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进范进是怎么中举的翻译?

[摘要]校对和翻译不同,校对要完成的工作量比翻译量要大,接触和掌握的资料也比较复杂,其难度也参差不一,因此,做校对可以而且也应该接触和掌握更多的做翻译时不可能接触和掌握到的资料。现在,就根据笔者在校对时掌握的

校对和翻译不同,校对要完成的工作量比翻译量要大,接触和掌握的资料也比较复杂,其难度也参差不一,因此,做校对可以而且也应该接触和掌握更多的做翻译时不可能接触和掌握到的资料。现在,就根据笔者在校对时掌握的资料和知识以及接触到的问题,对校对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错误予以概略地抛砖。

常见的漏译部分有页眉、页脚、注释、日期。页眉和页脚由于其显示方式不同,经常会成为漏译的对象。但对于标书、使用手册等长文档而言,页眉和页脚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注释由于字体过小等原因,也常常是被译员遗忘的角落。还有就是日期,在只有阿拉伯数字出现,而没有汉字时,其中文日期十有八九会漏译,如 等。在这里,没有汉字,就不是规范的中文,因为中文日期是按“年月日”由小到大的顺序排列且标明汉字的“年月日”。而英语则不同,英式英语是“日月年”排列,美式英语是“月日年”排列。虽然略有不同,但都会把年放到最后。翻译时,不翻译中文日期或不写出汉字“年月日”,显然属于漏译。

错译的范围很广,这里只谈实际校对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错译。

A.地名。中国地名译成英语,如果是汉语地名,一般是拼音法,按说很简单,但在校对过程中,几乎每次都会发现有这方面的错误。可能是受方言的影响,有些译员前后鼻音不分,所以经常看到把秦皇岛译成“Qinghuangdao”,紫金山译成“Zijingshan”,天津译成“Tianjing”,青海译成“Qinhai”,山东译成“Shangdong”;也有平翘舌不分的,如把遵义译成“Zhunyi”,江苏译成“Jiangshu”。有些是错读造成的,如北京的十里堡,容易误读成“Shilibao”,翻译时特别容易出错。其次,如果是少数民族地名,尤其是新疆、内蒙古、西藏等自治区内的一些地名,不能按照汉语拼音翻译,而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发音翻译,这就要求译员勤查工具书。如喀什,不能译成“Kashi”,应该是“Kashigar”。

B.数字。中英文数字计数方法不同,即使在笔译中,数字的换算也是需要小心谨慎的地方。有意思的是,千、万、百、万很少有出错的,多少多少亿美元中英文互译也很少会错,但有多少多少亿人民币互换时,就经常会出错,该用分隔逗点的时候用了小数点,或者该用小数点时用了分隔逗点。

C.日期。年月日在英文中的顺序学过英语的一般都知道,不过当年月日后面还有时、分、秒时,该如何排序,意见就不统一了;如果再加上北京时间或星期几,译文就五花八门了。如原文是“2008年  月  日上午9:00(北京时间)”,译文就成了_____2008  9: 00 am (Beijing

D.拼写。一般的拼写错误,可以使用word中的“拼写和语法”检查出来。检查不出来又常错的有:把plan的过去分词写成planed,joint venture写成join venture。这些必须通读文章才能检查出来。

除了最基本的语法错误之外,汉译英校对中遇到的最常见的问题是:

中文名词是事必躬亲,每次都不厌其烦的将名词的全称重复。但英文的主要名词出现过一次,在不发生误解的情况下都交给代词处理,或者省去修饰定语,只重复核心词。如果按照中文习惯将每个名词都一字不漏的译成英文,会让人极度生厌。这方面的名称主要有公司名、文章名、人名等。如Lanzhou Water Supply Company,第一次出现后,以后的可以用it指代或使用the Company代指。

以上是在校对过程中遇到的最常见的问题,由于积累所限,还恳请与同仁共勉。

再论八旗翻译科举的衰落

  清朝的翻译科举专为旗人而设,自雍正元年(1723)创立,一直延续至光绪末年,是八旗士子专有的进身之阶。已有研究指出这一制度嘉庆以降走向衰落,究其原因,乃是渐染汉习、满洲传统废弛所致。笔者认为这一解释尚不充分,制度本身的缺陷亦是其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

  逐渐衰落的发展趋势

  纵观有清一代的翻译科举,雍正元年至乾隆初年不断发展,甚至出现“入场人数,翻译与文童不甚悬殊”的景象。翻译乡试也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中额人数由雍正二年甲辰科九人、四年丙午科十一人、七年己酉科十三人,升至乾隆二年(1737)丁巳恩科六十三人、六年辛酉科六十四人。正如礼科给事中德山所言:“目今考试翻译之人,日增月盛,较之从前,实多数倍。”然乾隆十九年,高宗以此功名“转觉有名无实”为由,停止翻译乡、会二试。直到乾隆四十一年方因“近日满洲学习清文、善翻译者益少”重新开科。复开后的翻译科举在乾隆朝后期尚能维持乡、会两试,但已出现应考人数不足的困难,乾隆五十三年、五十八年的会试均因人数不足所定六十名之额而不得不停办。

  嘉庆时期虽设立宗室翻译科考,扩大了应试资格,但乡试中额最多的癸酉科不过四十人,己卯科仅有八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驻防翻译科考的设立,允许人数颇多的八旗驻防士子应试,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翻译会试难以为继的尴尬境地。据光绪朝《续增科场条例》记载,道光以降,京旗翻译乡试中举人数常常不足十人,会试举人主要来自各省驻防。如道光二十九年己酉科京旗乡试中额仅四人,各省驻防乡试中额十三人;咸丰元年(1851)辛亥恩科京旗乡试中额四人,各省驻防乡试中额十六人;同治九年(1870)庚午科京旗中额五人,各省驻防乡试中额十五人。可见,嘉道时期宗室翻译科考、驻防翻译科考的设立,虽全面扩大应试资格,但仅让这一制度得以维持,未能改变其衰落的趋势。

  满洲传统废弛为外因

  论及翻译科举的衰落,相关研究都归于旗人满语的退化。确然,翻译科举的发展变化与满洲传统逐渐废弛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入关后,八旗子弟身处汉文化中,满洲传统废弛现象日趋严重,康熙帝感慨“但恐后生子弟渐习汉语,竟忘满语”;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军表现怯懦,杭州、京师等地驻防旗兵耽于享受、军纪散漫,此类现象迫使清朝统治者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雍正帝指出“八旗满洲乃我朝之根本,植本不可不固”,发展八旗教育与设立翻译科举相辅相成,是其振兴满洲传统的重要举措。雍乾之际翻译科举的繁荣发展,表明这一制度对振兴满洲旧俗确有助益。

  乾隆十九年,高宗决定翻译乡、会二试永行停止。高宗作此决定,基于康熙朝翻译人才辈出的历史记载及世宗大力发展八旗教育的良好成果,忽略了时空环境的变化。实际情况表明,从乾隆中叶开始,八旗满洲、蒙古子弟不但蒙古语不能兼通,满语也日渐遗忘,书写满文时出现圈点多寡不合、任意长短违式的情况,简直“不识清字”。出于挽救满洲传统的需要,乾隆四十一年复开八旗翻译科举,但旗人满语荒废的趋势未能改变,尽管考试内容较之前更为简单,但中试人数越来越少。

  嘉道时期旗人满语水平严重下滑,应考人数明显减少,以满洲翻译乡试为例,嘉庆朝入场人数尚能维持在三四百人,道光朝入场人数却常常不足百人。旗人因满语不佳,作弊现象尤为突出,出现顶替、怀挟等行为。嘉庆二年顺天府童试竟出现三名“文敏”;嘉庆朝后期甚至有通晓翻译之人成为专业替考借此牟利的现象,以至中举之人有不通满语者;道光朝枪冒、顶替等作弊现象仍时有发生。为保证翻译科举继续运行,仁宗、宣宗予以整顿。首先,保证翻译科举三年一考的常规化;其次,设立宗室翻译科考、驻防翻译科考,扩大应试人群;再次,健全科考防弊措施;最后,完善翻译士子的升转之途。上述措施确有效果,旗人为求进取,渐习满语应举,各省驻防应试人数趋于稳定,翻译科举得以运行至清末。

  入关以来,旗人身处中原,渐染汉习,参加翻译科举的人数自然减少,翻译科举走向衰落似是必然趋势。但这一论证过程,忽略了翻译科举与满洲传统互为影响的事实。世宗重视八旗教育、设立翻译科举,旗人满语水平提高,应试之人逐渐增多;高宗因旗人满语荒废而复开翻译科举,刺激旗人的向学之心;嘉道时期改革翻译科举,激发旗人学习满语的动力,是这一制度延续至清末的关键。毫无疑问,满洲传统废弛的文化背景确实影响翻译科举的发展,是其逐渐衰落的外因,但制度的运行有其能动性,如果措施得当,翻译科举也会促进旗人满语水平的进步。故而,将翻译科举走向衰落的原因归为“渐染汉俗”,并不全面,制度本身的缺陷亦是重要因素。

  就翻译科举的考试设置来看,明显体现出仿文科举的特点,并未形成独立的考试体系。不仅考试流程、防弊措施直接参照文科举,考试内容也与文科举颇为相似。世宗曾要求参加翻译科举者,熟悉《古文渊鉴》《大学衍义》的满汉互译;高宗议定,翻译乡试于《性理精义》《小学》内,以汉字三百字为限出题。叶高树指出翻译科考题目都是从汉文儒家典籍中节选而来,与文科举的考试范围一致,只是答题使用的语言不同。翻译科举要求兼通满汉,实非易事,加之受汉人科考的影响,旗人很容易转向文科举。道光二十三年,因驻防翻译科考无人问津,谕令各地旗人士子“俱著改应翻译考试”。同治元年重开驻防科举时,特别规定“各省驻防取进翻译生员,应令专应翻译,不必兼应文试”。可见,翻译科举与文科举之间的密切联系,虽完善了发展过程,但也使其愈加依赖文科举而失去特色,身处汉文化的影响中,有志于功名的八旗士子自然更倾向文科举。

  翻译科举虽是旗人专有的进身之阶,但与文科举相较,翻译举人、进士未有明显的升转优势,这是限制其发展的另一因素。翻译会试取中者赐进士出身,地位同于文科举二甲进士,优秀者以主事用,次者选补知县。但因主事等官缺有限,翻译进士常常面临补缺的问题,候补期逾十年者不在少数,翻译举人候补期更长。文科举进士虽也面临官缺有限的困难,但二甲进士有馆选资格,且无名额限制,翰詹升转比部院升迁更为容易。就出路而言,翻译科举显然不如文科举。以清朝历史观之,深受皇帝倚重的八旗大臣多是科甲出身,如雍正朝鄂尔泰、乾隆朝阿桂、嘉庆朝那彦成、道光朝英和等。如此形势下,翻译科举呈现衰落景象。

  翻译科举的设立目的乃是选拔兼通满汉的八旗人才,为旗人入仕提供新的途径,暗含与文科举相较之意图。但统治者对此制度的具体设置尚不成熟,只能效仿传统的文科举,使其自设立之初便体现文场化倾向,加之未能为翻译士子提供更好的升转途径,旗人便逐渐转向文科举。再者,有清一代,一直需要大量翻译人才,如内阁中书、贴写中书、部院衙门笔帖士、库使、外郎、官学教习等,但翻译科举却趋向衰落,可见其在选拔翻译人才方面并不具备特殊地位,其他部院考试可以满足朝廷对翻译人才的需要。质言之,翻译科举作为选官制度,既没有形成独特的考试系统来选拔特殊人才,也不具备官员升转的优势,缺乏对旗人士子的吸引,制度本身的缺陷是其衰落的重要原因。

  清朝八旗翻译科举之设,源于世宗挽救满洲传统的考量,与雍正朝满汉兼重的八旗教育密切相关。但旗人满语荒废现象趋向严重,应考人数逐渐减少,是导致翻译科举衰落的外因。在制度层面上,八旗士子更易受汉人科考功名吸引而转向文科举。再者,这一制度并非有效的晋升途径,对有志于通过科举仕进的八旗子弟不具吸引力。质言之,清朝统治者想要建立独特的八旗科举系统,但因汉文化的影响及这一制度本身的缺陷,使得嘉道以降的翻译科举走向衰落。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萧萧凉雨歇,境物望中闲。风际片帆去,烟中独鸟还。
断桥通远浦,野墅接秋山。更喜陪清兴,尊前一解颜。

《陪包谏议湖墅路中举帆》译文及注释

《陪包谏议湖墅路中举帆》相关诗词

片石丛花画不如,庇身三径岂吾庐。
主人千骑东方远,唯望衡阳雁足书。

寓直久叨荣,新恩倍若惊。风清五夜永,节换一阳生。
潘鬓年空长,齐竽艺本轻。常时望连茹,今日剧悬旌。
枉步欢方接,含毫思又萦。烦君白雪句,岁晏若为情。

此身会逐白云去,未洗尘缨还自伤。
今夜幸逢清净境,满庭秋月对支郎。

年少一仙官,清羸驾彩鸾。洞宫云渺渺,花路水漫漫。
岁计芝田熟,晨装月帔寒。遥知小山桂,五马待邀欢。

繁花满树似留客,应为主人休浣归。

独酌复独酌,满盏流霞色。身外皆虚名,酒中有全德。
风清与月朗,对此情何极。

萧萧凉雨歇,境物望中闲。风际片帆去,烟中独鸟还。
断桥通远浦,野墅接秋山。更喜陪清兴,尊前一解颜。

昨夜裙带解,今朝蟢子飞。
铅华不可弃,莫是藁砧归。

专城书素至留台,忽报张纲揽辔回。
共看昨日蝇飞处,并是今朝鹊喜来。
鹤发州民拥使车,人人自说受恩初。
如今天下无冤气,乞为邦君雪谤书。
众人哺啜喜君醒,渭水由来不杂泾。
遮莫雪霜撩乱下,松枝竹叶自青青。

沈疴结繁虑,卧见书窗曙。方外三贤人,惠然来相亲。
整巾起曳策,喜非车马客。支郎有佳文,新句凌碧云。
霓裳何飘飘,浩志凌紫氛。复有沈冥士,远系三茅君。
各言麋鹿性,不与簪组群。清言出象系,旷迹逃玄纁.
心源暂澄寂,世故方纠纷。终当逐师辈,岩桂香氲芬。

权德舆,唐代文学家。字载之。天水略阳(今甘肃秦安)人。后徙润州丹徒(今江苏镇江)。德宗时,召为太常博士,改左补阙,迁起居舍人、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宪宗时,拜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徙刑部尚书,复以检校吏部尚书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卒谥文,后人称为权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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