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成立外国语学社，杨明斋亲任校长并担任俄语的讲授，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都曾是他的学生。

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

10月，他和陈独秀等人指导成立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后又建立了工人游艺会，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初，党的上海发起组为加强对青年运动的指导，成立了教育委员会，杨明斋担任该委员会副主任。随后，他和张太雷赴共产国际远东局汇报中国建党情况，成立了远东局中国支部；接着又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的活动。

杨明斋实际上是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牵线人”。他作为共产国际工作组的翻译和向导，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牵线，在“南陈北李”以及北京、上海、济南等地共产主义者之间牵线，为中共的成立做了大量的联络和准备工作。

那么，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杨明斋去往了哪里呢？

李达回忆说：“后来他出去谋职业，从此再没有见过。我记得在党成立时，就没有杨明斋了。”其实，杨明斋并没有离开党“去谋职业”，而是仍然以职业革命家身份从事党的活动。茅盾、包惠僧的回忆录中都做出了证明。“一大”后，杨明斋主要从事党的理论教育工作，他曾在上海党内讲授过“马克思主义浅说”、“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1921年10月，杨明斋和陈独秀、包惠僧、柯庆施、高君曼一起，在陈独秀住处被捕，经党的营救出狱。1922年7月，杨明斋参加了党的“二大”部分会议，为党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发表了积极意见。

陈独秀、高君曼、包惠僧

杨明斋在1923年党的“三大”之后的去向问题，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了许多话，称他因反对国共合作自请调往甘肃工作。经过调查我们发现，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我们多次访问了曾负责党的北方区委组织工作的罗章龙，这位80多岁的老人家告诉我们，在党的“三大”前后，杨明斋实际上在北方区委从事宣传教育工作。他参加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给同志们讲过课，还参加了《工人周刊》的编辑工作。1924年他住北京福佑寺，忙于《评中西文化观》的编著和出版。我们在查阅其他历史资料和赴广州调查中还进一步得知，杨明斋对于“加入国民党”问题确曾持不同意见。蔡和森所著《党的机会主义史》中有所记述。但是，他和当时许多党员一样，“三大”做出决议之后，在组织上是服从国共合作大局的。事实与张国焘所说相反，杨明斋当时没有到“国共两党均尚无组织”的甘肃，而是在北京工作一个时期后，到了国共合作的中心广州，并在那里为推动国共合作而努力工作。他和张太雷、黄平、傅大庆、卜士奇、胡志明等一起，担任苏联顾问团的翻译。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杨明斋在黄埔军校中国军人联合会会刊《中国军人》上，还发表了《怎样纪念中山先生》的文章，表达对这位国共合作先驱的深切怀念。

在李达、茅盾、罗章龙等人的回忆中，都说杨明斋写作并出版过一些著作。但到底是什么著作，他们说得都不详细，相关著作也没有被发现。我们在调查中，先是在1920年《新青年》第八卷第二、三、四号上，发现了杨明斋的译作《苏维埃的平民教育》《俄国职工联合会发达史》《（苏俄）劳农政府召集经过情形》。接着又在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处查到了杨明斋1924年出版的14万字的《评中西文化观》，1928年和1929年出版的18万字的《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上下卷。后又在广州发现了他发表在1925年《中国军人》第四、五号上的《怎样纪念中山先生》和《苏俄十月革命后的反动》，此外还发现了杨明斋1922年出版并再版过的他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假利券》等等，总共40余万字。这些数量可观的著作和文章的发现，不仅为我们考察杨明斋的行踪提供了佐证，而且为我们研究这位党史人物的思想、学术观点提供了丰富材料。尤其是《评中西文化观》一书，鲜明而系统地反映了作者的文化观和其他学术思想，是杨明斋的代表作。该著作在当时进行的东西方文化的论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杨明斋在《评中西文化观》中，以历史唯物论为武器，批判了“梁梁章”（梁漱冥、梁启超、章士钊）等的复古倒退思想，提出了中国只有打破闭关自守、吸收马克思主义这样西方文化的精华、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希望、才能振兴的思想。

《评中西文化观》的发现，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的研究和认识“五四”后东西方文化的论战，提供了新的资料。对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这场论战，后人已有不少研究评介，但迄今未见对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观点及作用进行全面述评的文论。有的学者认为它只是在非无产阶级学派之间发生的一场论争，有的学者则认为只是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写过一些短文，共产党人在这场论战中观点不成熟，影响有限，不宜过高评价。然而，洋洋14万言的《评中西文化观》证明，共产党人对这场论战十分关注，其影响和作用也不可低估。罗章龙在1925年写的《西行杂记》中记述，杨著《评中西文化观》1924年在北京出版后“很激动了‘最高学府’（指北京大学）的玄学空气”。后来他又多次回忆该著“蜚声国内，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一部很有影响很有价值的著作”。当时在湖南负责党的工作的李维汉也曾在长沙《新民周报》上专文予以评介说：“这部书的确是一部极有价值之作，在此东方文化的声浪甚嚣尘上、真伪是非不易辩白时，有了这部书，可以帮助青年解决不少疑难。”李维汉热情推荐这本书，“希望青年朋友都去买一部来看看”。当时党的期刊、出版物也作广告向读者推荐此书，北京、上海、长沙、济南等大城市的书店广为销售。

史学家张静如教授给我们写信谈及这部著作时称：“作为共产党人写此大部头著作与不同观点交锋，在党的早期是较少的，……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应占据一定地位。”

伍修权等校友和学生的怀念

杨明斋1925年秋至1927年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是由该校的老校友伍修权、李培之、黄秀珍、李锦蓉、王哲等老人向我们提供的。

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谈到杨明斋1925年带领他们一批进步青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情形。字里行间，是伍老对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尊敬和怀念。可巧，伍老是我们学会的顾问，我们把已掌握的资料寄给他，请他给予指导。不久，伍老回函：“你们搜集的材料基本上是可靠的。”他深情地回忆了杨明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情况，最后说：“知你们关心此事，特此作复，借以了个人的心愿。”后来，他又为我们题写了怀念杨明斋的题词。

李培之、黄秀珍、李锦蓉这几位老大姐，应我们的查访，也热情回忆了在俄与杨明斋相处的难忘岁月。她们说，当时她们都还是很年轻的小姑娘，在异国他乡得到年长的杨明斋许多关怀，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杨伯伯”。这些年已古稀的大姐们，以其个人斑斓的忆絮再现了杨明斋的形象，为我们给这位前辈立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尤其令我动情的是李培之大姐，她是我上世纪60年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的老校长，是我的老师。接受我这个学生的访问，也是一种特别的缘分吧。

这些莫斯科中山大学老校友们在回忆中讲述了他们了解的当时杨明斋在苏联的情况，至于1927年秋后他的去向，只记得他是奉命回国工作了，详情不知。我们的调查又断了线。

1984年，山东《支部生活》、《党史通讯》和《人物》相继报道了我们调查的初步成果之后，我们收到许多读者来信，热情提供了许多新线索。山西太原有一位中学老教师叫何连甲，来信说杨明斋1929年曾在河北丰润县车轴山中学当过他的国文教师。北京的离休老干部宋敏之也投书《党史通讯》，更详细地介绍了杨明斋在车轴山中学任教和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我们当即赴太原和北京，访问这两位老同志，原来他们都是杨明斋在车轴山中学教过的学生。线索由此扩展开去，我们又调查访问了李尔重、吴德、刘尚之、宋匡我、杨向奎等老人。

这些杨明斋教过的学生，以充实的资料填补了他1927年秋至1930年间的空白。往事已越50年，可他们仍记忆犹新，说“杨老师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据他们回忆，1929年底杨明斋辞去了国文教师的工作，回到了北平。1930年，据说他要越境赴苏。但是，究竟去没去苏联？杨明斋最后的下落如何？还是个谜。

正当我们苦于找不到杨明斋的最后下落时，年逾九旬的著名翻译家曹靖华教授给我们提供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史料。

原来，曹老也是杨明斋的学生。1920年，他在上海外国语学社与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一起受教于杨明斋。随后又在杨明斋的安排下赴苏深造，从此开始了研究和介绍俄国革命文学的事业。曹老很怀念他的俄文启蒙老师杨明斋，数十年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1954年，周恩来总理请曹老到中南海家中作客，他们又谈起了杨明斋。

总理问：“你的俄语是在哪里学的？”

“是杨明斋教的吧？”总理对杨明斋当年的工作是了解的，他这样问道。

“正是。他是山东人，大高个子，满口山东音。只是分别后再没有见过他了，一直查询不到他的去向……”

周总理也陷入了对这位在建党时期多有贡献的同志的怀念之中，他深情地说：“杨明斋是位忠厚长者。”总理把自己了解的一些情况告诉曹老：“他早去世了。据说他生病，苏联送他到西伯利亚养病，那里的条件比较好，但后来病死在伊尔库茨克了……”

曹老从周总理那里听到杨老师病逝的消息，极为怅然。他深深怀念这位忠厚长者，说杨明斋“举止稳重得像泰山一样，是在东方大地上最初传播革命种子的长者。”

1984年，曹老正患病住院，医院已多次下达病危通知，但他仍坚持把他知道的情况写信告诉了我们。这让我们又高兴又不安。高兴的是曹老转达了周总理对杨明斋这位党史人物的关怀和“忠厚长者”的评价，又使我们得知他最后在苏联去世的信息，大大促进了我们的调研；不安的是我们在曹老重病中还打扰了他。我们注意到，曹老的信是写在他晚辈李玲给他写信信纸的背面，信封也是用旧信封改做的。也许，这信是在护士们为他的健康着想不给他提供书写条件的情况下偷空给我们写的。1987年，曹老在病逝前夕得知我们要出版杨明斋传略，又为我们题了词。

曹老对杨明斋的怀念之情和他对待党史研究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深深地教育着我们。同时他也把遗愿留给了我们。周总理和曹老虽然对在苏联去世的杨明斋怀有深切的敬重之情，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位忠厚长者究竟是在什么时间怎么去世的。我们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去调查清楚，以了前辈的遗愿。

明晰了杨明斋对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意义，获知了他在苏联去世的消息，余世诚老师的调查取得重大进展。然而在列宁主义的故乡，杨明斋经历了怎样的处境？又是如何牺牲的呢？跟随余老师的步伐，我们继续追寻那些不平凡的历史。

请继续关注——《余老师讲党史故事之寻找中共建党“牵线人”（下）》

余世诚，1937年出生于河南省禹州市，1961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机械系，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研究生毕业。曾任我校人文社科部主任，教授。先后讲授《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多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主编了《石油大学校史》、《中国石油高教史》。获“有突出贡献教育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邓小平与毛泽东》、《史园拾穗》等著作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