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国各地已陆续截止2021年高考报名工作，各种高考信息扑面而来。其中，复读生不断增加的消息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官方虽未公布近几年的相关数据，但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项目发现：年，全国本科大学里第一代大学生（即特指父母没有读过大学、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进入大学的学生）一直保持70%以上的占比。同时，与非第一代大学生相比，更多的第一代大学生参加过多次高考（即复读），占比达19.91%。也就是说年，我国大学生多次参加高考（即复读）的比例达到17.47%，如果按照这样的比例推算，2020年的复读人数高达187.1万人。

另有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071万人，其中复读生达240万人，复读生占考生总人数的比例超过五分之一。

北京日报客户端在2020年8月3日曾发过一篇报道称，“来自本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复读学校精华学校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前来报名复读的总人数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两成。其中，超过600分的高分复读考生已接近百人，相比去年同期上涨约三成。”

可以说，复读生的不断增加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也引发了社会上关于教育公平的讨论。对此，部分地区对公办普通高中招收复读生进行了限制。如贵州、云南、四川、黑龙江大庆等地已明确表示：从今年开始，省内所有公办普通高中不再允许招收复读生或办复读班。

复读生越来越多，而复读的路子越来越窄，复读费也越来越贵……复读生面临哪些困境？为何重重困难之下，依然有那么多人选择复读？其背后揭示了哪些教育问题？

新高考背景下，复读面临几重难

新高考改革自2014年在浙江、上海试点启动以来，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分阶段、分地域稳步推进。在新高考背景下，复读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复读生将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教育家》编辑部从宏观政策层面进行了梳理，同时也在微观层面上采集了部分复读生、家长和老师的声音。

2020年，北京、天津、山东、海南作为第二批改革试点省市，迎来了首批“3+3”新高考考生。广东、江苏、河北、重庆、辽宁、福建、湖南、湖北8省市作为第三批改革试点省市，在2021年也将迎来新高考“首秀”。

高考模式的变动会让很多想要复读的学生感到无所适从。以湖南省为例，和现行高考“3+X”且文理分科（语文、数学、英语+文综/理综）不同的是，2021年湖南新高考将使用的是“3+1+2”模式，不分文理科。新高考包括语文、数学、外语3门全国统一高考科目和3门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简称选考科目）。3门选考科目分为1门首选科目（物理、历史科目中2选1）和2门再选科目（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科目中4选2）。

这就意味着，选择复读必须跟上高考改革的潮流，适应新的高考模式，需要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学科知识基础，以及未来的生涯规划来自主选择相应的高考科目。这无疑给复读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经历了山东新高考改革的一名复读生在网络上留言：“这一年真挺不容易的，新高考改革，课本上很多知识都改了，也增加了很多新的题型，一想到这一年要多背五六十首文言文和古诗，多学一整本政治书，数学不再分文理，我就非常崩溃。复读是场硬仗，要有良好的心态才行。”

多省要求各学校禁招复读生

2002年，教育部就曾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公办高中不得占用学校正常教学资源举办高三毕业复读班。公办高中禁止招收复读生的政策其实在一些省份已经执行多年，但在复读热难降的情况下，2020年被再次提起，且有更多省份开始实施。

贵州省教育厅发布通知：要求严格限制公办高中的规模，每个班级学生人数不超过50人，2020年秋季开始禁止公办普通高中招收复读生。四川省教育厅发布《关于规范2020年全省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提到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不得举办复读班，举办复读班的学校要严格登记学生信息情况。此前，云南省教育厅等九部门也发布了《关于印发云南省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要求普通高中一律不得招收借读生、择校生，公办普通高中不得招收复读生。

公办高中停招复读生，就意味着高考落榜生想要复读，只能去民办学校或培训机构。而这些地方的师资力量恐怕很难达到公办高中的水平，在复读前务必要对其实力进行一番考察。

一般而言，高三学生的复读费用，是与高考成绩相挂钩的，能考到重点本科分数，需要交的学费就相对较少，甚至免费。如果分数很低，那就需要交高额的学费才行。以衡水中学实验学校学年河北省内理科考生的复读费标准为例：666分及以上，学费2000元；551分～665分，学费25000元；550分及以下（将择优分批次录取）学费35000元。

这仅仅是学费，还不包括生活费和学习资料等费用。要知道，现在高中陪读的情况很普遍，尤其是高三，为了让孩子更加安心地学习，很多家长选择在学校附近给孩子租套房子，和孩子一起度过艰难时期。这样算起来，复读一年的综合开销很容易超过5万元，对考生家庭而言，须有一定财力基础才能支撑。

一名想要复读的高考生在论坛里写道：“我很迷茫！高考成绩只能上一个普通的专科，找学校的时候，要么就是学校太差，要么就是学费太贵。想过要不要复读，但是家里的人都不同意，因为今年的复读费太贵了，成绩不是很好的那种，不如选择去读专科。但读专科对于有些学生来说是不甘心的。”

对于艺考生来说，因为有专业课和文化课两方面的费用，复读费用则更高，甚至要翻几番。浙江舟山一名复读生家长余飞在采访中透露：“专业课的开销，因为去年儿子就在那家画室，已经缴纳了学费（每月11000元），今年复读就无须再缴纳学费，只要每月缴2400元的住宿费和3000元的学杂费。文化课方面，为了对薄弱课程进行针对性辅导，我们选择了15人的小班，从2020年12月6日到2021年6月4日，付了近10万元的学费。美术生复读的开销非常大，家里负担很重。”

对于复读生来说，心理压力过大，心态调整不好是他们最大的敌人。复读初期因为复读生比应届生有基础，所以成绩还不错，但到了第二学期就会被赶上，甚至反超。看着自己的成绩没有显著提高，很多复读生都会受挫甚至丧失自信。

辽宁省大连市高三教师王艳霞讲述了自己教过的一名复读生的经历：“小方是2017年参加高考的考生，曾一度被老师们寄予厚望，但是534分的高考成绩（过了本科线但没过自主招生线，他预期能考到600分以上）几乎打破了他对未来的所有设想。加之报考失利，小方只被专科院校录取，所以只能选择复读。那是我们学校最后一年招复读生。刚开始时，我每次在校园里遇到他，他总是乐呵呵地问好，感觉状态还不错，每次月考成绩都名列前茅，科任老师的反馈也很好。”

但是，2018年4月，小方的一张心理预约单递到了王艳霞手里。这次见到小方，王艳霞十分惊讶——他自信满满的阳光笑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疲惫和迷茫。小方说的第一句话，更是让王艳霞心里咯噔一下。“老师，我觉得自己要窒息了。”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沟通，王艳霞了解到，对于当时的小方而言，最大的困境是无法接受从高处到低处的落差。“他是跟着应届生的班级在复读，高三上学期，因为有之前的基础，他的成绩不错，人也非常自信。但他的自信是建立在别人的目光上，考得好，他就觉得别人看他的目光都是满满的崇拜。但他在一次月考没考好后，就觉得同学们看不起他了。这种消极的自我暗示增加了考试焦虑，结果必然影响下一次的应考能力。很多高三复读生表现出来的共同心理状态是低自信、高焦虑、孤独感。”不过庆幸的是，在王艳霞悉心的心理疏导后，小方终于战胜了消极心态，在2018年高考中以600多分的成绩考取了心仪的高校和专业。

相比之下，余飞正在复读的儿子还处于焦灼待解的心态中。为此，她也深感焦虑：“我现在很后悔让儿子复读。毕竟复读的压力很大。他每天睡得很晚，就要点外卖吃夜宵，体重急速增加，身体素质越来越差。随着浙江省美术联考的临近，再加上模拟考成绩不理想，他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消极情绪很严重，反应在身体上，要么心脏不舒服，要么胃痛，要么头痛。他不会打电话向我倾诉，打电话就是和我说今天哪儿难受想请假。但专业课其实不能随时请假，因为只要一不勤练，他的手法就会生疏。越是最后几天，越不能请假。老师也很担心他。我现在想的就是用什么方法能让他将内心的压力释放出来，顺顺利利地走完复读这一年。”

为何在新高考推行复读风险增大、一些地区公办普通高中不再允许招收复读生、复读费用越来越高等重重困难之下，依然有那么多人选择复读？甚至在复读生群体中“高分复读”的现象越来越常见？

高考复读：一种独特的教育现象

作为我国高中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高考复读由来已久。每年都有不少学生由于各种内在或外在因素，未能在考试中发挥正常水平，或是未能考取心仪的大学。许多高考落榜或自动“弃读”的学生，选择重新回到高中学校复读，再次或多次参加高考，这部分学生群体被称为“高考复读生”。这些复读生中，未能达到录取线的学生占大多数，但也有些成绩已经达到大学专科或本科线的学生选择回炉复读，而且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出现了所谓的“高分复读”现象。

如果从源头上追溯，我国自隋唐时期推行科举制度开始，许多考生就是通过反复多次参加考试，才最终考取功名。就高考而言，我国自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复读现象就一直存在。在2002年我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前，由于大学录取比例很低，不少考生都是复读多年才考取的大学，这种情况比较普遍，有些省份复读生占到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比例。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特别是随着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实现普及化，许多学生选择复读不是单纯地为上一所大学，其中相当部分的“高分复读”学生，是为了考取传统的“985”或“211”大学，“双一流”计划实施后，主要是瞄准考取“双一流”高校。

从政府层面来看，复读现象挤占了教育资源，是对教育公平的挑战，因此并不鼓励考生复读。2002年教育部就曾发文，禁止公办中学占用学校正常的教育资源举办高中毕业复读班。从2008年起，全国所有公办普通高中禁止开办复读班。在这种政策背景下，许多公办高中绕开政策开设分部，以及民办学校开办高考复读班，高考复读班仍在继续。

从学校层面来看，复读生能够带来收益，不仅包括高额的学费，也有复读生考取好的大学后，进而提升学校的社会影响力，甚至曾有一段时间，有些学校不惜通过免除学费或奖励等形式吸引“高分”学生复读。现在，复读生不再是“成绩差”的代名词。据有关调查显示，在某些省份的补习学校，有接近一半的复读生成绩在本科线以上。

从家长和学生的层面来看，高考复读同样是一场博弈。对于低分复读的学生，考取一所大学，是家长和学生的追求；对于高分复读的学生，考取更好的大学，从大专进入本科，从“二本”进入“一本”，从普通“一本”进入“双一流”高校，是他们的愿望所在。

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之下，我国高考复读热这样一种独特的教育现象始终存在。

高考复读的形成机理剖析

事物存在即有一定的合理性。高考复读的存在，同样有其相应的合理性。这不仅是当今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的延续。但是在新高考推出之后，高考复读的风险明显增加，高考复读生的比例依然居高不下，这种现象值得我们进行深思。高考复读现象的存在，究竟具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因素。

一是传统文化心理作祟。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等理念深刻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已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基因。因此，我国绝大部分家长都非常重视教育，希望孩子能够考取大学，并通过教育改变命运。

据有关调查显示，中国大陆的家庭平均要为每个孩子准备29万的教育学费，有超过93%的家庭为孩子请过私人辅导，这个数据位居全球首位。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培养一名大学生是光耀门楣的事情。尽管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出的学生社会地位和待遇也在逐步提高，但在广大群众看来，上大学仍然是比上职业学校更好的选择。即便有些孩子本身更适合技能技术教育，也选择在落榜后参加复读，足见家长希望孩子考取大学这种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

二是受“名校情结”的影响。对我国绝大部分家长和学生来说，“有大学上”是基本前提，“有好大学上”是更高的追求。目前，我国已经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毛入学率达到51.6%，各省份大学平均录取率达到70%~80%，有的省份甚至达到90%，上大学对于很多高中学生来说，已经不是太难的事情。在许多知名高中学校，基本上所有学生都能考上大学。

虽然大学易上，但只有相当少数的学生能够进入重点大学。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能改变命运，但是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在许多人眼里，只有考上好的大学才能改变命运。因此，“名校情结”成了高考复读的重要因素，少数学生即便已经考上了大学，还想着冲击名校，实现自己的“名校”梦想。

三是现实的利益驱动。家长不断加大教育投入，背后主要是功利思想的驱动。许多学生通过上大学获得体面的工作，实现个人的发展。大学文凭成了获取更多利益，进入职业发展的一块“敲门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与这种现实的利益驱动有着密切关系。

根据有关调查，对于个体而言，投资高等教育是回报率最高的学段，而能够就读高等教育中的名校，回报率远高于一般本科院校。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回报，在不能一次性实现考取大学、或进入理想名校的情况下，复读成了一种现实的理性选择。

四是选人用人的不当导向。相当长时期内，我国许多用人单位都存在以文凭取人、以名校取人，甚至“学历查三代”的不当做法。这意味着不仅要看“最后学历”，而且要看“学习经历”，尤其是“第一学历”。从人力资本运行的角度，以文凭对人才进行筛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人才选聘的成本，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与此同时，这种不当做法，剥夺了许多非大学生、非名牌高校大学生的就业机会。更不良的影响是，这样一种“指挥棒”，导致了整个社会不当的用人导向，更加剧了高考复读热。虽然国家有关政策文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纠偏和矫正，但在实际层面，一些用人单位仍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类似情况。

教育评价改革有助于高考复读降温

高考复读，从国家教育投入的角度来说，存在一定的公共资源的浪费；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来说，复读本身就隐含着较大风险，对于那些“高分复读”的学生来说更是如此。

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要建立科学的教育观、成才观和选人用人观，对五大主体提出了明确要求。应该说，新时代党和政府对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视，以及学校、家庭、社会的系统推进，必将有助于改变目前高考复读持续升温的现象。

一是党和政府要树立科学的评价导向。考生是否选择复读，这属于考生的考试自由。党和政府需要做的是建立科学的评价导向，通过进一步深化高考改革、创新考试方式方法，实现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给考生更多的选择权利和机会，而不是“一考定终身”。同时，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正确的教育观、成才观和选人用人观，打破“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的传统桎梏，破除“学历查三代”等不当的做法，保障不同院校毕业生平等的工作权益，以及享有同等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

二是家庭和学生要有理性的选择。客观上来讲，由于高考政策的变化，特别是新高考的推行，复读的风险性持续加大。对于任何考生而言，很难说复读一年，成绩就一定会优于现有成绩。从相关研究来看，近八成的复读生，再次高考的成绩并未得到提升。特别是对于已经被高校录取的考生，放弃现有就读的机会，机会成本并不小。综合以上几方面因素，在选择是否复读时，家庭和学生一定要谨慎而行。

三是高校要科学定位、办出特色。目前我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这意味着一半以上的适龄青年人都有就读大学的机会。但是上什么样的大学，学生具有选择的权利。因此，大学一定要加强内涵建设，提高办学质量。否则，没有办学特色的普通地方本专科院校，就很难受就业市场的欢迎，也就不可避免会造成许多学生即便考取这类院校，也要退学重新选择复读。而对大学来说，如果缺少充足的优秀生源，办学将会受到巨大冲击，甚至会出现倒闭的危机。此外，大学还要建立更加灵活的专业选择机制，允许学生根据兴趣申请调换专业，避免僵化管理。

四是用人单位要建立科学选人用人观。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向就是针对用人单位选人用人，提出要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促进人岗相适，旨在破解长期以来存在的“唯学历”“唯名校”的不当用人评价导向。只有在出口上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真正建立以品德、能力和贡献为导向的选人用人评价体系，让所有大学生具有同等的面试、就职、选拔的机会，享受同等福利待遇，相信绝大部分高中学生所谓的“名校情结”就会自动瓦解。

总体来看，《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出台，是党和国家最高层面对教育发展的一次系统性改革，通过多方协同努力，必能建立科学的教育观、成才观和选人用人观，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进而直接或间接推动高考复读热的降温。

（作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姜朝晖）

来源 | 本文刊于《教育家》2020年12月刊第2期