专门赴诸暨街亭镇新胜村进行调查。

新胜村距离诸暨市区约20公里。在村里，记者询问了多位村民后发现，该村确实存在入党交钱一事，村民认为这是一种无形的规定，不得不交。

村民袁阿姨说起入党交钱一事颇为无奈，其儿子从入党积极分子到最后成为一名正式的党员，共花去8000元，“除了常规的6000元，村里组织修路和地震捐款时又分别交了1000元。”袁阿姨说，“大家都在交，我们能不交吗？”

记者采访中发现，入党捐款已经成为新胜村一件公开的事，而且流传：为了入党，交钱的金额从数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但新胜村的文书傅茂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纠正”记者从村民那儿听到的说法。他说：“这不是交钱，而是‘自愿捐款’。这个决定并没有出台相关文件，因为这不是政策方面的硬性规定，完全是自愿的，更没有必要经过村支委讨论决定。”

但在许多村民看来，为了入党，一定要“被捐款”，已经失去自愿原则，而成为村里一种变相的捆绑规定和附加条件。

“这是对一名入党积极分子的考核内容之一。你不交钱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积极性？”村党支部书记陈云良的话，也正表示这是一种考核内容，而非自愿捐款。但是，他认为这样的行为存在合理性，“那么多人想入党，我们总应该有一个评判标准。”

“入党难道是看你有没有钱，而不是看你有没有心？”村民许某显然对这一“评判标准”感到不满，“像我们这些没钱的贫困户，就活该一辈子入不了党？” 此事已经施行3年多，但每到发展党员的时候，还是会成为村民们争议的焦点，不菲的入党“敲门钱”让很多村民感到伤心而无奈。

对此，陈云良回应：“如果你连这点钱都不肯出，一方面说明你没有奉献精神，另一方面你自己家里都不富有，怎么带领全村人民致富？”

但在诸暨街亭镇新胜村网站的党建专栏中，有一个关于“哪些人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解释，其回答是“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并没有提到入党要捐款一事。

那为何作此规定，其初衷是什么？陈云良坦言，之所以这么做，实在是村里太穷，“材料上写村民人均年收入是七八千，其实根本没有，目前村里还欠下外债15万元”。

新胜村位于街亭南部，由恒慕、黎明、板桥、花明等4个自然村合并而成，共有963户人家，总人口为2706人，是街亭镇第一大村。但是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村集体经济较为薄弱。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村中的青壮年大多出外打工，只有老人、妇女和小孩留在村里。

据知情人透露，自2007年施行这项规定以来，已有20多人发展为正式党员。如果按每人6000元计，已有10多万元“捐款”。那所收款项去向如何？有否被中饱私囊？如果没有，是被收归村集体经济还是划入党建经费？

“一年收上来的钱根本没多少，去年入党人数为两人，小小一个村，各项支出开销其实很大，一下就用完了。”陈云良给记者算了几笔账：全村共有党员148人，开会时每人给50元误工费，光是一次会议支出就是7000多元；每年给村里70岁以上的老党员发100元等；建水库、修公路等公共设施建设……这些都要村里出钱。

当记者问及是否有公开的账目明细。陈云良表示“有”，但他没有出示给记者看。

尽管“入党”的“捐款”金额不小，村民们也颇有微词，但不少人依然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不少村民向记者道出其中的缘由。

村民许国生反映：“我们听到的是，有的人为了入党，捐了1万多元，有的人就算交了钱也不一定能入。其实，一些人想入党，是为了今后的‘好处’。”

有村民说，所谓的“好处”就是：党员开会能拿误工费，过节能发过节费，村党组织换届选举时还有选举和被选举权等。

事实上，党员的“好处”远不止这些。村民袁阿姨的儿子在城里有两间厂房和一间店铺，生意越做越红火的他感觉党员身份的重要。“党员贷款相对容易，而且做生意时，别人一看你这么年轻就是个党员，也会产生信任感。”

在村民心目中，党员身份变得“金贵”，也让所谓的明码标价入党有了市场。不少村民反映，入党动员捐款其实不仅是在新胜村，其他一些村也一定程度存在。村民老傅说，当然一般都不会明说，但是如果不交钱，入党就会很难。他觉得，如果将党员身份与金钱划上等号，让入党动机不纯的人入党，会影响党员在村民心中的形象，这对于那些在农村实实在在为群众办实事的党员也是一种无形的伤害。

有村民认为，以捐款多少来考核入党对象是否合格，更是歪曲了入党的标准，把那些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家庭并不富裕的人拒之门外。

众多网友认为，这样的做法，荒唐之极。网友“绍兴小人物”反问：“这么说，只要有钱，不管谁都可以入党吗？难道党员的标准是用钱来衡量的吗？”网友“草地”认为，入党是要在思想上、行动上符合党章要求，在党的工作中发挥先进模范作用，入党对象要不要捐款，并不需要有人绞尽脑汁、费心动员。

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王侃：《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诸暨街亭镇新胜村真有入党交钱一事，就是严重违反了党章党纪。此外，所谓的一些活动支出也是没有根据的，如党员开会讨论事务本是义务，党纪党规中并没有误工费一说。党员不能变相“搞特殊”、“领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