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武船麦克德莫特，全称青岛武船麦克德莫特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简称青武麦，成立于2008年7月8日，位于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一家以建造服务为主的企业，[1]姚锐任董事长。[2]青岛武船麦克德莫特主要产品和服务包括石油化工模块、液化天然气模块、离岸项目等。[3]青岛武船麦克德莫特获“青岛市2021年认定的第三批高新技术企业”。[4]参考资料：1. 武船麦克德莫特[引用日期2023-04-18]2. 天眼查[引用日期2023-04-18]3. 武船麦克德莫特[引用日期2023-04-18]4.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引用日期2023-04-18]

1947年2月3日《大公报》上有一篇署名“司徒良裔”的作者发表的《杨振声小记》，以简洁优雅之文笔，勾勒出杨振声的名士风度：杨，字金甫，山东蓬莱人，与吴佩孚同乡里。吴以军人而有风骨，杨以文人而倜傥绝世，论者谓为蓬莱二难焉。然以风度论，杨尤过吴。亭亭玉立，神采焕发，令人不敢近，近则自惭鄙吝，若鸦凤之相比也。……杨真今世之风流人物也。冯友兰论晋人风流，谓必有玄心，洞见，妙赏，深情。（见《哲学评论》九卷三期。）杨氏有焉。然晋人风流，弊至于荡，杨无其弊，而温文尔雅，此其所以难能。如今，人们比较熟悉蓬莱的军人吴佩孚，却对杨振声的生平、事功不甚了了。杨振声是谁？我们不妨以他的简历，为他画一帧简洁的肖像。杨振声，字今甫，亦作金甫，笔名希声，1890年出生于蓬莱水城一个地主家庭。蓬莱水城是明代爱国将领戚继光操练水师、抗击倭寇之所。那里遗留的大铜炮，激发起他的爱国感情。杨振声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日寇入侵时期。他的爱国情怀，仿佛从历史中延展而来。杨振声在北大求学时和傅斯年、罗家伦一起创办《新潮》；“五四运动”中因火烧赵家楼而被捕；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博士学位；1925年，出版小说《玉君》；1928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1930年，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20世纪30年代，主编中小学教科书；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主任；执教联大中文系，推动新文学的教学；联大结束后，杨振声北上任教于北京大学。杨振声在现代文学史和高等教育史上都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然而，他却被遗忘了。风云际会因“五四运动”两次入狱“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利！”声势浩大的学生游行队伍，正向东交民巷进发，其中有一位身材魁梧的山东大汉，口号喊得格外响亮。这个心中燃烧着一团怒火的青年人就是杨振声。“五四运动”爆发时，杨振声29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五月四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的风云。”“五四运动”过去35年后，杨振声在《回忆五四》文中写道。1918年，这是一个酝酿着新思潮的年份。1918年12月3日，“新潮”社成立。《新潮》编辑部由傅斯年、罗家伦和杨振声三人组成，傅斯年担任主任编辑，罗家伦担任编辑，杨振声担任书记。俞平伯回忆说：“新潮社设在沙滩北大红楼东北角的一个小房间里，与北大图书馆毗邻。参加新潮社的有：法科同学汪敬熙、何思源；文科的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顾颉刚、江绍原、康白情、李小峰、孙伏园、俞平伯。我们办刊物曾得到校方的资助（每月大洋四百）。校长蔡元培先生亲自为我们的刊物题写‘新潮’两字。英文名Renaissance是‘文艺复兴’的意思。”《新潮》创刊号问世后，转眼间销售一空，以至于连印三版，销售3万多册，比现在的纯文学杂志销量还大。青年学子们奔走相告，一本杂志“已经翻阅得破破碎碎了，还是邮寄来、邮寄去”。1919年5月4日，杨振声和《新潮》杂志的同仁们一起冲破军警重围，冲进紧闭的曹汝霖家的大门，痛打陆宗舆，火烧赵家楼。“火烧赵家楼”是“五四运动”中惊险的一幕，细节是怎样的？杨振声的儿子杨起在《关于我的父亲——杨振声》文中记述了翔实的历史场景。杨振声在紧闭的赵家楼大门前凭身材高大与另外几个高个子同学率先攀进曹宅打开大门。随后，大群学生一拥而入。火烧赵家楼后，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军统领李长泰率大队军警赶到，以武力驱散群众，随即以“学生杀人放火”罪名捕人。其时，大批学生已经撤离，杨振声等少数维持秩序的学生被捕。杨振声在《回忆五四》文中说：“当时还是无经验，若大家整队而入，整队而出，警察是捕不了人的。”5月6日，蔡元培亲自到警察厅以身作保，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次日，被捕学生被释放，北大全体学生在红楼北面广场迎接。蔡元培和被捕归来的学生合影。1919年5月25日，在“五四”当日被捕、刚刚被释放没几天的北京大学国文系学生杨振声，受北京学生联合会委托，与其他三名代表一起，去与京师警察总厅办交涉，要求归还被扣留的《五七》日刊。警察当局拒绝了学生代表的要求。杨振声在《回忆五四》中写道：“警察总监吴炳湘又长又臭、夹软带硬地训了我们一顿，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你们煽动军警造反！’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学生在街头讲演时，也有军警站在人群中听，而且在最近周刊上有一篇《告军警书》。他们有些惴惴不安起来。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怎么？’他的脸红涨得像灌肠，大叫，“给我扣下！’我们就被押送到一间阴湿发霉的小屋子里去了。”杨振声又被捕了，在监狱中，与世隔绝，但他放心不下外面的运动。他闭上眼睛，“五四”前夜各校代表大会上热烈的发言，天安门前胜利的会师，大队卷向赵家楼的壮举……一幕幕浮现在他的眼前。一个星期之后，杨振声被释放出来。就在杨振声被捕期间，他的儿子杨起出生了。杨振声在出狱后写的家书中，充满了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卖国贼的痛恨；在以后的家书中，他鼓励孩子好好读书，长大后为国效力，为国争气……1950年，杨振声发表《从文化观点上回首“五四”》，反省“五四”在文化上的弊端：“一古脑地反对中国旧文化，而又盲目地崇拜西洋新文化。换句话说，便是无批判地反对中国文化，而又无批判地接受西洋文化”，“外抗强权，而又欲学其致强的原因，故一切吸收；内伤贫弱，而又欲消灭其贫弱的来源，故一切打倒”。他的结论是：“虽矫枉过正，势有必然；但到底是过正了。”文坛翘楚因小说《玉君》享誉国内从晚清到民国，中国充满内忧外患。杨振声那一代人期盼国家强大、民族富强。由于生长在海边，渔民们的不幸命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熟悉渔民的疾苦，童年经历的一切成为他后来进行文学创作的素材。1915年，杨振声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他和新潮社的同学一起，见证了新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新文学与旧文学冲突、交锋，他成为为新文学摇旗呐喊的一员。他拿起手中的笔进行新文学创作，从1919年3月，他的小说在《新潮》杂志上发表开始，《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磨面的老王》等直面社会问题的小说相继推出，激浊扬清，特色鲜明。鲁迅评价说：“杨振声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他由此登上文坛。《渔家》描写在渔霸剥削和警察勒索下渔民的悲惨生活。《一个兵的家》反映了军阀混战给一个阵亡的士兵的家庭造成的苦难。《贞女》讲述一个姑娘因嫁给一个木头牌位而自杀的悲剧。《磨面的老王》表现一个雇农凄凉悲楚的心境。“在这些作品中，杨振声怀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的愤怒和同情，暴露了社会的黑暗，展现了那些生活于底层的人们的悲惨命运。”杨振声的这些作品，是新文化运动之风吹开的新文学之花，植根于广阔的社会土壤，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他的文学创作无疑是超前的，其文学价值也是不可磨灭的。杨振声的文学创作被“五四运动”中断了，这似乎预示着新文学无法绕过救亡图存这一更大的历史使命。1919年秋天，杨振声取得山东官费留学资格，赴美国留学，最初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心理学，后又到哈佛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文学创作和大学教育，就成为杨振声的两大人生底色。1924年，杨振声学成归国，历任武昌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1928年8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第949号简任状，任命罗家伦为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立即聘请了杨振声、冯友兰等人到清华大学任职。杨振声担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1924年，杨振声留学归来。这一年，他创作了《玉君》。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鲁迅的《阿Q正传》之后较早发表的中篇小说之一。杨振声的这篇代表作，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它被列为《现代文艺丛书》第一种，1925年2月1日由北京现代社出版，轰动一时。《玉君》是一部反映中国青年男女反对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由的名著。小说塑造的年轻人周玉君和林一存，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觉醒的小知识分子。周玉君与杜平夫相恋，遭到家庭的反对。杜平夫去法国留学，将周玉君托付给刚刚留学归来的好友林一存。而林一存与周玉君是青梅竹马的玩伴。纯洁善良的玉君，面对父亲的包办婚姻和封建军阀之子的逼迫，从痛苦绝望中萌发出抗争精神，毅然与家庭决裂。她逐渐觉醒，“以后我要离开家庭，跑到社会里，自己去造生活”。她在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同时，也生发出改变社会的宏愿，“反对社会的恶制度”。玉君的好友林一存在背后支持她。林一存具有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对当时的黑暗腐败的政治和以金钱为根本的教育极为不满。林一存经历了颓废、苦闷、彷徨的心路历程，有一点落落寡合，有一点懦弱。相比起来，玉君的思想转变及做出抉择，勇气可嘉，可谓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青年的典型。小说最后的结局是林一存送周玉君、周菱君姐妹去法国留学。林一存“一个人坐在小舟上，左右漂流，不知何处归去。举目四顾，海阔天空，只远远地望到一个失群的雁，在天边逐着孤云而飞”。正因为玉君选择了独立的人生道路，这部反映青年男女冲破封建樊笼追求婚姻自由的小说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初版首印2000册，很快卖完了。1925年5月，《玉君》又再版加印了1000册，并换上了闻一多设计的新的封面。1925年2月初版的《玉君》，封面简洁，白底，蓝色方框中嵌蓝色的篆体“玉君”两字。方框左侧为“作者杨振声”。1925年5月《玉君》再版，采用了闻一多设计的封面。这个封面以黑色、红色和白色为基调，色彩饱满而热烈。封面上那幅具有异国风情的画，源自书中林一存的一个梦境：“仿佛是在埃及的东岸，赤圆的落日，如同夜火一般，照的沙漠都通红，从天边的椰树间，跑出一群野人来，飞隼一般的快，直扑到我面前来捉我，我一时四肢无力，只好由他们绑起。再一抬头，看见平夫骑在骆驼上，象个王子……后来又转出一个女王来，与平夫并辔骑在骆驼上。”闻一多设计的封面上，手执红心盾牌、长矛的平夫和在其身后的女王，骑在骆驼上并辔行进。下面是身穿黑衣的野人。《玉君》再版之时，闻一多正在留学归来的轮船上，怎么能为杨振声的新作设计封面呢？原来，1924年秋，即将归国的杨振声在哈佛大学遇到梁实秋，对文学的热爱将两人聚拢在一起。两人相见，一经交谈，均觉相见恨晚。杨振声对梁实秋说到自己创作的小说《玉君》，打算回国后出版。梁实秋就谈起闻一多在国内出版诗集《红烛》的经过，并说闻一多设计的书籍封面很有特色。杨振声通过梁实秋，请闻一多设计《玉君》的封面。1925年2月初版时，闻一多设计的封面尚未邮寄到国内。再版时的《玉君》封面，是杨振声、梁实秋、闻一多第一次合作，也是他们友情的见证，这为他们1930年在青岛合办国立青岛大学奠定了基础。杨振声听从了邓以蛰、陈源和胡适的建议，将《玉君》改了三遍。由于不认同杨振声的文学创作观念，鲁迅对《玉君》颇有微词：“他要忠实于主观，要用人工来制造理想的人物。而且凭自己的理想还不够，又请教过几个朋友，删改了几回，这才完成一本中篇小说《玉君》。”接下来，就是批判了：他先决定了“想把天然艺术化”，唯一的方法是“说假话”，“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于是依照了这定律，并且博采众议，将《玉君》创造出来了，然而这是一定的：不过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我们此后也不再见这位作家的创作。的确，杨振声只有这一部中篇小说问世。梁实秋也说“惜从此搁笔，不再有所著作”。杨振声凭着《玉君》以及他的短篇小说享誉文坛。比起创作，他的文学活动更加丰富多彩，从20世纪30年代初，《大公报》副刊聚集了一批作家，就是以杨振声、沈从文为核心的。执掌青大聘请国内一流学者1929年，教育部成立了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聘蔡元培、杨振声、何思源、赵太侔、傅斯年等9人为筹备委员，决定以私立青岛大学校址为基础（今海洋大学东北角）成立国立青岛大学。7月8日，在青岛汇泉大饭店召开了第二次筹备会。杨振声是常务筹备委员。1930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他为校长。杨振声担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一石激起千层浪。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吴宓在其日记中记录了这次人事变动。他对杨振声离开清华大学感到惋惜。即使远在上海的鲁迅也关注着杨振声的动向。1929年7月21日，鲁迅在给章川岛（章廷谦笔名川岛）的信中说：青岛大学已开。文科主任杨振声。此君近来似已联络周启明之流矣。此后各派分合，当颇改观。语丝派当消灭也。陈源亦已往青岛大学，还有赵景深、沈从文、易家钺（君左）之流云。章川岛是鲁迅的学生，也是鲁迅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是《语丝》杂志的主要作者之一。鲁迅在信函中语带讽刺，流露出一种不屑。杨振声的确聘请了他的一些朋友做国立青大的教授，但他都是为了大学的发展。鲁迅信函中提到的这些人，只有沈从文于1931年夏天到国立青大中文系担任讲师。在杨振声担任校长期间，文学院教师中，闻一多、梁实秋、方令孺、沈从文、陈梦家等都是“新月派”成员，因而鲁迅称国立青大是“新月派”“布道”的“圣地”。1936年夏天，台静农从厦门大学到山东大学执教，写信邀请鲁迅来青岛避暑。此时，鲁迅生病，他在信函中回复：“伯简兄：九月三十日信早到，或惫或忙，遂稽答复。夏间本拟避暑，而病不脱体，未能离开医生，遂亦不能离开上海。”这封信是鲁迅病逝前四天发出的。由此可见两人之前的深情厚谊。终其一生，鲁迅都没有登陆青岛。虽然青岛海滨有鲁迅公园，但鲁迅没有在青岛留下足迹。事实上，杨振声选聘大学教师非常严格。废名通过俞平伯写信给周作人，希望由周作人出面推荐他到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杨振声婉言谢绝了。杨振声想在国立青大开设历史系，打算聘请顾颉刚担任历史系主任。顾颉刚没有来青岛，开设历史系的计划搁浅。宁缺毋滥，这是杨振声用人的原则。为何选择杨振声担任校长？因为他的身份和资历。杨振声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两度入狱；是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小说家，因小说《玉君》蜚声文坛；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博士，令胡适刮目相看的教育家。杨振声是山东蓬莱人，是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的高足。这一切条件优化组合，成为杨振声担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的优势。1930年，杨振声在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之前，在清华大学任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作为蔡元培的得意门生，他学习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同样也吸收了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的办学措施——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军事化。国立青岛大学初设文、理两学院，文学院下分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教育三个系；理学院下分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个系。杨振声曾到美国留学，对欧美教育制度和办学方法比较熟悉，对大学教育有着深刻精辟的见解。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校长期间，他邀请著名学者来校演讲和讲学，章太炎、胡适、罗常培、冯友兰、陈寅格等人都曾作客国立青岛大学。让我们看看那时国立青岛大学的师资力量：闻一多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梁实秋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黄敬思任教育系主任兼教育学院院长，黄际遇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汤腾汉任化学系主任，曾省（省之）任生物系主任，蒋德寿任物理系主任。他们都是国内一流的学者，其中很多教授有到欧美留学的背景。杨振声担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后，对课程内容结构作了调整，他带头开设了“小说作法”课，并亲登讲台讲授，把新文学课提到了与“楚辞研究”“诗经研究”同等地位，而且使之成为全中文系课程的中心和先导。“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的名言。在杨振声看来，一流的高等学府，不仅要聘请大师，也要建造大楼。杨振声十分看重学校的设备建设，他任校长时期，主持建造了高标准的科学馆、图书馆，为国立青岛大学营造科学民主的优良学风提供了阵地和依托。在青岛任职期间，杨振声对青岛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古迹文献等作了认真的考察分析，提出了颇具远见的办学规划，力倡开办海洋生物学、海洋学、气象学，他提出将国立青大建成海边生物学研究中心。他主张：“青岛附近海边生物之种类，繁盛不亚于厦门，而天气凉热适中，研究上较厦门为便。若能利用此便，创设海边生物学，不但中国研究海边生物者皆须于此求之，则外国学者欲知中国海边生物学之情形，亦须于国立青大求之。”杨振声的真知灼见，在他担任校长的两年逐步体现出来。诗酒风流在青岛的生活点滴1930年，杨振声在青岛时，和赵太侔住在黄县路7号（杨振声之子杨起认为父亲在青岛寓所为恒山路2号）。梁实秋说：“他和教务长赵太侔住楼上，一人一间卧室，中间是客厅，楼下住的是校医邓仲纯夫妇和小孩，伙食及家务均由仲存夫人负责料理。今甫和太侔都是有家室的人，但是他们的妻室从不随住任所，今甫有一儿一女偶然露面而已。”杨振声在青岛期间，过了一段相对稳定而优渥的生活。在国立青岛大学教学的学者们，教学之余都喜欢到位于黄县路7号杨振声的住处喝茶谈诗，煮酒论文。经常手中拿着一个大烟斗的杨振声也“总是热情接待，不是端出咖啡，就是沏上清茶”。黄县路7号俨然成为文艺活动的中心，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了学校的教授和学生。这里的情形让人想起林徽因的“太太客厅”，虽然不是正规的文艺沙龙，但足以与之媲美。事实上，和杨振声交往的多为新月派文人，大多有到欧美留学的背景，思想活跃。杨振声在青岛期间，中国的文坛上发生了一件大事。1931年11月19日，诗人徐志摩所乘飞机在山东济南附近的开山失事，徐志摩身亡。梁思成拍来的电报到杨振声手中时，沈从文、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正好在杨振声家中品茶。这个噩耗把大家震惊了。杨振声让沈从文马上连夜乘火车赶往济南。徐志摩是杨振声的好朋友，他们从1926年4月开始就在一起编辑《晨报副刊·诗刊》，成为莫逆之交。杨振声来到青岛之后，他们之间还保持着联系。意想不到的噩耗让杨振声悲痛不已，他写下追悼文章《与志摩最后的一别》，记述他们于1931年6月在北京最后相见时的情景。那时他们约好，杨振声在青岛等候志摩，但是徐志摩走了，再也不会来青岛了，“是的，我们的损失，不只是一个朋友，又是一个诗人，一个散文家，更重要的，是人类中失掉了一曲《广陵散》”。这篇一千多字的散文，对志摩的一生作了精辟的概述。杨振声有时驱车到汇泉湾的沙滩上坐坐，或是去崂山走走，或是到第一公园赏西府海棠和樱花。杨振声和闻一多、赵太侔、梁实秋等人关系很好，成为志同道合的一群，他们曾结伴到崂山小憩，一游就是数天，对棋盘石一带的风光尤为欣赏。杨振声豪于酒，“尤长拇战，挽袖挥拳”。杨振声提议每周校务会议之后，都照例来一次宴饮。他们轮流在鲁菜馆子顺兴楼和豫菜馆子厚德福两处聚饮。杨振声和梁实秋、闻一多、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纯、方令孺等人被称为“酒中八仙”。他们还自拟一副对联：“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据梁实秋回忆：这些人常“三十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薄暮入席，深夜始散”。有一次，胡适来青岛讲学，下榻在宋春舫主持的“万国疗养院”。杨振声出面宴请。胡适看到他们划拳豪饮惊慌不已，吓得连忙把夫人赠的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带上，要求罢战。寂寞孤单时喝酒，郁闷愤慨时喝酒，豪情万丈时喝酒，酒让他们宁静的生活掀起了波浪般的喧哗，在历史久远的夜空里回响。“酒中八仙”是青岛历史上一段文人的佳话，别忘了杨振声的家乡是蓬莱，那是传说中八仙过海的地方。然而在那个动荡起伏的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借机侵略中国，美丽的青岛也不是世外桃源。后来，胡适写信给杨振声，婉言劝杨振声解散“酒中八仙”。后来时局紧张，“酒中八仙”自行解散。1932年，朱自清从欧洲归来到青岛，住在观海二路49号王统照的家中。王统照回忆说：“久别晤谈自然高兴，沿着海边散步，佩弦（朱自清字佩弦）头一次看到这样涛明波软的浴场，十分欢欣。我们在一所咖啡馆里谈到傍晚散去。朋友欢聚之乐令人向往。”王统照陪若朱自清一起到黄县路上杨振声的宅中去看望他。朱自清是杨振声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同学。1930年8月，杨振声到国立青岛大学任校长，所遗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一职，校方请朱自清代理。这些“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开拓者在青岛相见，自然十分高兴。后来，朱自清以“茶”为韵，写了一首《叠茶字韵赠今甫》：漫郎四海漫为家，看尽春风百种花。已了向平儿女愿，襟怀淡似雨前茶。漫郎典出《全唐文》卷三百八十一《元结二·自释书》，指唐代道家学者元结，借指放浪形骸不受世俗约束的文人。向平愿了是个典故。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隐士向长（字子平，河内朝歌人）很有才学，就是不愿做官，他抚养几个儿女长大成人，并帮他们完成婚嫁，便同家人告别，与友人北海禽庆遍游五岳名山，最后客死他乡。杨振声以原韵和诗：到处为家不是家，陌头开遍刺桐花。天涯无奈乡思渴，细雨疏帘酒当茶。“到处为家不是家”，青岛只是杨振声生命中的一个驿站，可惜提供给杨振声施展教育才能的时间并不长。1932年，青大学生为了要求“国民政府”抗日，集体抢乘火车去南京游行请愿。学生回青岛以后，蒋介石密令惩办、逮捕为首学生。当年“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杨振声，作为一校之长，很难处理学生的游行之举，他被迫辞职。对杨振声的辞职，南京和青岛方面都作了一些挽留的努力。但是，杨振声的去意已决，他的选择并没有因教育部的挽留而改变。对新生的国立青岛大学而言，杨振声的离去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这其中办学方向、声誉和人脉资源上的影响随后就显现了出来。资料显示，杨振声辞职后到了北平。而杨振声的辞职，也使国立青大的师资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沈从文便接受了杨振声的信邀，于1933年夏天动身去了北平。名师风范杨振声和《大一国文》1932年，杨振声从国立青岛大学辞职，回到北平。次年，受教育部委托，由朱自清、沈从文协助，他在北平主编《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1935年，前者以“国立编译馆”名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了编好高小的国语教科书，杨振声亲自到北师大实验小学执教。他既能教大学，又能教小学。胡适对杨振声赞誉有加。作为名师，杨振声是怎样讲课的？他站在讲坛上是怎样的情形？我们不妨从其学生的回忆中感受他当年风采。1929年，萧乾在燕京大学旁听了从清华来的客座教授杨振声的“现代文学”。在萧乾的记忆中，杨先生从来不是照本宣科，而像是带着学生在文学的百花园中漫步，和学生一起欣赏一朵一朵的鲜花，他时而指指点点，时而沉吟思索。“他都是先从一部代表作讲起，然后引导我们去读作者旁的作品并探讨作者的生平和思想倾向。记得国内他着重讲的是鲁迅的《呐喊》，茅盾的《蚀》，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郁达夫的《沉沦》和沈从文的《月下小景》。对这些作家，他往往是先从他个人的印象谈起，亲切而娓娓动听。外国作家他讲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夫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哈代的《还乡》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萧乾写这篇文章时，距离他听杨振声的课已经过去54年。但在他的回忆中，杨振声越发风采浮现：“每次上课，他都抱了一大叠夹着纸条的书。随讲随引。他不念事先准备好的讲义，也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他只启发，并不灌输。他一向平等待人，对我这个旁听生也从未歧视过。”杨振声在“京派”文人中是老大哥式的人物，他正直、朴实、热心，提携了一大批青年作家。萧乾称杨振声为“启蒙老师”。正是在杨振声的提携、帮助下，萧乾登堂入室，在文学创作的殿堂里崭露头角。沈从文蜚声文坛和杨振声的提携也有很大关系。在杨振声主持编撰教科书期间，萧乾经常到杨振声家中请教。“除了去西斜街看望他，我还常同他一道参加在北平举行的文艺盛会，去中山公园品茗或到朱光潜先生家去听诗朗诵。对于我那时的每篇习作，他都曾给过鼓励。”杨振声指导萧乾进行文学创作，也把朋友介绍给萧乾。罗常培在《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一文中提到这样一个细节：“那天（七月八日）晚上，杨今甫（振声）本来预备在他的新居——旧那王府——约我们几个朋友吃饭。因为临时同和居不肯出来‘打发’，于是他也把我们‘打发’了！那时今甫正和沈从文专心编辑中小学教科书，还没正式加入北大。可他离平赴京，对后来长沙临时大学的成立尽了很大的力量。”抗战时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组建长沙临时大学，杨振声代临时大学主任秘书周炳琳的职务，开始了漂泊西南天地间的旅程。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课。中文系学生孙昌熙是山东人，得到杨振声的关怀，他说：“先生在公务丛生中，在山东形势吃紧、鲁籍学生惶惶不安的时候，不忘照料他们。爱乡才能爱国，卫国就是保家，培养人才，储备力量，收复失地，我体会这大概就是当时先生的心情。”一些因有困难而影响读书的山东学生，或是为了谈谈形势的学生，常去找杨振声。孙昌熙在这种情形下见到了杨振声。“时已冬令，先生已穿长棉袍，愈显高大，而风度潇洒。前发稍稀，长方形脸上，目光炯炯，高鼻梁，口含一只大烟斗，多听，多思考，不多讲话，然而即之也温。笑起来极为爽朗，是位典型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孙昌熙在与杨振声的不断接触中，逐步感受到他的渊博学识和人格魅力：“先生在娓娓而谈中，多幽默风采，使人如坐春风。他也月旦人物，但不露锋，让你自去思索：如对某画家的作品，只说他在国内开画展时展出的是西洋画，而在外国则展出中国画。先生是有资格评论的。先生的艺术素养极深，书法韵味高妙……”1938年，吴宏聪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最想见到的先生是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因为他在中学时代就读过这几位先生的文学作品。杨振声在“五四运动”中的壮举，更是吸引着吴宏聪，他总想找个机会一睹先生的风采。杨振声在给学生解释《大一国文》为什么没有选编闻一多、朱自清和自己的文学作品时，吴宏聪恰好听到。吴宏聪回忆：“他嘴里叼着烟斗，和颜悦色，态度是那样的谦虚，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41年秋，考入西南联大的袁可嘉上“大一国文”课，对杨振声印象很深：“当年教我语文的是杨振声老师，他身穿长袍，口衔烟斗，娓娓而谈徐志摩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从《国立西南联大校史》中可知，杨振声先后任西南联大主任秘书、叙永分校主任等重要行政职务，还主编了《大一国文》。“西南联大中文系对大一国文课是十分重视的，系里成立大一国文编纂委员会，请杨振声主持。”选杨振声来做这项工作，可能是考虑到他具备的两种优势：一方面他是对新文学有影响力的作家；另一方面，他在30年代就开始领导教育部的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工作。他于1938年开始编选课程，由全体任课教师推荐篇目，几经斟酌讨论，并在使用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增删篇目，到1942年编定。这册西南联大所有学生必修的《大一国文》课本包含文言文15篇、语体文11篇、古典诗词44首。他们把反映新文学运动业绩的现代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和文学理论）引进大学国文教材，这一做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不仅把作为全国中心的北京地区自“五四”以后重视白话文的传统带到比较封闭保守的西南，同时给教育当局的严重复古倾向以沉重打击。多年之后，汪曾祺回忆当时读的《大一国文》，认为是一本“京派国文”。他在谈联大《大一国文》的特点时，写道：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她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鲁迅的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笔者查阅《国立西南联大校史》，得知这是1942年～1943年的篇目。语体文还有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汪曾祺记忆中的丁西林的剧本《一只马蜂》，实为丁西林的《压迫》（独幕剧）。汪曾祺对这个课本印象深刻，很有感情：“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当时的《大一国文》只印课文，没有注释、题解、作者介绍和辅导教材，16开本白报纸铅印，印数不多，接力棒一样由前一届学生传给下一届新生。从《大一国文》篇目可见，以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等教授的意见占了上风，吸收了新文学的成果。1944年，面对教育部复古的倾向，大一国文编纂委员会又选编了一册《西南联合大学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后改名为《语体文示范》），选入了胡适、鲁迅、冰心、徐志摩、宗白华、朱光潜、梁宗岱等人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杨振声为此书撰写的序言《新文学在大学里》突出地点明了向教育当局复古倾向作斗争的编印宗旨。值得一提的是，《大一国文》《语体文示范》两本教科书未选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本校教师的作品，特意“回避”，以免引起误解。杨振声除主编《大一国文》外，还在中文系开设“汉魏六朝诗”“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讨论及习作”“文学概论”等课程。从在西南联大求学师从杨振声的学生的回忆中，我们可知杨振声的教学风格和学术贡献。汪曾祺回忆：有一个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合乎情悖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论》。就因这份报告，在期终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免考。任继愈写道：“我记得一位同学也就是现在中山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曾为西南联大中文系助教的吴宏聪，有一次，他的导师杨振声给他出了一篇《论曹禺》的题目，但因为自己的观点与老师不一样，他整整一周不敢见老师。老师得知后说，学生的观点不必要和教师一样，完全一样就不是做学问了，他这才放心地写出了自己的观点。”吴宏聪这样描述杨振声在西南联大教“中国现代文学讨论及习作”的细节：“他的教学方法是全新的，每次上课都由先生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讨论后跟着要交习作，讨论小说交小说，讨论散文交散文。他训练很严格，要求也很高，作业批改更详尽，每次作业都批改得密密麻麻……”当年联大的教授不仅杨振声如此，沈从文也是这样扶持学生进行创作。吴宏聪还写到杨振声的授课方法：“让大家自由讨论，然后先生再针对同学讨论中提出的问题议论开去，作个总结。”这是当时美国大学的教学方式。杨振声留美时学的是教育心理学，不是文学，但如何教书，道理是相通的。或许，正因为学过教育学和心理学，他才知道如何营造课堂氛围，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可这样的课并不好上，更何况批改作业时，“有时为了示范，先生还替我们加上几行”。可惜的是，杨振声的讲稿没有留下来，我们无法感知其讲授“中国现代文学”的风采。远见卓识推动现代文学教学长沙临时大学组建时，杨振声是教育部代表，他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杨振声任筹备委员兼秘书主任。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他与三校校长组成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担任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以及中文系教授。1940年，西南联大在四川叙永建分校，杨振声任叙永分校的主任，相当于分校的校长。抗战时期，杨振声在大后方从事大学教育工作，发展学术，培育栋梁，进行文化抗战。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很多学者、文人与政治发生了紧密的联系。西南联大的国民党籍教授，除少数在战前即已加入国民党外，多数是在联大时期新加入的。朱家骅在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有意将党务推进校园。在其直接笼络或间接影响下，相当大一批知识分子相继加入国民党。1940年，由朱家骅介绍，杨振声加入了国民党。1940年12月23日，重庆国民政府公布《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姓名录》，杨振声作为青岛市的唯一代表入选。在抗战期间，除了在西南联大执教外，杨振声还从事与盟国的学术和文化交流活动。1943年，他和杨钟健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赴牛津大学讲学。1944年秋，他被西南联合大学派往美国讲学，讲授中国诗歌和中国美术史。通过追述这些政治和文化活动，我们隐约感知到杨振声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至于在生活中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不妨看一下同时代学人对他的印象。杨振声是典型的山东大汉，身材魁梧，脸庞线条硬朗，浓眉大眼，透着刚毅。他性情豪爽，善饮酒。他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诗书俱佳，精通古画鉴赏。作为“五四”时代的学人，他留学美国，学习西方文化，集新潮和传统于一身。梁实秋在《忆杨今甫》一文中写道：“今甫身材修长，仪表甚伟，友辈常比之于他所最激赏的名伶武生杨小楼。而其谈吐风度则又温文尔雅，不似山东大汉。在‘五四’时代的文人中，他是佼佼者之一。杨振声在文物和字画鉴定方面，是当时数得着的专家。早在抗战之前，当局就对他委以重任。1934年，国民党政府决定选一批古代艺术品参加1935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并委派他负责此事。杨振声以为可借此对外介绍中国光辉灿烂的文化，让西方认识中国的艺术，便欣然接受，认真筹备。但就在要启程赴英的时候，他才得知这是国民党政府耍的一个阴谋，要在展览之后用这些宝贵的艺术品换取军火打内战。在筹备过程中他就说过，只有展出后全部展品完整无损地运回国内，他才能松一口气。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杨振声获悉内幕后，当即坚决辞去这个职务。1936年，杨振声在南京主持全国美展。他在文学教育和书画艺术两个领域都是国内一流的学者。他在大学里讲文学，在生活中与书画相伴。杨振声学养深厚，举止文雅。居北平时，他爱逛古董店铺，喜欢收藏字画，每有新的收藏，常常约请邓以蛰、胡适、朱自清等朋友一起欣赏。20世纪30年代，为了研究儿童教育，这位曾任大学校长的教育家还跑到北师大实验小学当过教师。在教学中，他讲故事绘声绘色，做游戏情趣盎然，没有一点儿“师道尊严”的影子。胡适在一篇文章中也说，1933年冬天，他与杨振声等人应邀去武汉大学演讲。有一天，东道主似乎要考考几位学者运用“大众语”的水平，便安排他们与小学校和幼稚园的孩子们见面。胡适说，尽管他在国内是“久经大敌的老将”，在国外也往往博得好评，然而在这次“考试”中却不幸落第。在他看来，孩子们虽然可以听懂他所讲的故事，却不大明白其中含义；相比之下，“只有杨金甫说的故事，全体小主人都听得懂，又都喜欢听”。这显然和杨振声的教育背景有关：1920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教育学，获博士学位；1923年，又入哈佛大学专攻教育心理学。杨振声不仅是一位大学教授，更是一位教育家。陈平原教授认为：“支撑着西南联大的现代中国文学课程的，是杨振声先生。”西南联大时期，中国文学系要不要开设“新文学”或“现代文学”课程，依然是个很大的挑战。在联大校园里，新文学家不少，进行个人创作没问题，但作为课程讲授则是另一回事。即便是早已声名远扬的新诗人闻一多、散文家朱自清，也都对此不感兴趣；真正推动西南联大现代文学教学的，还是杨振声。孙昌熙在《把中国新文学抬上大学讲坛的人——追忆在抗日战争期间接受恩师杨振声（今甫）教授教诲的日子》中，满怀激情地写下这样一段话：“先生在西南联大为中国新文学披荆斩棘地开辟道路，或者说‘打天下’，是胜利的。那标志，就是新作家群的不断涌现。”杨振声的知人善任、远见卓识，还表现在聘请沈从文到西南联大执教，并全力支持沈从文晋升教授上。杨振声举荐沈从文，目的是扩大新文学的影响，当然也有友情的因素在内。1939年6月6日，杨振声和朱自清参加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师节聚餐会和游艺会，杨振声向朱自清提议聘请沈从文到联大师范学院教书，朱自清感觉“甚困难”。6月12日晨，朱自清拜访罗常培，商量聘请沈从文到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任教一事，结果甚满意。1939年6月27日，联大常委会举行第111次会议，有一项内容是决定聘沈从文为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编制在师范学院的国文系）。沈从文进入联大，不如那些留学海外、拿了硕士或博士文凭的“海归”那样顺利。杨振声之子杨起在《淡泊名利 功成身退——杨振声先生在昆明》一文中谈到，沈从文入西南联大任教有较大阻力，当时的校委会和中文系似乎并不认可这位作家来当教授，“但是现在回眸看，确实是一步好棋。杨先生为中文系学生物色了一位好的指导习作的老师，使学生们很是受益”。西南联大名流荟萃，开设的都是学术性的课，新文学的影响力还达不到大学课堂。《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中记录了一个小故事，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沈从文进联大执教阻力多么明显：一年暑假，在联大就读的杨振声的儿子杨起到昆明东南部的阳宗海游泳，休息时，与汤池边上的茶客喝茶，桌上的查良铮（即诗人穆旦）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的。”历史已经证明，杨振声慧眼识珠，而沈从文执教联大也是称职的。但在当时，查良铮的观点代表了不少人的看法。查良铮，18岁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40年，23岁的查良铮于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在西南联大时期，查良铮用“穆旦”作为笔名写诗，和闻一多、朱自清、冰心、冯至、卞之琳等交游。写新诗的穆旦，看不起写小说的沈从文，有点让人感到意外。1943年7月，沈从文晋升为教授，校常务会议决定“改聘沈从文先生为本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月薪三百六十元”。其薪水看似不少，但据余斌在《西南联大·昆明记忆》中记载，晚沈从文两个月晋升的法商学院教授周覃祓因为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商学士，虽比沈从文小8岁，1942年才担任讲师，月薪却是430元。据1945年4月西南联大的薪水表记录，沈从文当月薪金是440元，扣除所得税11.5元、印花税2元，实领426.5元。沈从文所领薪金为教授一档的最低起薪。以新文学为业的沈从文，尽管所著小说名满天下，但在西南联大并不为人所重视。杨振声在西南联大地位举足轻重，在他身边团结了朱自清、闻多、冯至、沈从文等教授兼作家，新文学在昆明蓬勃发展，渐成气候。热心助人朋友圈中的老大哥杨振声是京派文人圈子中的老大哥，热心扶植年轻人。不论谁遇到困难，他总是尽其所能施以援手。1932年9月，南京政府批准杨振声的辞职请求，并且把国立青岛大学改为国立山东大学，由教务长赵太侔继任校长。杨振声重返北平后不久，就接到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委派的任务。“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气氛高涨，国防委员会出资，请教育部编纂带有抗日色彩的中小学国文教科书。王世杰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刚刚卸任国立青大校长一职的杨振声。在此期间，杨振声把女儿杨蔚、儿子杨起以及干女儿方瑞（青大校医邓仲纯之女邓译生），从青岛带到北平，同住在北平西城的西斜街中段路西一座有高大门墙的院落里。1933年夏天，从山东大学辞职的沈从文，应杨振声邀请赴北平参与教育部中小学教材编选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协助杨振声把此前由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改版成为文艺副刊。他与未婚妻张兆和一起住进西斜街杨家。一天，杨振声家的大司务送沈从文的裤子去洗，发现口袋里有一张当票。于是，他将这张当票交给了杨先生。原来，为了应付各种生活开支，张兆和将姑母送给自己的一枚玉戒指交给沈从文当掉了。得知此事，杨振声预支了50元薪水给沈从文救急。后来，杨振声半开玩笑地对朋友说：“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哪像沈从文，不但没有送新娘戒指，还因为缺钱，把新娘的戒指给典当了。”沈从文决定买下西城府右街达子营28号作为新居。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和张兆和在中央公园水榭举行婚礼。1933年，走出校门的萧乾，在杨振声和沈从文的推荐下，进入《大公报》当记者。卢沟桥的炮火，打破了杨振声、沈从文和萧乾生活的平静，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道路。杨振声和沈从文从沦陷的北平辗转到了汉口。此时，萧乾已经被《大公报》解聘，也到了汉口，没有了工作，没有了薪水，生活陷入困顿之中。杨振声、沈从文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萧乾在《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文中写道：“概然收容了我，让我参加他们从一九三三年以来在编纂的中小学教科书的工作——那时已近尾声。他们在珞珈山脚租了所小独院，几间平房，院门是座竹编的篱笆门，横楣上是五个‘福’字，我们戏称它作‘五福堂’。这样失业后的我，算是找到了一个栖身之所。”更重要的是，杨振声和沈从文从个人的薪水中，每月凑出50元，送给萧乾作为生活费，一直资助到1938年秋天，萧乾重新加入在香港重整旗鼓的《大公报》。杨振声、沈从文雪中送炭的资助，令萧乾没齿难忘。1938年夏天，杨振声、沈从文到达昆明后，几个家庭好多人都随杨振声住在昆明北门街的一个大院子里。张充和在《三姐夫沈二哥》一文中说：“七七事变后，我们都集聚在昆明，北门街的一个临时大家庭是值得纪念的，杨振声同他的女儿杨蔚、老三杨起，沈家二哥、三姐、九小姐岳萌、小龙、小虎，刘康甫父女。我同九小姐住一间，中隔一大帷幕。杨先生俨然家长，吃饭时座位虽无人指定，却自然有个秩序。我坐在最下首，三姐在我左手边。汪和宗总管我们的伙食饭账。在我窗前有一小路通山下，下边便是靛花巷，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在地。时而有人由灌木丛中走上来。傅斯年、李济之、罗常培或来吃饭，或来聊天。院中养只大公鸡，是金岳霖寄养的，一到拉空袭警报时，别人都出城疏散，他却进城来抱他的大公鸡。”此时的张充和也加入了中小学教科书的编纂工作。日寇轰炸昆明，西南联大的教授疏散到郊外和乡下。呈贡龙街的杨家大院，孙伏熙、杨振声、沈从文、张充和都住过。1940年夏天，朱自清准备带薪休假一年，他即将踏上回成都与妻子孩子团聚的旅程。杨振声建议他利用这个年假，撰写一本向青少年介绍中国古典文化精华的小册子（当时暂定名为《古典常谈》）。1941年11月，朱自清返回昆明，修订在成都期间写完的《古典常谈》。1942年2月3日，朱自清步行了一大段难行的马路，把《古典常谈》书稿和序言交给杨振声。杨振声建议，把书名改为《经典常谈》，朱自清没有立即同意。但在归途中，经过反复考虑、琢磨，他认可了杨振声提出的书名。1942年5月14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至图书馆研究《经典常谈》中之两问题，看来须加校正。”1942年8月，被誉为“包囊百万字，涵盖三千年”的《经典常谈》，在重庆由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发行。同年3月，闻一多唯一生前出版的学术著作《楚辞校补》也由该出版社印行。这两本联大学者的著作，都是用发黄的土制纸印刷的，同样成为他们各自的代表作。朱自清在《经典常谈》自序中说：“谢谢杨振声先生，他鼓励编撰者写下这篇常谈。”这本近8万字的大家小书刊行不衰，从抗战时期一直到现在，仍然是青少年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入门指南。杨起在怀念父亲杨振声的文章中也写道：“父亲对朋友、对周围的人慷慨大方。”1949年，丁西林夫妇来到北京，杨振声热情地招待他们，“在我们家里住了几个月，直到人民政府安排了他们的工作”。丁西林是戏剧家、物理学家，1947年初至1948年6月执教于山东大学物理系，并担任理学院院长。1948年9月，丁西林从台湾大学重返青岛，在山东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1949年9月，丁西林接受周恩来的邀请，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就是在这个时候，丁西林夫妇暂居在杨振声家中。1950年，丁西林任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1960年，丁西林任文化部副部长。值得一提的是，丁西林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戏剧创作，正是在杨振声、沈从文的鼓励下进行的。丁西林的代表作《一只马蜂》，1926年6月5日由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在北京首演，赵太侔导演，受到好评。他的独幕喜剧堪称喜剧领域中的上乘之作。丁西林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又是戏剧家，是我国现代喜剧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人生如戏，多彩多姿。谈到戏剧，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山东大学在青岛时期，赵太侔、闻一多、梁实秋、宋春舫、孙大雨、洪深、丁西林等教授，都从事过戏剧翻译、创作、演出。青岛的文学和艺术的底蕴，由此慢慢累积。杨振声在扶植和培养青年学子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从他关心青年学子的生活中即可看出。1946年，北京大学复校后，杨振声执教中文系。这个时候，内战的阴云密布，物价飞涨，很多大学生不知肉味。这年冬天，杨振声请北京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十几位学生到家中吃饭，特意为他们改善伙食。当时读大一的顾文安记述道：一次，先生请十几位同学到家吃涮羊肉，我是只吃鱼虾蔬菜，不吃任何肉类的，当先生得知后，立即叫厨师做一盘鱼给我吃。我实在不好意思，埋怨自己不应该暴露偏食的缺点而麻烦先生。当天我们在先生家里还见到一位收购书画的人从墙上取下一幅先生心爱的古画，估计是出售了，我们几人心中实在不是滋味！那年头物价飞涨，教授们工资也很有限，先生为了其他需要和给学生们“打牙祭”把古画也出卖了。先生不单是关心学生们的学习，也关心学生们的生活，慷慨大方，热心扶植年轻人是众所周知的。他真是我们的好老师。朋友圈中的老大哥，青年学子心目中的恩师，这就是杨振声给同时代人留下的印象。清净风雅颐和园消夏雅集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7月31日宣布联大结束。三校北返复校。是年1月，杨振声就到了北平，接管北京大学，主持复校工作。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但当时他还在美国，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罗常培写信给胡适，推荐杨振声主持北大中文系：所以关于国文系的主持，如果您不能自兼，可由今甫兼管。今甫文人气虽重（不是冲锋陷阵的角色，而且有偏见和乡曲之见），他对于文学尚有相当深的修养。这可能是当时文化界对杨振声的印象。事实上，杨振声对国文系主任一职并不怎么在意。他还是喜欢通过报刊做文艺事业。1946年12月，冯至与杨振声、沈从文、朱光潜等人编辑出版了杂志《现代文录》。该杂志以杨振声提出的“融会贯通的创新精神”作为编辑方针，编辑目标则直接指向了“创作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艺”，较高的文学品位使它很快便成为“北方文化复员与文学运动展开的第一面旗帜”。1948年7、8月间，杨振声、冯至、沈从文、朱光潜等还同去颐和园“霁清轩”消夏，他们在园中一起作诗、作画、作文，享受着短暂的悠闲生活。北大经济系教授张友仁（退休后任西南联大校友会会长）晚年回忆北大师友，详细记录了这次雅集：1948年夏，他（沈从文）和杨振声教授得到北京市市长何思源校友的照顾，住在颐和园谐趣园北边十分幽静的霁清轩避暑。那是颐和园内最为佳绝的一处园中之园，美丽的院落、参天的古木、满架的藤萝，还有淙淙的流水。杨振声先生住在园内主要建筑三开间的霁清轩内，该轩的廊柱上彩绘有一串串美丽的葡萄。8月间，我去看望他们时，杨先生正坐在里面一张摇椅上纳凉，沈先生则住在北面的一栋平房里。沈先生避暑中并不甘寂寞，正在那里写作《霁清轩杂记》长文。他和我们大谈颐和园的历史和掌故，我才知道，霁清轩原来是慈禧太后的住处，当时是北京市政府的一所内部高级招待所。这次之所以能去颐和园消夏，是因为时任北平市市长何思源的关系。杨振声与何思源是北大的同学，又都是山东人。杨振声担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时，何思源担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就在这个暑假，傅汉思与张充和在此结下情缘。《张充和诗书画选》收录了《结缡二十年赠傅汉思》（二十首选五），其一：“翩翩快步上瑶阶，笑映朝阳雪映腮。记取景山西畔路，佯惊邂逅问何来？”末一句含蓄、婉约，让人心领神会，却又明知故问，传递出两人之间微妙的情感，简直有清照词“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之韵味。其四：“霁晴轩侧涧亭旁，永昼流泉细细长。字典随身仍语隔，如禅默坐到斜阳。”是写傅汉思随杨振声、冯至和沈从文三家在颐和园消夏时，仍不忘带词典学汉语。诚如钱理群先生一本书的名字——“1948：天地玄黄”，中国的社会与政治面临着重大变革，文化生态与文化体制即将迎来深刻的变化。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谁能穿越世事纷纭，看透历史的变数？1948年，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两年，国统区经济全面崩溃。北平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汹涌。暑假过后，战事日紧，北大教授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所以，1948年夏天，杨振声和北大教授在颐和园消夏，堪称最后的雅集。夏天过后，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国民党开始拉拢知名文化人士，杨振声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上。但是，他拒绝南下，选择留在北平，迎接解放。而北大校长胡适则乘坐国民党特派的飞机离开了北平。1948年12月16日《北平日报》报道：“硝烟弥漫了北平，口口声声不考虑走的胡适博士，终于在昨天午后二时乘机南飞了。胡博士走得干净利落，除去一个小包袱外，别无长物。”临走的时候，胡适给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和秘书长郑天挺留下一纸短笺，说：“今早及今午接连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北京大学。杨振声也是胡适短笺中提到的“几位同事”之一。调离京城藏书之中夹着往事杨起在《怀念我的父亲》文中说：“他面带微笑，眸子里闪烁着明亮的光芒，内心充满了摒弃黑暗走向光明的喜悦之情。他就这样迎来了北平和全国的解放。”身处改天换地的时代，杨振声意识到自己思想的落后，他写了《我蹩在时代的后面》，深刻地剖析自己、检讨自己：“我参加过《新潮》杂志社，在班上挨先生的骂，下过监狱，在家中挨父母的骂。至少，在旁人看来，不能不算前进了。可是，我一直呆在那儿，时代却是一刻不停地在奔流，于是我就蹩在后面。”为了跟上时代，杨振声和北京市文联的文艺工作者访问战斗英雄。他写了《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刘奎基》，这篇文章发表在1950年10月的《北京文艺》上。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杨振声被调到长春东北人民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主任。1956年3月7日，杨振声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66岁。杨振声患病究其源，是在西南联大时期，他的身体、健康被严重透支。他的家人和好友在金鱼胡同贤良寺举行了追悼仪式。许德珩、周培源、李四光、周炳琳、陈岱孙等人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临终，杨振声唯一的遗嘱是将其全部藏书（2379册）捐给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想来，这些穿越了历史云烟的书籍仍在图书馆，默默地记录着杨振声的来路和去路。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如今，生活在青岛这座城市的人们，应该读一读杨振声，他留下的事功和声音，不应该被岁月的流水带走。文章内容来自于《山大的故人们》作者：刘宜庆编辑/刘妤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