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卖的学生怎么约?

点外卖也是同学们的选择之一

然而丢外卖的现象时有发生

石牌校区西门外卖存放点

大学城校区北十一栋外卖存放点

南海校区北门外卖存放点

“三份寿司都不见了!”晚上六点左右,教育科学学院邓同学结束了一天的学习,本想和舍友饱餐一顿,却发现外卖丢失了。无奈之下,邓同学只好重新点了份外卖,留在原地等候。这次,她顺利取到了外卖。

邓同学的经历并非个例。记者就华师丢外卖的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回收到2271份有效问卷。数据显示,在华师,三校区丢过外卖的人约为36.9%,其中大学城校区约为51%,石牌校区为34%,南海校区为14%。

此外,超过六成人表示在本校区经常听说丢外卖的问题。丢餐类型几乎覆盖了外卖平台上的所有种类,包括快餐简餐、甜点饮品、炸鸡炸串、汉堡披萨等等,不论在哪个取餐时段、取餐区域,取餐间隔多长,丢餐问题均有发生。

尽管外卖金额不高,但多名受访学生表示难以接受丢餐的问题。数据显示,近八成丢餐学生受到困扰,超过九成希望问题得以解决。“一般取餐时已经很饿了,再找不到外卖真的会很生气。”邓同学说。

“怎么可能一个个等呢”

为防止外卖丢失,大家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如提前到达送餐点取外卖、与骑手约定好放置地点等,但同时近三成人表示,这些防范措施效果一般。只要外卖无人保管,就存在丢失的风险,当面交接外卖是更稳妥的选择。

广东省大学生创业就业促进会副会长陈少明介绍,关于骑手面交外卖,国内暂无通行的强制性规定,面交与否受外卖点实际情况影响。她带领团队走访了全国各地的高校,发现学校区域餐量极大,又因为骑手作为外来人员无法上门配送,所以面交的可能性低于校外区域。数据显示,在华师,面交外卖的情况不足20%。

面交的重要性在实际情况中显现出来。南海校区虽同处于学校区域,丢外卖的概率却远低于全校的整体水平。调查发现,南海校区面交外卖的频率更高,原因是宿舍到校门取餐点的距离较短,步行只需五分钟左右,骑手等待时间短。骑手们接单较少,或者距离下一单时间较长时,就会等学生前来面交。

在石牌校区,多数骑手没有面交的习惯。配送石牌校区的多名骑手提到,平台对骑手面交外卖不设有明文规定,仅具备口头协议,平台通过通话、聊天记录等监督骑手,如果不面交导致投诉将进行罚款。尽管这样,骑手通常不会等太久,因为“订单多,时间紧,如果外卖丢失,自己赔一份就是,花的钱也比平台扣得少。”

在高校云集的广州大学城,难以面交的问题尤为显著。“单量实在是太大啦!不可能面交的!”贝岗村多名受访商家表示,大学城外卖配送从未形成面交的习惯,“多的时候一车跑一趟十几个单,怎么可能一个一个等呢?”截至2019年8月,广州大学城平均每天产生约8万份外卖订单,每月因外卖丢失损失近1万元。

外卖究竟丢哪儿了?广州大学城贝岗外卖总站助理站长告诉记者,外卖可能在送餐时丢失、送错,也可能在送达到取餐的间隔丢失。大学城校区保卫处称,有的外卖隔夜了也没人拿,不排除拿错的可能。

诸多可能性中包括偷外卖。多名丢餐学生表示,他们已经向骑手确认外卖送达至约定位置,有的还收到了相关照片,但反复寻找多次后,还是没能找到外卖,也没有收到拿错外卖的联系信息。上学期,法学院邵同学点了四五次外卖,无一不丢失。为了查清缘由,他点了一份热门便当,随后在外卖点附近观察,大约二十分钟后发现“有人瞟了一眼就拿走了”,几番追问后,对方终于承认了偷外卖的行为。

偷外卖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由于校园常闭式管理,外卖在校外集中存放,外卖丢失的可能性更高。记者走访发现,在石牌校区西门、大学城校区华师一路两个餐量最大的外卖点,取餐高峰期时外卖多达50和80份左右,个别情况下华师一路外卖数量甚至超过120份。除了少数店铺的外卖包装较显眼外,大部分是普通的透明塑料袋。在人头涌涌的饭点,不少学生找外卖就要找2到3分钟。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轻易就能偷走一份外卖。

严格来说,偷外卖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法学院副教授肖铃介绍,偷外卖是盗窃行为,可追究偷外卖者的法律责任,轻则罚款、拘留,如盗窃数额较大(广州市为3000元以上),或两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则构成盗窃罪,须承担刑事责任。

不论哪种,认定构成违法、犯罪的前提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如果没有证据,问题就比较难办。”肖铃说。然而能成功取证的少之又少,调查数据显示,丢餐人群中尝试追查取证的不足一成。发现外卖丢失后,多数人是联系骑手,如果骑手确认已送达正确位置,就联系平台退款,或让商家补送,鲜少触及调查一层。查证主要依靠监控,但外卖点人流大、外卖包装大同小异,监控难以精准反映各项信息,很难作为证据。“监控看不清单据,不能确认外卖包装信息”大学城校区保卫处解释,“去年就有过这样一起争议。”

追究责任的程序复杂、取证难度大,对学生来说,事后追责的成本较高,很多人不会动用这一权利。相较之下,肖铃认为,偷外卖的成本较低,也比较容易实施,这或许是偷外卖的原因之一。

张同学是为数不多追查到人的同学之一,她认为必须让偷外卖的群体知道后果,否则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在她和其余两位被偷外卖同学的强烈要求下,对方在朋友圈公开道歉。学院知晓后,取消了偷外卖学生的奖学金评定和入党资格。

这样的处理结果不多见。即便追查到人,顾及学生的心理压力和未来发展,一般是批评警告、达成私下和解,少有实质性处罚。校卫队科长曾清云表示,如果确认偷外卖的是本校学生,一般会跟学生工作部沟通后再作处理,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给学生带来负面影响。受访的四名维权学生表示,他们都用写匿名公开道歉信的方式解决。其中一位解释,她担心公开个人信息会让对方陷入网络暴力,这已经超出了正常的惩处范围。对此肖铃认为,有必要进行事后惩处,但事后惩处实施难度大,对于解决问题的效果较小,加强事前预防便尤为重要。

在诸多事前预防措施中,安装外卖柜的呼声最高。在广东海洋大学、深圳大学、南京审计大学等广东省内外多所高校,外卖柜已经开始实行。据报道,外卖柜的使用原理类似于快递柜,骑手将外卖放入外卖柜后,将发送外卖柜具体位置和取餐码的短信通知,提醒学生取餐。若超过一定时长仍未取餐,取餐码将失效。这样一来,即便不面交,外卖也能得到妥善保管。

然而,目前难以对外卖柜的实用性下定论。骑手叶先生曾配送某座安装外卖柜的写字楼,他告诉记者,使用外卖柜耗时更长,单位时间内配送单量低,所以骑手使用意愿不高;另外,取餐高峰期外卖柜位置容易紧缺,高校或许也存在这一问题。虽然外卖柜已经逐步在广州大学城各所高校安装和使用,使用效果仍待进一步观察。

相较之下,建立第三方代保管外卖的组织似乎是更合适的选择。2019年10月至新冠肺炎疫情前,广州大学城十所高校与广东省大学生创业就业促进会合作,建立起“兼职外卖派送员”团队(俗称“绿马甲”)。“绿马甲”施行期间,骑手将外卖送至高校的各个外卖分拣点即可离开,外卖由分拣点的兼职派送员保管,学生需报出正确的手机号才能取走外卖。这大大降低了外卖丢失的频率,广州大学城贝岗外卖总站助理站长曾统计“绿马甲”期间的丢单情况,结果是“半年不超过十单”。此前,仅华师大学城校区一天就丢失约三十单。

疫情后,由于外来人员不能入校,“绿马甲”暂时搁置。对此,文学院郑同学建议,可以考虑在校内开设保管外卖的勤工俭学项目,规避外来人员入校的问题。

眼泪就下来了......”

今年26岁的小安(化名)

出生在山东省西部的一个小村

上初三时,原本幸福的家庭遭遇变故

父母在无休止的争吵中选择离婚

变故的阴霾和内向的性格

直到2019年大学毕业

24岁的他来到了青岛工作

是他逃避现实的最佳工具

他贸然用交友软件约见了陌生人

有了一夜的放纵......

不难过、不用装,坦然面对

再过几天就是“世界艾滋病日”了

“无数次站在路边泣不成声的我,

映出自己努力抹干净眼泪的样子。”

小安出生在山东省西部的一个小村庄,父母都是农民,家里有两个孩子:他和大他9岁的姐姐。

父亲为了让一家的生活过得宽裕一些,常年在南方的建筑工地上打工,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流转,一年只在麦收和春节两个当口回家待几天。

磨穿了肩膀头的外衣,满是洞洞的袜子,暴露了他的辛劳,无声地诉说着父亲在异乡的颠沛流离。

父亲觉得母亲一人在家拉扯孩子,还要兼顾种地,不容易,对母亲极为宠溺,在外面挣到的每一分钱,都一分不少交给了母亲。

每当小安跟母亲顶嘴,他总是站在母亲那一边,对他怒道:过来,跟你娘道歉!

然而,在小安上初三时,这个温馨的小家突然变天了。

母亲在这一年鬼迷心窍地加入了一个传销组织,不到一年,家里的十几万元存款被她挥霍一空,还把所有的亲戚家都借了个遍,每家从几千元到一万多元不等,总共也接近十万元。

那段日子,母亲时不时地“消失”,跟着这个组织去不同的城市,一“失联”就好几个月。

父亲没办法,只好从外地回来,望着满目萧条的家,他经常坐在门槛上抽烟,一抽就是半天。

为了挽回母亲的心,父亲到处打听着去别的城市寻人。

有时候没有寻到,他一人回来,脸色铁青,让人不敢多看一眼;有的时候是两人一块儿回来,接下来几天就是无休止的争吵。

那一年,小安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坐在教室里,老师讲什么也听不进去,耳朵里全是他们相互埋怨的争吵,就像一个魔咒将他笼罩,想逃也逃不出去。

终于,小安考上了高中,可以住校了,从家里搬出去的那天,他长舒了一口气。

那一天,家里很冷清,锅灶上只有一个落满灰的馒头,纱窗破了,被风一吹,呼啦啦地掀起更大的口子。

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母亲不知所踪,父亲又打听着她的行迹,去外地找她。

小安一个人背着厚重的行李,坐上村口去县城的公交车,背后那扇熟悉的门离他越来越远。没有回头看一眼家的方向。

“当你在凝望深渊的时候,

高中三年过得稀里糊涂,成绩勉强能混个中等。

这一年,父母在无休止的争吵中选择离婚,小安考上了外地一所大专院校。

那时,家里已经一点积蓄也没有了,幸好姐姐已经工作,父亲也在县城的工厂里找到了一份搬运货物的活。临开学前,他的学费才勉强凑齐。

来到一个人也不认识的城市里,他的性格更加胆小内向,常常躲在人群中的角落里,有时候一天都在沉默。

网络是逃避现实最好的方式,在虚拟的世界里遨游,和陌生人聊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

2019年大学毕业了,小安来到了青岛,在灯红酒绿中麻痹自己。工作间隙,他继续玩着交友软件。

在网络上和一个陌生人聊得很投机,青春迷茫的躁动下,就贸然约出来见了面,有了一夜的放纵。

然而2019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朋友带他来到一家防治艾滋病的公益组织——青岛青同防艾志愿服务中心。

想到自己的经历,于是就做了艾滋病病毒的检测,竟然出现了HIV阳性反应

小安仿佛失了魂魄,不断重复着一句话:不可能、不可能……

我熟悉的小村庄总是浮现在梦里……

小安怎么也不相信自己感染了艾滋。再怎么说,就一次经历,怎么就感染上了?这么背?

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带他去疾控中心做进一步的检测,结果再一次确诊!

医院的走廊那么长,小安的腿像灌了铅,每一步都迈得艰难,拿着病历的手在不断地发抖。

在门诊,接待他的是位50多岁的医生,他盯着小安的病历看了许久,轻轻摇了摇头:“我的孩子跟你差不多大……”临走前,他塞给自己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的电话,“有不明白的,随时给我打电话。”

刚开始,小安对艾滋病是一知半解,恨不得把自己罩在罩子里,在公司上完厕所,他会偷偷拿酒精给马桶消毒;

下班后,他会把自己的杯子偷偷藏在抽屉最里层,生怕有人混了拿去用。

后来,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给他普及了很多知识,他才知道,艾滋病跟感冒发烧咳嗽不一样,空气或者喝水不会传染。

服药第二天,他身上出现了很多药疹,当时害怕极了,心想是不是快死了。

好在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24小时在线,一直很耐心地回答他的问题。

他们是小安第一次除亲人之外,倾诉那么多隐私的人,这让他的心情稍微平复了一些。

他们告诉小安,这只是感染了一个小小的病毒,按时服药,体内的病毒数目被控制下来,就会大大减弱传染性,跟正常人是一样的。

那段时间,他像一只受伤的流浪猫,找到了光亮的温暖。

皓月当空,远山如墨,氤氲弥漫,

2020年春节,小安回到家乡过年,村庄已经变成种植蔬菜大棚的试验区,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变成了白色的塑料棚,在风中呜呜作响。

虽然知道不会通过唾液传染,但他还是小心翼翼。和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都拿两双筷子,用公筷把菜夹到自己的碗里。

他解释说,这是因为感冒,怕传染家人。

过年期间,不管在外面玩得多嗨,临近9点他就要回家,因为那是自己吃药的时间。

终于,这一系列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姐姐的猜疑。一次父亲不在家,姐姐把他拉到卧室,打开床边的抽屉,质问道:你吃的什么药?

小安一下子愣住了,姐姐怎么突然翻自己的抽屉。小安支吾道:钙片……

姐姐又问:你吃钙片,非得吃三种吗?我在网上搜过了,我看你跟不跟我说实话!

他没有说实话的勇气:是一种治病的、辅助型的、类似于维C之类的,提高免疫力的……

姐姐高高扬起手掌,非常生气地说:你再骗我的话,我真要揍你了!我已经在网上查过了,这是治艾滋病的!

小安一听当时就蒙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跟干了什么坏事被别人抓住了一样。

看到小安默认了,姐姐突然冲他大喊:我看着你就觉得恶心,你以后别来我家,也别找你外甥女!

小安一直认为,除了父母,姐姐是最能理解他的人。可是听到姐姐喊出那句话,小安整个人被撕开一样的疼,当时就哭了。

因为染病这个现实,小安已经够崩溃了,现在连亲人都嫌他脏。

后来,姐姐还是帮小安保守了这个秘密。

姐姐对小安的态度也慢慢缓和了,但是小安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种错觉,姐姐现在对自己的好,是抱着一种怜悯的心态。

之前的时候,他俩经常小打小闹,有时候小安去姐姐家吃饭,姐姐会说,你吃那么多干吗,吃了也不胖,浪费粮食。

但姐姐现在跟小安说话就很客套,吃饭的时候会说,你吃完了吗?吃完的话,没事你就回家吧。

其实小安也理解,姐姐可能还是接受不了,这真是一个天塌了的消息。

很多患病的人群都有QQ群和微信群,大家在里面分享康复心得,互相鼓励。但是这个群体基本没有互助群,因为一旦建群,个人隐私的保护就太难了。

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小安也背负着自己患病这个天大的秘密,每天都要伪装,活得像一个面具人。

有一次,办公室有人拿回一份防艾宣传单页,同事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得这种病的人就是不干净,肯定没干什么好事。人们习惯把艾滋病人和失德关联起来。

虽然很尴尬,但小安也只能点头应和着。如果他这时候躲在一边不发言,就会很心虚。甚至给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影响:被开除、被攻击,甚至被伤害。

染上这病,精神压力是很大的,常常会扛不住,就大哭一场。一个大男人哭,自己也会觉得太懦弱了,但是你不哭,真的没有合适的人帮你排解。

失眠的夜里,他经常一个人到海边溜达,听海浪翻上岸的声音。有时候风很大,狂潮拍岸,鼓噪着、呐喊着,冲上沙滩。

如果天上下着细雨就更好了,雨点就像小皮鞭一样,抽打在他的脸上,肉体上的疼痛可以缓解心灵上的压抑,这会让他觉得舒畅一点。

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

感染艾滋病之前,小安是个很内向、很胆小的人。

他一般不是很喜欢找人帮忙,因为他觉得别人帮了你,自己就欠了一份人情。然而现在,他反倒看得开了,放得开了。

最近他还想去体验蹦极,他想站上去的时候肯定是害怕的,但是人生短暂,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

刚得病那会儿,他常想,活着真没意思,不如死了算了。现在他觉得活着真好,真的

半年前,小安姥姥去世了,当时小安没有回去。她去世之前的五一假期他回去过一次,去看望她。

姥姥瘫在床上已经三五年了,小安去的时候她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小安刚走进她的屋门,她就说:小安来了,我看不见你,我能听出声音来。

那一刻他突然觉得特别伤感,一个人在这个世上,不是单独的一个人,你有很多的角色。如果躺在这个临死边界线上的人是他,那么他的父亲该是多么难过。

小安现在觉得,能够活着跟家里人一块儿,能给他们分享一些不管是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日子都是值得的。这就是他对自己生活的一个新的定义。

小安现在的月收入差不多是5000多块钱吧,跟别人合租,房租每月1100块,水电费每月一二百块钱。

小安省吃俭用,一个月的花销也就一千来块钱。

治艾滋病的药是免费的,国家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关怀真的非常好,两三个月体检一次,花几百块。一个月总体下来有不少剩余,能攒下工资的三分之一多点儿吧。

父亲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了,经常腰疼腿疼。为了还债,父亲还坚持在工厂搬东西。

小安定期给姐姐转一两千块钱的红包,然后嘱咐她给爸买点吃的喝的,送过去。不要直接给他钱,给钱他自己也不舍得买。

小安给自己定的小目标是,攒下三万块钱,给父亲换一个离姐姐家近的房子,这样方便姐姐照顾他。

一个人漂在异乡,特别想有个伴,可能最合适自己的,是找一个同样的艾滋病感染者,两个人在生活上作为病友联系沟通,反而更方便一些,不需要遮遮掩掩。小安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马上到年尾了,小安的年假快到期了,他一直想去云南大理旅游,疫情的影响一直断断续续,终究是没有成行。

听说大理的天特别蓝,云特别美,变幻莫测,他想坐在洱海的岸上发发呆,允许自己有片刻的臆想: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他多么想做回一个普通人,结婚生子,陪在亲人身边……

2013年10月,虎子贷款创立青岛青同防艾志愿服务中心,2015年成为山东省首家获政府支持、地市级民政部门批准直接登记的防艾类社会服务机构。

今年,虎子获得了2021年度贝利·马丁奖,他忍不住喜极而泣,这是对他8年防艾服务最大的褒奖。这个奖是国际公益基金为表彰在中国为艾滋病教育、预防、治疗和关怀做出突出贡献的医务工作者或医疗机构颁发的。

在这场和艾滋病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虎子和伙伴们无畏地冲在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最前沿,一次次挽起孤立无援的艾滋病人,携手并肩,和艾滋病进行着“斗争”。

他们是很多人印在心底的“防艾斗士”。

“就当我开了个小卖部”

2013年,为了组建一个艾滋病检测和服务患者的公益组织,虎子在各大银行间奔走,想贷款租一个房子,银行的回答却很一致,“贷不了”。

“终于,我从黄岛的一家银行拿到3.4万元贷款,到第二年我才慢慢回过神来,其实这并不是贷款,而是一款保险产品。每月还两千元,要在两年内还款6.4万元。”这笔贷款需要亲人担保,虎子的父母都是农民,思想保守,听说他要干的事情,死活不同意,“当时我急得都哭了,就差给他们跪下了。”

办公室收拾好不久,虎子邀请疾控中心的领导来参观,简陋的布置,显然让对方很是惊讶:这处房子很旧,里面只剩一台大屁股电视,还是房东不想要的“破烂”。

租用了多年的老办公室和那台大屁股电视。(受访者供图)

花两天收拾完厨房,就成了后来接待过近千人次的检测室。

这里只有4平方米,仅容两人侧身同行,虎子还是鼓起勇气在门口贴上了“VCT检测室”的标签。

旧办公室里用厨房改造的简易VCT室(自愿咨询检测室)。(受访者供图)

“这事我愿意做,值得做”

40多岁的晓颖,是中心的老员工之一。“10年防艾志愿者,8年半全职。”晓颖回忆起自己的经历:那时他还在一家餐饮公司做主管,旺季工资8000多元,淡季工资6000多元。

“2011年就认识了虎子,后来就跟他来做公益组织了。来了以后,工资是原来的三分之一。”晓颖做出辞职的决定很干脆,他的记忆里没有纠结,当时就觉得这事“我愿意做,值得做”。

晓颖家也是农村的,用钱的地方多,做防艾志愿者的同时,他要兼职打3份工以维持生计:凌晨3点半到早餐店上班,忙到8点,然后到防艾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下午5点到10点,在大商超里兼职理货员,干4个小时后再去酒吧卖酒,一直干到凌晨两三点钟。

每天骑着电动车在这几个点之间穿梭,持续了3年时间。

“2018年的冬天下小雪,从酒吧赶往早餐店的路上,拐弯处有积雪,我直接摔了一跤,当时就坐在地上开始哇哇大哭。”那一刻,异乡奔波的艰辛和心酸一股脑涌上心头。

“不过换回了不少艾滋感染者的信任,甚至是生命,我觉得很值。”中心初创的时候,微信还不常用,逢年过节虎子和晓颖会收到很多短信,陌生的号码,都是曾经受到帮助和鼓励过的艾滋病感染者发来的祝福。

对虎子和伙伴们来说,没有上下班的概念,他们就是艾滋病感染者倾诉的“树洞”,24小时“在线”。

虎子接待的第一位检测艾滋的人是自己的一个朋友。当虎子用采血针把朋友的血滴到试纸板上,两人一开始都没当回事。不到5分钟,试纸上出现两条线——阳性!虎子的眼泪夺眶而出。

办公室小黑板上清楚记录着工作计划。

“你咋还哭了?我都没哭。”朋友是一个话很少、很能吃苦的北方汉子。

“他很善良,对艾滋病一点也不了解的他害怕会伤害别人,所以不愿回宿舍,要跟我挤在一起。”或许在朋友的认知中,虎子既然能检测艾滋,一定知道怎么保护好自己。

那时虎子也很穷,租住在一个20平方米的小房里,只有一张床,一床被子。两人就挤在一个被窝,倚偎着取暖。“我们整整挤着睡了三个月。”

每天都和艾滋感染者接触,虎子会耐心倾听他们的经历,为他们联系医院就诊,帮他们保护好隐私。“他们跟我们一样是各种各样的普通人。

特别在发现自己‘中标’后,第一时间想到的几乎都是:我还能活多久?我还要照顾我爸妈,不能走在他们前面。”

虎子还记得2017年7月,一个刚参加完高考的高三学生来检测。

这是一个单亲家庭的男孩,母亲打工拉扯他长大。他连着复读了两年,第三次高考,感觉再一次发挥失常,心情压抑到极点,不知道怎么面对母亲。高考结束的第二天晚上,被一个网友邀请去“放松心情”。几天后,男孩出现了发热、淋巴结肿大、腹泻等症状,他从网上搜索到艾滋病的信息和虎子的手机号。

“我给他使用了两种试纸快检,特别希望这个孩子不会‘中标’。但当两个试纸的第二条线都出现的时候,我的手开始哆嗦,舌头开始打结。”

那天,虎子陪这个刚满18岁的男孩走了很久。他的情绪在虎子的宽慰下慢慢平复,“他答应我,要好好服药治疗,给妈妈养老送终”。

就在拿到确诊HIV阳性报告后的第三天,男孩收到了国内某985重点高校的录取通知书。“这几年,我从不主动联系他,希望他能回归平静的生活。但男孩每年都给我拜年。他现在生活得很好,正在准备考研。”

青同防艾志愿服务中心宣传用的调查问卷。

2017年,晓颖曾经接待了一名大学生,检测结果阳性,“他直接从椅子上瘫到了地上”。晓颖把他从地上抱起来,抱到沙发上,“那时候他需要的可能就仅仅是一个拥抱,我不断地安慰他,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病毒感染了你……”

晓颖记得很清楚,整整45天,这名感染者每天晚上都找自己聊天,“那段时间他可能需要一个灯塔给他一个方向,后来等他走出来,就慢慢放开了我这棵救命稻草。”

2019年夏天,晓颖接待的一名公职人员检测出阳性,这名感染者顿时感觉“天塌了”,天天借酒消愁,经常摇摇晃晃走进防艾志愿服务中心,“左手一个二锅头,右手一个二锅头,一口干掉一瓶,把酒精当饮料喝”,他不断重复着一句话:没有阳光了,生活没有希望了……

工作人员对指尖扎血进行检测。

直到有一天,他到海边拿刀扎破了自己的血管,录下视频发给晓颖。

晓颖根据视频的地标建筑,找到了他的位置,从太阳偏西一直陪到他天黑。

后来,这名感染者的父母亲自来到晓颖面前表达感激。

结果让人欣慰,这名感染者最终走出了心理阴影,辞去公职,换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开始了新生活。

>>创作者手记<<给出自己的答案

即便是在今天,艾滋也是一个敏感话题。采访中,不止一个人跟记者提到,太多人喜欢给艾滋病感染者贴上“道德低下”的标签,“其实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就是普通人,只是因为缺乏自我保护的认识”。

艾滋病是由艾滋病毒(即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ey Virus,简称HIV)侵入人体后破坏人体免疫功能,使人体发生多种不可治愈的感染和肿瘤,最后导致被感染者死亡的一种传染病

它对艾滋病感染者从生理到心理的震荡是空前的。每年的12月1日,是世界防治艾滋病日。每到这段时间,也成了防艾志愿者最忙的日子。

虎子坦言,他也没想到,自己能一直奔走在帮助艾滋病群体的路上,没回过头,“很多人在我这里都是首检,2014年,我做了四五百人次的艾滋检测,已经觉得很多了。谁知到2015年破了一千人次,2016年逼近两千……”至今,虎子带领公益组织累计为超过两万人次进行了艾滋病检测。

越来越多的艾滋病感染者开始浮出生活的“水面”,从最开始的一年几十个新发阳性,到后来的一年近百个、近两百个,早发现早治疗,虎子的公益组织成了疾控部门有力的助手。

前不久,一个来检测的年轻人问虎子:“我的生活还有希望吗?”虎子一愣,于是把自己这8年多的人生,从迷茫到坚持,从贷款建立一个中心再到不间断地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服务,差不多讲了一遍,“当你迷茫的时候,你就只管低头赶路,也许在哪个路口你会找到一盏明灯的指引。”

“我虽然无法回答人生的难题,但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参访结束前,虎子如是说道。

(原标题:约会网友后,青岛90后小伙偶然检出艾滋,情绪崩溃连说:就一次,这么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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